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的劫难
时间：2020-04-18 08:14: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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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素有五千年文明史之称的华夏大地，发生了一场比历史上图书“五厄”、“十厄”更为沉重的灾难，以线装书为主的古旧书籍，或被摊贩论斤称去，化为还魂纸；或被商店、摊贩撕扯为包装纸，以至于灰飞烟灭；或被乡民视为封建余孽，一火焚之。到了1956年10月，《光明日报》仍然在发表社论，指出：“近来，在文史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许多文化学术部门为尽多掌握研究资料，纷纷派出专人四处搜求古典文籍，这就在市场上出现了对古书的盲目抢购和‘好坏包圆儿’等现象，形成了当前古书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大量的古典文籍的被损毁或散失。”呼吁“古旧图书不应再任令损毁”。
图书的厄运
最早记载图书被论斤称去的是当年在上海的郑振铎。他在1943年4月27日送王伯祥《十国春秋》封面上写道：“浩劫之后，継以焚毁，古籍之存世者鲜矣！近数月来，纸商复以重值搜罗旧书为制纸原料，各书肆对于巨帙之廉值书皆捆载出售，实图籍之又大厄也。”
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任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在1944年的日记中，多次叙及了书肆将不易销之书转手卖与造纸厂之事。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此书四十四卷，一大函，1933至1935年铅印本。在某书店有若干套，每部定价五百数十元，无人问津。后有一同行至，不还一价全携之去，谓论斤售与做还魂纸者，可得六百数十元，就这么一转手，可赚一百五十元。顾先生闻知，叹曰：“如此以往，书将尽矣。”
文化典籍的兴废，反映了国家气运的盛衰。当年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大好河山，历史上文化底蕴最为丰厚的江浙一带，藏书家辈出，在战乱和炮火之下，典藏纷纷散出，紧接着，又是三年的内战，到了1948年，连北平这样的故都，文化人也群起呼吁保护古旧图书了。历史学家邓之诚在《哀焚书》中说：“最近北平书肆，因生意冷落，而造纸之厂，复因材料缺乏，竞买废纸，以造还魂纸，藉就社会上大量纸张之需要，于是古书约斤以入纸厂。初犹残缺不全者，继则整本大套亦论斤矣。初犹从无人过问之书，继则有用之书亦遭劫矣。”
北京大学教授、美学家朱光潜在《旧书之灾》中写道：“现在一般的线装书，大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伟大的历史的成就，哲学思想的结晶，文物典章的碑石，诗文艺术的宝库。”然而“《古逸丛书》的零卖每册合到2万元，许多明刻本及乾嘉刻本也只要一两万元一册，稀见的书或许稍贵一点。我买最平常的稿纸也要八万元一百页，一册旧书至多就只合到纸价的四分之一，刻工运输储存等等都算不上钱。旧书除研读以外还有一个用途，可以当废纸，当废纸它可以卖到二万元至三万元一斤。许多大部头的书现在是找不到买主的，像《图书集成》只能卖一千余万元，如当做废纸卖，可望加倍。”
藏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晓铃在《读书人的厄运与书的厄运》中说：“一年来隆福寺与琉璃厂的书店，有三四十家摘下了匾额，印了字的书比不上不印字的纸值钱。最近我们听到，隆福寺的书店有一家在一次把七千多斤的书籍称给背着秤的买烂纸者。……书店的老板告诉我，一部翻殿板的《全唐诗》，十二函一百二十册，四十万块钱的价格，合不上战前的两个银元。”
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曾组织沦陷区古籍大抢救的蒋复璁，也在1948年的《读书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夙称文化之区的故都北平，琉璃厂旧书肆已经门可罗雀，旧书经营者迫于生计，不得不将古籍论斤销售，改造新纸，以解燃眉之急。对于这种情势，他认为：“设若听其自然演变，则可能产生之后果，显为东方古国五千年文化之日趋没落”。
藏书家黄裳在《书的故事》中说：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旧书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后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还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姹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那么，在解放区，古书的命运又怎么样呢？一篇《从晋西南新收复区采集图书归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的情形：“晋西南各地藏书，先毁于日军炮火，又毁于当时的土改，如曲沃县的邢家，洪洞县的韩家、刘家都是藏书大户，如今都已所剩无几。翻身解放的农民痛恨地主老财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因之视地主的藏书亦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像痛恨地主老财一样痛恨这些书，所以见到后不是烧去便是撕毁，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然而在不少地方是同样发生着。翼城西下庄张奋舞家有两窑洞书就是如此烧得光光，浮山车家垣、东关外、洪洞苏堡等地的书，也是如此的没有了。”
