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皇帝》风波的前前后后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杂志第2卷第15期上有一篇署名为“易水”写的《闲话皇帝》一文，这是一篇随笔，泛论包括世界上古今中外的皇帝，特别是那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文章也涉及到日本天皇，它是这样说的：

”……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买的了，这就是说，他们虽拥有皇帝之名，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

文章发表后的两三天，上海的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在日本侨民聚居的虹口文监师路(现在的塘沽路)和虹口公园一带，有日本浪人举行示威游行，打碎了北四川路上多家中国人所开商店的大橱窗玻璃。

租界当局立即进行干涉，宣布临时戒严……

《新生》与《生活》

《新生》周刊1934年2月10日创刊，到《闲话皇帝》发表时，面世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她在中国却有着很大的影响，每期发行量达10万份，在全国期刊中名列前茅。这样短的时间，《新生》能有如此巨大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在她面世前两个月被国民党封杀的杂志——《生活》周刊。

《生活》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1925年创刊于上海。邹韬奋在第二年接任主编。《生活》最初是为了对青年进行“职业指导”和“职业教育”，以后，不断地改进其内容和形式，而且，随着事业的发展，改良主义色彩也逐渐淡化，其宗旨“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内容的进步，渐渐扩广到实际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邹韬奋语)。九·一八后，它经常尖锐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压制抗日言论的行径，强烈的抗日救亡和社会主义倾向在《生活》中占了主要地位。《生活》成了“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其发行量直线上升，到1932年底发行量已超过15万5千份，创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生活》的变化和行动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拥护。相反，国民党当局却把《生活》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起初，他们试图收买邹韬奋，示意要派人驻《生活》“指导”言论，后来又改用高压手段，如禁邮和查禁《生活》，逮捕邹韬奋等。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生活》由胡愈之、艾寒松等主持。同年12月，《生活》被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了。

《生活》停刊后，“挚友杜重远先生即着手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邹韬奋语)

杜重远1897年3月15日(农历)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镇凤凰岭屯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他在沈阳公费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瓷业科。1923年春，他集资10万元在沈阳创办了辽宁肇新窑业公司。尽管这个公司当时规模并不大，但是却是东北第一座机械制造砖窑的企业，产品畅销东北各地，打破了日本人对建筑新式砖瓦的独占。1928年，张学良曾应邀赴该厂视察，并拨款投资。杜重远成了一位精干的实业家，还任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工会(指工业界)会长、张学良的“司令长官公署”秘书。

九·一八以后，杜重远为抗日到处奔走。在上海他走访了邹韬奋。杜重远一直是《生活》的热心读者，见面后俩人谈得很投机，由“神交而成为莫逆”。杜重远被聘为《生活》的特约通讯员。邹韬奋很赞赏杜重远的爱国热情，对他的写作才能也很有好评，说他“精明干练”。《生活》停刊后，杜重远决心再办一个刊物，继续为数十万读者提供精神食粮。

《新生》创刊后其式样与《生活》十分相似，第一期由生活书店赠送给《生活》的老订户。所以，一些读者误以为《新生》是《生活》的复刊，杜重远不过是邹韬奋的化名。《新生》的工作人员是《生活》的原班底，“表面上由杜重远负责，一切均仍旧贯，编辑仍由艾兄负责”(邹韬奋语)。艾兄即为艾寒松。艾寒松原名艾逸生，复旦大学学生，1931年4月毕业后受邹韬奋邀请来《生活》，成了该刊的骨干，也成了邹韬奋的得力助手。艾寒松的“寒松”是他第一篇文章的笔名，为邹韬奋所取，艾寒松很喜欢，渐渐地就把笔名当了真名。《新生》创刊后，艾寒松又协助杜重远主持编辑和发行工作。《闲话皇帝》就是他以“易水”的笔名写的。

