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从“新月”作家到“末路”外交家
时间：2020-04-04 08:00: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打开文本图片集
叶公超（1904～1981年），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出身官宦世家。1926年秋，年仅22岁的叶公超登上北大讲台，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7年～1938年间，叶公超相继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1年步入政坛，先后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国民政府外交部。
“新月派”的领军人物
叶公超虽早年丧父，但在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的叔父叶恭绰的悉心抚养下，自幼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五四运动”期间，热心学生运动的叶公超被其叔父安排赴美留学。1925年，叶公超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6年又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叶公超在美国求学时，曾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赏识，弗洛斯特甚至称赞叶公超会成为中国的“泰戈尔”。
1926年，叶公超在北大任教期间结识徐志摩、林语堂等人，很快成为“新月派”重要成员，在文学圈崭露头角。1928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叶公超发表文章《写实小说的命运》。1932年9月，叶公超接编《新月》，并主持“海外出版专栏”，介绍海外文学近况。叶公超虽是“新月派”的领军人物，但对“新月”的仇敌——鲁迅的文学成就评价颇高。鲁迅去世后，叶公超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文章《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历数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方面的成就，指出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之伟大。在叶公超看来，“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全面抗战爆发后，叶公超为保护其叔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为借口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但他誓死不屈。这次入狱的经历使叶公超对日本侵略者仇恨入骨，他的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趁机动员他弃文从政，为国家服务。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叶公超遂决然告别学界，步入政坛。
参与战时国际宣传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日本南进野心日益暴露，新加坡成为中国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基地。初入政坛的叶公超被董显光派赴新加坡，其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正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评论的那样，叶公超的宣传是衡量对方的身份来扮演自己的角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很快与英国政府及新、马两地华侨社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为其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中国军队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和1939年的首次长沙会战中战果辉煌，蜚声中外，叶公超围绕两次战役作过一次相当传奇的英文演讲，并在新加坡广播电台播出。当时，由于叶公超迟到十多分钟，且有醉意，准备的讲稿不过是一张写有一些数字的纸条，因此电台工作人员有些担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叶公超却在麦克风前侃侃而谈并列举了大量数字，比如毙敌多少，生擒多少，获敌大炮、轻重机枪、弹药、坦克、战车多少等。第二天，中英文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全文刊出叶公超的广播演讲，有的报纸还撰文加以评述，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面对日本横扫东南亚的危局，英国当局利用叶公超的人际关系，出面动员华侨组织“新加坡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组织工商界人士及老弱妇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并动员华侨给予英方以军火、经费方面的支援。此外，叶公超还组织了五支华人自卫游击队，加入英方的战斗行列。1942年2月16日，新加坡沦陷。在一位英国军官的帮助下，叶公超绕道爪哇、印度等地，经过三四个月的跋涉回到重庆。
由于在新加坡的出色表现，加上剑桥的教育背景，叶公超在返回重庆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伦敦办事处主任，主持对英宣传，并负责指导全欧的国际宣传，直到1946年才返回国内。
与美国交涉西藏问题
1947年3月，叶公超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其间，叶公超为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美国就“西藏商务代表团”访美签证问题进行积极交涉。
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组成了一个由孜本·夏格巴率领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拟以商务为名，出访英、美，争取英、美对西藏“独立”的支持。为此，西藏地方政府给该团的成员印发了西藏的“护照”，指令他们在旅途中尽量使用这种“护照”。1948年7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夏格巴使团签发赴美签证，引起国民政府强烈不满。7月12日，叶公超就此事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了口头声明与质询，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西藏当局并无办理外交的权力，其所发旅行证件，不能代表中国护照；针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根据夏格巴等人所持“西藏护照”签发入美签证一事，叶公超要求美国政府说明其是否改变了承认中国在西藏之主权的既有立场。美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当即表示，美国向来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并无变更其对西藏立场。在叶公超以及驻美大使顾维钧等人的坚定交涉下，美国国务院表示，发放签证乃是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发放签证规定的误解所致。此后，在接待夏格巴一行的问题上，美国被迫尊重中方的意见。
在大陆的“末路外交”
1949年1月，叶公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5月，出任外交部长。尽管叶公超颇有外交才能，但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他所进行的外交活动成效有限。
保护侨居各國华侨的合法权益是国民政府战后外交的重要任务。叶公超在外交部任职期间相当重视护侨事宜。1947年8月，中国侨民在印尼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处于异常危急之境，叶公超呼吁当地政府给予华侨以充分保护，至少使华侨有自卫机会，但在提到南京政府应负的护侨责任时，他却强调，华侨在海外各地生活已久，不易撤返祖国，就地保护是惟一可行的妥善方法，将护侨的责任推卸给印尼政府与荷兰政府。
针对1949年一二月间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6月～8月间苏联在莫斯科秘密接待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贸易协定等事件，叶公超于8月6日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苏方上述做法违反1945年8月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照会的规定。但苏联政府对一个“末路政府”的外交抗议采取了保持沉默、不予答复的态度。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后，很快宣布同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0月3日，瓦西科夫紧急约见叶公超，转交了苏联政府的断交照会。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苏关系的破裂应负全部责任。
同时，叶公超还决定把外交部自清代以来至国民党撤退大陆时之重要档案运到台湾妥善保存，这与国民政府其他所有部委首长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据悉，当时有的部委首长急于逃命，甚至连大印都丢掉了。
昭示南海主权属于中国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叶公超任“外交部长”长达八年之久，1945年的“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和1952年所谓的“台日和平条约”都由其负责谈判签订。1956年5月，菲律宾宣布有权占领太平岛等岛礁，叶公超立即召见菲驻台“大使”罗慕斯，并向其展示中国政府官员1946年前往南沙群岛时的勘察资料及国疆石碑照片，证明太平岛等岛礁乃中国领土，郑重要求罗慕斯转告菲律宾政府：“南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
1958年8月，叶公超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急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赋闲之后的叶公超长期郁郁寡欢，暮年回忆时曾言：“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终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