关于古旧图书被送进纸厂的数量，没有人做过具体的统计，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管中窥豹。“琉璃厂某书肆，一次即达三万斤，全部成了还魂纸。”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札记》：“多文阁魏估言：城中有蒙文《道藏》，全部棉纸本，卖与亚兴造纸厂，共拉五排子车，每斤价五十元，共十余万元。业已造浆，不可挽回矣，浩劫哉！”“安徽歙县的一个纸坊，一年就要销毁五六万斤古书”。
看不见的手
历史上总结典籍的散亡，有水火兵虫之说，即使再加上政治运动，都是有案可查的。但上世纪这次书厄，却明显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书灾。
最直接的原因，看上去是因为“纸贵书贱”。当书价只抵纸价的四分之一，当大量经营古旧书的书店门可罗雀，连生计都难以维持时，当把图书当作废纸有利可图时，经济规律的杠杆作用，明显要大于学者的呼吁、政府的指导。郑振铎曾在囊中困窘之际，毅然以六千金救下了七八百种书，但相对于大的形势，只能是杯水车薪。学者、教授虽然痛心疾首，并提出了若干种抢救图书的方案，仍然无济于事。来熏阁老板陈济川，以书业公会的名义，请胡适将抢救旧书的意见带到国民党政府，但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也拿不出钱来管这种“小事”。
价值观的转变，是导致古旧图书不值钱的主要原因。在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五四运动与新文学革命，又将中国的旧文化打入泥潭，承载旧时代思想的古旧图书，在新一代人的眼中，已经没有多少价值。除了以珍本秘籍为对象的收藏家，谁还会看重这些残破的故纸？这种现象，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约略相似。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际，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教育制度、医学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改为新式学校，旧学校教材多为中国传统经籍，而新式学校则以西学为主，使得汉籍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的功用丧失，故一般人家大都贱价出售汉籍。又因为实行新的医师考试制度，汉文古籍也被弃如敝屣。
国家的经济态势，是决定图书命运的根本。在国统区，经过抗战的烽火和内战的折腾，物价飞涨，经济形势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民众挣扎在饥饿线上，政府对于文化事业已经无能为力。而在土改和解放后的一个时期，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基础，恢复生产、保障民生也是当务之急，除了农村的愚昧和无知以外，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保护古旧图书。所以，直到1956年，在经过了土改、镇反、合作化，政治上基本稳定之后，才会有《光明日报》保护古旧图书的社论。
抢救的成效
被送进纸厂、纸坊的古旧书籍，在没有进入化浆池之前，还是有一部分被抢救了出来。1953年3月，成都市发动了四川省图书馆、文史馆、四川大学几个单位派员到纸厂库房清理。3月到6月，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将四川日报造纸厂的库存清完，计清出有用书报杂志一万余斤，经过复检整理，作了一次审查总结，然后对中华造纸厂库房进行清理，两厂共清理书刊报纸文件二万七千余斤。清理成果，除革命文献和近代史资料外，善本书有宋蜀大字本《周书》18册，为绍兴眉山所刊七史之一，间有元明补页，白棉纸印，有“静学斋藏书”图记。有明版闵齐伋刊《孟子》、何鲸刊《淮南鸿烈解》、嘉靖刊本《唐大家柳柳州文钞》、《宋大家苏文定公文钞》及成化版、弘治版佛经多种。地方志方面，共获180余种，其中四川一省，就有140多种。
1956年，上海市文化局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来函，说遂安县合作社收购了二百二十三担废纸运沪，即与有关部门联系，并组织公共图书馆、文物管理仓库干部6人，于11月17日到12月2日至废纸仓库检选，共计从二万余斤废纸中挑选出有价值的图书资料2530斤，共10440册，内容可分类如下：
家谱1306斤，约3000册。方志146斤，约440册。八股文140斤，约600册。医书73斤，约300册。古籍280斤，约1699册。一般书籍239斤，约1500册。期刊346斤，约3000册。这次检选出的珍贵图书有：完整无缺的明嘉靖27年《鄱阳洪氏宗谱》，两种《广州方志》，该书仅天一阁藏有残本，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刊本《三峡通志》五卷，完整无缺，各家书目均未著录。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不少旧抄与稿本，大量有关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
国运昌盛，收藏业兴。当我们回眸上世纪那场持续几十年的古籍厄运时，不能不感激三十多年来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也只有在我国综合国力强盛之时，古籍厄运那一幕才不会重演。而“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