《新生》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与《生活》十分相似。它有一专栏叫“老实话”，相当于《生活》的小言论，其发刊词即为“老实话”的开篇。从《新生》全部73期的“老实话”来看，它们所议论的内容虽各不相同，但是其重心都是抗日救国。“老实话”很受读者的注目和欢迎，而国民党政府却对它极为反感，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老实话不要说的太老实了吧，当心得罪了洋奴，触犯了权贵。然而，“老实话”始终不畏强暴，不失自己的战斗风格。1935年6月30日在被勒令停刊的《新生》最后一期上，“老实话”以《告别读者诸君》为题慷慨陈词：“本刊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这牺牲是光荣的，我们所乐意的。……亲爱的读者诸君，请记住过去的屈辱，认定正确的路线，鼓起斗争的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让后代的人们知道，最后胜利不是属于帝国主义，到底是属于被压迫人民啊。”

压力下图民党要杜重远“体念时艰”

《新生》第2卷第15期发行初的几天，日本人闹过一阵之后，暂时没有大动作，在暗中观察国民党政府有什么反应。一个多月后，他们见国民党政府无动于衷，决定继续施加压力。

6月24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突然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递交照会。照会认为《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对日本天皇非常不敬，引起日本臣民和居沪日侨的极大愤怒，事态极为严重，中国政府应迅速处理此案。照会内还附有《新生》杂志一册。吴铁城细看了《闲话皇帝》，十分尴尬，当即表示歉意。

国民党上台后，在国统区实行了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1933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率先在上海实行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图审会”设立主任委员一人，由中宣会主任秘书方治兼任；副主任一人，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长姜怀素兼任；秘书一人，由中宣会文艺科总干事项德言兼任，负“图审会”的实际责任。“图审会”下设文艺、社会科学两个审查组，组长由中宣会总干事钟宪民、朱子爽分别担任，中宣会文艺编审两科的干事陈煦、张增益担任“图审会”的审查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调来王新命、戴鹏举协助审查及联系等工作。《新生》创刊后，就一直由张增益负责审查。当初在审查《闲话皇帝》时，张增益觉得文章事关日本天皇，要慎重些，就去和朱子爽商量。两人研究后认为文章虽然涉及日本天皇，但只是推重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审查标准没有矛盾，决定放行。因此，《闲话皇帝》上盖有“审查讫”的图章。同时，《新生》第2卷第15期上也印有“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证第一五三六号”的字样，准许出版。5月4日，该期的《新生》出版后复审，并按惯例寄一份给国民党中宣会复审，均未发现问题。

所以，当吴铁城表示歉意后，日本总领事紧接着问道：“《新生》周刊刊载了对我国天皇不敬文字，为什么还取得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字第一五三六号审查证?”他责问道：“贵国政府总是说要敦睦中日两国邦交，为什么还允许这种足以影响两国邦交的文字发表和流传?这是不是含有排日的意思?”吴铁城表示，中国政府决无排日意图，且一贯主张与日亲善，决无容许有排日宣传，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希望日本总领事谅解；至于《闲话皇帝》一文，是偶然事件，不能说是纵容反日宣传，原文是否送审，以及怎样取得审查证的，待日后查明答复。石射猪太郎随即提出要求：第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第二，惩办《新生》负责人及文章作者；第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第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第五，保障不再发生同类事件；第六，保留提出其它要求。吴铁城表示接受，但惩办《新生》负责人及作者一事，系属司法范围，而且该刊位于租界，只能移交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办理。石射猪太郎最后要求迅速处理此案，以免事态扩大。

为了与石射猪太郎的行动相配合，日方竭力制造紧张形势：日本军舰不断地开进吴淞口，海军陆战队伺机行事，虹口的3家日文报纸进行威胁性宣传，并对杜重远的历史作了详细的介绍，说他是著名的抗日活动家，《新生》是抗日刊物，由张学良提供经费。

日本总领事离开市府后，吴铁城立即找来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要他立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并在24小时内将生活书店及全市各书店所存该期《新生》一律没收封存，不许继续发售。接着，吴铁城询问项德言《闲话皇帝》文稿是否经过受审。一听稿件是经过审查的，吴铁城当即在电话中发起火来，斥责审查员玩忽职守，放走了足以影响中日邦交的文字，他表示要查明原因追究责任。项立即找张增益进行查问，声色俱厉地责问道：“你为什么放走《闲话皇帝》的文稿?现在日领事已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封新生杂志，惩办与本案一切有关人员，并要求中宣会和上海市府道歉，你这样疏忽职守，引起了这样重大的外交交涉，你能负起这一责任吗?”

