文学与政治：美国亚裔文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批评及其“华人话语”建构
时间：2020-03-28 07:58: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美国亚裔文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批评可谓是最为经典的文论路径，直接体现了亚裔，尤其其中的华裔的文化身份建构；而在当下它又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一种按图索骥的论证方式、一种漠然于“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论文力图通过对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亚裔文学批评界对东方主义理论的操用做一个动态梳理和观察，以求更客观而历史地评价亚裔的东方主义批评的形态、意义与局限。论文认为亚裔的东方主义批评的操用大体经历三个阶段：1. 1970年代，原生态的东方主义批评“发声”，致力于抨击族裔刻板形象；2. 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东方主义批评的涌现，并体现出强烈的文化研究特质；3. 进入新世纪，东方主义批评的进一步学术化、分散化。同时对每个阶段论文都加以具体的批评文本分析。
关键词：东方主义批评；美国亚裔文学研究；华人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3）1-0019-15在美国亚裔文学研究领域，赛义德式的东方主义理论可谓是最经典的文学批评路径，不少批评专著在其命名上就直接体现出东方主义理论的可操控性，如《思考东方人：现代美国社会的迁徙、接触与异国情调》（Hey Yu， Thinking Orientals： Migration， Contact， and Exoticism in Modern America， 2001）、《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G. Lee， 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1999）、《致命的拥抱：东方主义与亚裔美国人的身份》（Sheng-mei Ma， The Deathly Embrace： Orientalism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2000）、《语言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的东方主义》（Jennie Wang， 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 2007）等，而出现在期刊、论文集和访谈等场合里的东方主义批评根本就不计其数了。由于《东方主义》一书的恰到好处的出版时机——先是迎上美国1980年代的多元文化运动、接着遇到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下东西方之间对话与互动的时代欲求，赛义德越来越成为一种批判的“符号”，似乎一言及东方主义就必得称赛义德。不过，东方主义不是赛义德独创性的发现，抛开学术的修辞能力，就朴素的社会意识而言，赛义德只是当时行走在思想前沿的人物之一。1970年代，在《东方主义》一书出版之前，美国的华埠，或者从种族的角度上说美国的亚裔的社群里，就已经有了旗帜鲜明、掷地有声的一声大喊：“哎——咿！”。“哎——咿！”是中国话里最常听见的呼唤的声音，当时一本亚裔文学选集以它为题——《哎——咿！美国亚裔作家文集》（Jeffery Paul Chan， Frank Chin， Lawson Fusao and Shawn Wong， eds.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1974），在该书的“前言”部分编者们特地指出“哎——咿！”所指向的是一吐胸中块垒的“发声”（articulation）行为。这个发声行为的主体是自称为亚裔美国人的社群，发声的内容是对美国对亚洲人——这里亚洲人主要指东亚人和东南亚人——一百多年来的东方主义式的人种和文化上的歧视性话语的反抗。本文将从这个“发声”的时刻开始对东方主义批评的“发现之旅”，去探寻在亚裔文学研究这样一个本身就融合种族、民族、身份、性别、阶级等多种政治话语的文学场域里，像东方主义批评这样政治色彩浓烈的思维和阐释方式曾经孕育出了怎样的学术话语与研究旨趣，曾经如何从文学中提炼出适宜的意义，以建构出“华人”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一、“发声”：原生态的东方主义批评
美国亚裔文学研究里的东方主义批评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当时原生态的东方主义批评“发声”，致力于抨击族裔刻板形象。
以华裔美国人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亚裔美国人进入一向充满政治斗争的张力的美国文学传统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①进入的力量来自在所谓“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文学和艺术的话语中刚刚长大的年青的一代。②就亚裔中的华裔作家的创作来说，在七十年代以前已有相当的文学作品出现，主要是几部“唐人街文学”，如刘裔昌的《父亲和裔昌》（Pardee Lowe，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黄玉雪的《华女阿五》（Jade Snow Wong，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林语堂的《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1948）、黎锦扬的《花鼓歌》（Chin Yang Lee，Flower Drum Song，1957）和雷霆超的《吃碗茶》（Louis Chu，Eat a Bowl of Tea，1961），但是它们只是单个的文化事件，作家和作品间并没有构成统一的、有主张、有对话的文化群体。另外，那时华裔美国人对自身的形象定位还只进化到“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境界，对和“黄祸论”形成对比的“模范族裔”的说法华裔社会基本还是满足的，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柔和”的形象里存在的刻板形象的陷阱和规训机制。
1960年代末，亚裔以对“种族主义”的批判进入美国的讲求政治性的文学传统。正是因为针对种族主义“发声”（articulate），所以最初发声的主体是“亚裔”这一政治联盟。当美国的中国裔、日本裔和韩国裔的年青学生团结为亚裔联盟，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们首先明确的是一个称呼的问题，那就是用“亚裔美国人”（Asian American）来替代“东方人”（Oriental）的说法，③因为“东方人”一词已经浸透了负面的种族色彩，它所承载的以西方为中心对东方民族和人群的描述和想象使得它的含义发生明显滑动，从客观的指称滑为劣等和弱势的隐喻。从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一种原生态的东方主义批评浮现于美国社会文化斗争话语里，代表人物就是后来文化姿态越演越激进的赵健秀（Frank Ch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