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解释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
时间：2020-04-23 08:02: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20世纪中期以来，接受美学是世界上文学方法论研究中被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它赋予读者以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接受过程，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经验。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而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作品的意义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学阐释是一种理解或领会的艺术，积极的理解过程是创造意义的审美体验。对一部过去作品的理解就是今昔对话，以达到今昔审美经验的融合。不管是康士坦茨学派的姚斯和伊瑟尔，还是穆卡洛夫斯基、英伽登和伽达默尔，他们的理论常能见出康德美学或黑格尔美学的影响；而理论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也常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即注重文学表达与注重文学内容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美学所倡导的范式转换具有颠覆性意义，然而它的不少见解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兑现。只注重读者经验的方法，往往会过于简化审美客体。
〔关键词〕 接受美学；效应美学；读者行为；审美经验；视野融合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109－29
〔作者简介〕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的出发点源于一种认识，即以往占主导地位的表现美学和生产美学无法回答如下问题：“如何理解文学作品的历史延续这一文学史的关联性问题。”〔1〕布拉格结构主义者主要在文学体系内考察文学文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则在反映论的层面上强调艺术的特色；二者对于文学史的特殊性及其相对独立性的问题都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接受美学试图同时揭示文学史的审美之维和历史之维及其相互作用，以重塑往昔的文学想象与当今读者的审美经验之间的关联。接受美学的出发点或原则性立场是，读者（接受者）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他在文本含义生成时扮演主动角色，并对作品的历史生命具有决定性影响。一部作品的接受史和效应史，不能建立在后来建构的所谓“文学事实”的基础上，它应依托于这部作品的读者经验。
1960年代末期，西德的文学研究开始越来越执着地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之交往结构中的读者，这有多种原因。其中最显著者，就是对“作品内涵研究”（Werkimmanente Forschung）缺乏历史维度的阐释实践的不满。这种研究模式号称自己具有绝对客观性，可是各种不相上下的阐释模式所呈现出的矛盾无法协调。那些“阐释艺术”的大师受到时代局限的主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参见 Wolfgang Kayser, Das sprachliche Kunstwerk.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rn: Francke, 1948；Emil Staiger, Die Kunst der Interpretation, Zürich: Artemis, 1955.
②Harald Weiich, “Für eine Literaturgeschichte des Lesers”, in:Merkur 21 (1967), S. 1026-1038, 1971.魏因里希后来又发表《为读者的文学——文学研究论文集》（Harald Weiich, Literatur für Leser. Essays und Aufstze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Stuttgart: Kohlhammer, 1971）。
③姚斯名文“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的中文翻译五花八门，恍如文字游戏（例如：文学史作为文学学科的挑战，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作为向文科学科挑战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等），其中不乏误译。在德语中，姚斯文章标题中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研究）是一个大概念，包括Literaturgeschichte（文学史），Literaturtheorie（文学理论），Literaturkritik（文学批评），Literaturinterpretation（文学阐释）和Editionsphilologie（版本学）。姚斯所说的文学史提出的挑战，是对此前很长一个时期重文本、轻历史之“文学研究”的挑战。
④参见Umberto Eco, Opera aperta, Milano：Bompiani, 1962.
这里是指施泰格（Emil Staiger）和凯塞尔（Wolfgang Kayser）的理论。①另外，不少人依然拘泥于古典主义的“逼真”理念，诟病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姿态”，从而丧失了文学之绘声绘色的品质。接受美学，尤其是康士坦茨学派所发展的接受美学，一方面是对布拉格结构主义的某些特定倾向的批判继承，另一方面是对凯塞尔所宣扬的作品内涵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生产美学”的回应。
文学文本的解读会经历各种历史变迁，不同读者在不同情况下对同样的文本会有不同的阅读和理解，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越来越被看做一种挑战。1967年，魏因里希（Harald Weiich）以一篇极为精到的文章提出了其读者文学史纲要，文章的标题旗帜鲜明：《倡导读者文学史》②。同年，姚斯（Hans Robert Jau）以其在康士坦茨大学的教授就职演说《文学史对文学研究提出的挑战》③闻名遐迩。伊瑟尔（Wolfgang Iser）也于1967年到该大学任教。他在一系列分析英语小说操纵读者的叙述策略的文章中，开启了自己的效应美学，并同样在其教授就职演说《文本的召唤结构》（1970）中全面地勾勒了他的思考。伊瑟尔的效应美学中心思想，几乎都包含在这个讲演之中。嗣后，他又在许多论文中阐释了自己的理论，并在其代表作《阅读行为》（1976）中系统地探讨了效应美学问题。除了二者的著名观点外，还有福尔曼（Manfred Fuhrmann）、普莱森丹茨（Wolfgang Preisendanz）、施特利德（Jurij Striedter）、施蒂尔勒（Karlheinz Stierle）和瓦宁（Rainer Warning）等学者的相关著述，而姚斯的接受史模式和伊瑟尔的效应美学纲领最为引人注目。当然，这些人不全在康士坦茨大学任教，而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志同道合者。接受美学是德国给予世界的最著名的文学研究创新之一，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方法论研究中被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有学者视之为“学术共同体生产的销路最好的产品”〔2〕。
与传统的生产美学不同，接受美学不是通过揭示作品的生成条件或作者意图来呈现文本含义。作者意图之所以失去其重要性，是因为作者在其作品被阅读时已不在场，因而不再能够决定文本的实际意义。作品同作者的分离，使文本成为“开放的作品”④，因不同的状况而获得新的含义，不再能简单地用作者意图来归纳。从根本上说，阅读行为才能兑现文本含义。作品在不同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意义，因而允许多种阐释，具有多种含义，而不是只有一种“真确”的含义。接受美学力图以此告别所谓文学作品之唯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告别作者并强调文本的阐释必要性，作者不再是研究的中心，意义或关联不再被看做文本的特色，它们只存在于接受者的创造性接受之中。接受美学以此赋予长期未受重视的读者以中心地位，“阅读行为”才是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范式转换”具有颠覆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