吴铁城还打电话给在南京的方治，要他马上来上海处理。方治连夜与萧同兹(中央社社长)、齐世英等人赶来上海。他们商定，只有杜重远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新生》擅自刊登的，才能摆脱政府的责任，较易结案。但他们又感到这样办很棘手，因为杜重远是个进步人士，与沈钧儒等关系极深，决不会轻易承认此事。文鸿恩献计说：“我们不妨先采取威胁与利诱的办法，要求杜承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用特种办法对付。”所谓“特种办法”就是恐怖手段。大家表示赞同。

24日那天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潘公展、童行白、项德言等人也连夜赶到已迁到福州路384弄4号3楼的《新生》编辑部，找《新生》负责人谈话，其内容是：将来在法庭上《新生》出庭代表不得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审查”的；如果《新生》周刊将来要请律师出庭辩护，所请律师要经过他们的同意；赶快通知在江西的杜重远，要他本人亲自出席法庭。那天晚上，来人还想索回本期盖有审查图章的清样。《新生》负责人用种种借口推说清样不在编辑部，随后就把清样和有关证件秘密置于银行保险箱。《新生》周刊这期的送审证，现在在上海邹韬奋展览馆里陈列着。

在江西的杜重远闻讯《新生》出事，立即回上海。他销毁了《闲话皇帝》的原稿，劝艾寒松迅离上海。艾寒松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秘密去了法国。1949年以后，艾寒松从事中共理论宣传工作，著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书。“文革”中艾寒松被康生之流迫害致死。

在最初的两次交涉中，杜重远表示，文稿是经过审查的，有证据在，政府不应该曲询日方的要求，让他受法律的制裁；作者易水，因来稿未附住址，无从寻找，果真要判罪，他愿独自受刑。杜重远认为，现在《新生》周刊已经查封，政府可以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针对杜重远的强硬立场，文鸿恩向吴铁城请示，是否执行“最后办法”。当时上海舆论界对此事十分不满，吴铁城害怕对杜重远执行“最后办法”要惹起公愤。

日本总领事连连催逼，坚持要中方道歉，否则不肯了案。日本浪人又不断地去“图审会”门前寻衅，企图扩大事态。“图审会”职员奉命，绝对不准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当局只得再找杜重远进行劝说。他们要他体念时艰，以党国为重，以地方为重，自己负起法律责任来，不要牵连政府，以免扩大事态。他们表示，要是能够一致对外，即使法院判了罪，也是为了敷衍日方，法院判决可以暂缓执行，杜重远还可以做他的工作。吴铁城还亲自出面请杜重远吃饭，恳请他出庭，允诺只罚款不判刑。商谈至此，杜重远才允诺不牵涉“图审会”，到法院去受审。双方商定搞一次假审判。开庭之前，吴开先又去找杜重远，再次恳请杜氏投案受审，法院保证决不为难杜重远，至多不过是罚款，一切费用由市党部负担。

法庭抗争假审判变成冤狱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是在1935年7月初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上诉的。此案共开庭两次。第一次对杜重远、易水予以侦查，出席旁听的仅有二、三十人。由于易水传讯无着，法院认为杜重远应负刑事责任，着令其交500元法币及随传随到商保外出，听候公诉。开庭那天，吴开先用私车接送杜重远，取保的500元也是市党部出的。

第一次开庭以后，日本人闻知此案最后要以罚款了事，认为判得太轻了，又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上海的日文报纸，说中国当局办事不力，声称要国民党中央党部负全部责任。日本武官对日本记者发表谈话，进行恫吓，说《新生》之事非外交方式所能解决。

上海市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次审判。他们又派人向杜重远疏通：恳求他声明《闲话皇帝》未经“图审会”的审查，恳求他弄个假“易水”出来承担责任，并作了一些与以前一样的承诺。

第二次开庭是在7月9日上午。那天，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示威，日本的武装便衣和浪人四处密布。英工部局警察全体出动，维持从虹口的日军司令部到北浙江路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秩序。为防意外，法院四周还有大批租界的探捕、法警。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特务也在维持秩序。开庭前的几个小时，人们就陆续涌到法院，里里外外，到处挤满了人群，其中有日本侨民代表、日报记者以及其他中外报纸与通讯社的许多记者。日本总领事秘书田中也在特别席上出现，似乎是来监审的。

开庭审理的有庭长郁华等人。杜重远与辩护律师吴凯声准时到案。吴凯声是潘公展、齐世英随同杜重远夫人一起去他家请来的。“新生”事件这个案子很棘手，辩护律师要出庭辩护发言不能不涉及天皇，稍一不慎，可能又被认为“侮辱”天皇。当时日本浪人扬言要打死出庭辩护的律师。但吴凯声还是决定出庭为杜重远辩护，并决定不带自己的帮办律师。他在开庭前曾与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郑钺(留日学生)联系过。他俩认为此案外交分量重于法律，日本是想借机寻衅制造事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要慎重处理，但日方的无理要求，对中国司法的干涉应加以拒绝。

10时，正式开庭，首先由郑钺提出公诉。他说：“《闲话皇帝》一文，对各友邦元首均有论及，而于日本天皇，所述尤多，且有诽谤之言论。著作人易水屡传无着，自应由该发行人兼编辑负责全责。依新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二项，旧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诽谤罪及新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加重本刑三分之一，请求法庭上依法从重处理。”接着庭长郁华问道：“《新生》为什么登载侮辱友邦元首的文章?”

杜重远说：“文章只说元首是个生物学家，是一个学者……且无攻击、侮辱之意。”

郁华说：“文章中说，如果他的毕生精力，能用在研究工作上，则成就更大，对友邦语带讽刺、嘲笑，不讲礼貌，知道有罪责么?”

杜重远回答道，我向在东北创办实业，自东北事件发生后，即来沪任生活书店主办《新生》周刊。该刊为生活书店所代销。4月初我赴江西举办实业。(吴凯声即出示信函一件，以证明杜当时确在江西)编辑事务托人代理。《闲话皇帝》一文是由代理人发排付印的。事后观其内容，作者系以学者立场漫谈各国的君主。但可确定作者并非留日学生，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与他国不同。我是留日学生，不能认为作者崇拜天皇之学问，便可不必顾及其它影响。若当时我在上海，此稿决不会刊出，但失察之责，我应负担，故现在表示遗憾抱歉。至于易水其人，因所投之稿，为不受酬者，故既不知其地址，底稿也无法找到。法院交我们代转的传票，没有转到。原因就在这里。但文章并无侮辱天皇之意。希望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应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外交。再者，日本军人专横跋扈，侵占东北，如天皇能对军人加以约束，何至如此!这不是讽刺，而是规劝。如天皇睿知，应令日军撤出东北，还我河山。

郁华说，这属于政治问题，应由政府办理，不容在刊物上随意发表。该文讽刺、嘲笑，有损邦交，触犯刑章。

接着，吴凯声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发言：一是《闲话皇帝》并无攻击、侮蔑之处；二是各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日本无权干涉我国内政；三是《闲话皇帝》发表时，被告不在上海，不知者不为罪，虽有失察之责，而被告已当庭表示抱歉与遗憾。如法庭认为被告应负刑事责任，亦请依照刑法第七十四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予以缓刑或易科罚金的处分；四是我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一日不撤兵，东北人民一日无家可归，其中痛苦，应由谁来负责?总之，本案杜重远不应负刑事责任，应宣告无罪，立即释放。

吴凯声发言后，郁华宣布辩论结束，随即退庭到后室商议。据闻，田中也进入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几分钟后，庭长出庭宣判：“杜重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处徒刑一年二个月。《新生》周刊2卷15期没收。”被告律师请改判缓刑或易科罚金，法官答以“环境不许可。”律师又请求上诉，在上诉期间内交原保。法庭认为，依刑法六十一条之规定，不得上诉，不能交保。郁华最后问道：“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杜重远愤怒地回答：“爱国何罪?”“中国的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法律，法律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中国不应受外人的干涉，应该宣判我无罪!”

杜重远就这样上当受骗，被法警立即押送到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执行。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对所判不服，提起上诉，被高二分院刑庭驳回。7月22日，侯御之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结果还是驳回，维持原判。

在此之前的7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名发表通电：“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后国民务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还电令各国民党省市党部转饬当地出版界及报社、通讯社等：“本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国体，以万世一系著称于世，其国民对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世人所能想像者。记载评论，稍有不慎，动足伤其国民之感情。一年以来，本会迭次告诫，所幸尚能遵守。不意该新生周刊，有此意外之记载。除业经另案处分外，并为防止将来再有同样情形发生起见，兹特地再行切实告诫，着即转饬当地出版界及各报社通讯社，嗣后对于此类记载或评论，务须严行防止。再关于取缔排日运动，中央迭经告诫，应遵照本年6月10日国府明令，转告各级党部同志，并随时劝导人民，切实遵守，是为至要!”

中宣会认为新生事件引起的中日纠纷，“图审会”未能在审查时将《闲话皇帝》一稿予以查扣，负有主要责任，最初决定将张增益定罪，但《闲话皇帝》的最后放行，系由审查组组长朱子爽所决定，因此，单独惩处张增益而置朱子爽于不顾，难以服人。但是，朱子爽是中宣会主任委员叶楚伧之亲戚。于是，7月8日，将该会自秘书项德言以下职员，全部撤职，以示惩戒。“图审会”也无形撤销。同一天，高二分院明令停止《新生》发行。

7月9日，叶楚伧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沪法院对新生周刊负责人已予以严厉之判决，在事理上，此案可告结束。兹特郑重负责声明：国民党对中日关系所取之态度，与蒋汪两先生之政策完全一致，对于中日间任何问题，均愿以诚恳和平之态度，谋圆满之解决。”

“新生事件”开了个很恶劣的先例。之后，类似“新生事件”的事件层出不穷：上海华文《大美晚报》副刊“文化街”拟载《新生事件感言》一文，被迫取消；四马路文华图书公司出版的《日本侵略中国漫画鸟瞰图》及《日本侵略满蒙铁路网之计划图》被没收，经理王熙卿被起诉；舟山路塘沽路口一小书摊出卖抗日连环画，被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以违背中央敦睦邦交的罪名，判处徒刑2个月；四马路北新书局的《暴日侵略东北的研究》一书被老闸捕房根据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抄去……

舆论强烈抨击日本和国民党政府

“新生事件”期间，上海《字林西报》披露了美国一件与“新生事件”相类似的事情。美国《时髦社会》(VanityFair)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日本天皇拖着一架炮车，车上载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证书。日本外务省认为该画蓄意侮辱天皇，对美国提出抗议。美方认为，政府对于出版物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日本的抗议不予理睬。而漫画作者格罗泊则表示，该画的目的就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至于日本态度的如何，他管不了那么多。日本对此也无可奈何。大概是为避免尴尬起见，国民党政府通电全国海关禁止《时髦社会》杂志入境。

但是，围绕着“新生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始终受到海内外舆论的抨击。

7月9日，当庭长宣布判决后，占满全体旁听席座的听众，对法庭的无理判决发出了一片嘘声，并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爱国无罪”、“坚持正义，反对强权”、“维持法律尊严”等口号。他们还掏出身边的铜元掷向法官及日本记者，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在场内散发“拥护反帝抗日的新生周刊”的传单。法警全体出动，驱赶群众。被赶出来的听众，当即组织了“新生事件后援会”。他们向海内外印发传单，披露事件的真相，以后还前往监狱探望杜重远。

7月22日，《申报》载有前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致上海市商会的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忆民国十六年以前，我市民苦于外人操纵之会审公堂，几经奋斗呼号，遂有十六年一月一日，收回会审堂改组为临时法院，更进而十九年四月一日改设今日正式法院之成果。不意在新《刑法》实施之初，即发生剥夺上诉权之裁判，并故意剥夺法律上所许可之权利，此而容忍，此而不加纠正，则今后我三百万市民之财产生命，毫无保障，将来推及全国，后患之深，更何堪设想!”上海市商会接函后即转上海律师公会研究。律师公会于7月24日呈请司法部纠正。

“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海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

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眼淋浪其难禁。”

这是沈钧儒在“新生事件”宣判后第5日所写的一首感怀诗。他还赶到南京向司法部提出抗议。

“我于一九三五年五六月在美国旅行到芝加哥时，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论坛报》上看到长电，详载‘新生事件’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情形，……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邹韬奋从美国得知此事后，取消了拟议中的日本之行，立即启程回国。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月刊，继续战斗。

同年年底，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集》的《后记》中论及了国民党“图审会”和“新生事件”。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图审会”“如此善行，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竞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号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

日本军阀原来准备以此为借口，扩大事态，再次进攻上海。第二次审判后，许多日本报纸，包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都认为判刑太轻，指责日本外交“软弱”。但各国舆论，如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法国《巴黎时报》等评论，痛斥日本小题大作，以强凌弱。日本一些正义之士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1935年7月26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了日本著名评论家室伏高信对“新生事件”的评论：“对日本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即其他外国，亦屡见不鲜，然独对比日本武力国力薄弱之中国，竟小题大做，实非大国之态度，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

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华侨报纸，还强烈抗议、痛斥了国民党政府的懦弱、妥协。如7月22日，上海华文《大美晚报》载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给申报报馆暨海内外各报馆、各团体的通电。通电说：“天祸祖国，外侮侵寻，华北退兵之车轮犹新，上海《新生》事件又起。强敌野心，国人皆知。有皮币犬马珠玉不得免焉之日。所不可解者，《新生》杂志刊载一篇平常臧否政治制度得失之文章，编者杜重远被判徒刑十四个月。法院为司法独立机构，乃不能根据人权保障言论自由之律，主持正义，竟不惜弃刑典，作为媚敌工具，法律神圣扫地无余……本会顾念民气消沉，国之无日，义愤填胸，专作声援，愿国内各报馆、各团体一致抗争，彻底援助，俾此文字冤狱，得以平反……兹直接寄交杜重远君汇票一千元，作为上诉费用，希转达为荷。”

“新生事件”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假审判变成真冤狱，各界的抗议，群众的示威，加之《闲话皇帝》的审查证还在杜重远手里，使得国民党政府十分被动。为了平息众怒，他们在杜重远服刑期间予以特殊的条件。碰巧，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又是东北人，是杜的朋友。因此，杜重远住在漕河泾监狱后面特地为他所筑的3间平房，有自己的炊事员，能与外界来往，能读书、会客。

受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托，胡愈之、邹韬奋等经常去探望杜重远，向他转达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通报一二·九运动等上海、全国抗日救亡的斗争和新形势等等。杜重远十分兴奋。他赞成《八一宣言》的精神，赞成抗日统一战线；他称赞学生爱国运动是“可以震天地泣鬼神，比世界上任何勇敢民族，都当之无愧”。对国民党污蔑学生运动，他认为“中央与地方当局应如何探本溯源，自己问问自己对国事应有怎样抢救危亡的实际行动……请问在一党专政之下，有怎样的大党，有多大的金钱，能于一礼拜内发动了几十万的全国学生运动”

“新生事件”对东北军上层人士震动很大。大批东北军人员趁来上海、南京办事、开会的机会来探监。挚友高崇民(原张学良的秘书)特地从北平赶来看望杜重远。杜重远约了胡愈之与高崇民长谈，商讨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反蒋抗日的可能性。高崇民同意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反蒋抗日，并表示要去西安说服张杨。他带了杜重远的亲笔信，通过杜斌丞见到杨虎城，又将杜重远等起草的建议信面呈张学良，劝张学良停止“剿共”，保存实力，西北联合，共同抗日。张学良很高兴，派高崇民代表他去见杨虎城，消除张杨之间的误会。

1936年春，杜重远生病，转入了虹桥疗养院软禁。4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大”后到上海，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亲自驾车把杜重远接到郊外偏避的树林里，敞叙国是见解，再次交换了东北军、西北军与共产党合作，实行西北联合，共同抗日的认识。张学良表示，要尽力营救杜重远，希望他在出狱后能到西安工作。同年8月，杨虎城也借治牙病之名，住进了虹桥疗养院。两人朝夕相处，商讨大策。

张杨的团结合作是多方面工作所促成的，而上海方面杜重远等进行的工作，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学良的警卫官说过：“由于杜重远和高崇民等人的教育，给他(张学良)指出了前途和出路，走了联共的道路。”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出狱，受到上海各界的热烈欢迎。西安事变爆发后，杜重远被陈立夫认为是幕后策划者，被软禁起来，后又押到南京，直至蒋介石飞回南京后才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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