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欧华文学：忧患/裂变中演进与突围
时间：2020-04-27 07:51: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上世纪中叶的世界冷战格局中的欧华文学，以自成一脉的队伍结构及其精神文化气象，“实现”了在历史忧患/裂变中的演进与突围，由此也给出了在意识形态严重对峙语境下，东西方两大传统文明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对话的诸多关涉跨文化写作的经验。
关键词：冷战时期欧华文学；对话；超越经验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021-05
二十世纪中叶，冷战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基本的国际关系状态，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与和缓既造成了国际政治版图的裂变，亦主宰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处于超级大国挤压下的区域性冷战主体的中国，因内战结果分割形成的两岸隔绝的政治格局，直接造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分化。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史则在一个复杂的东西方对垒，两岸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背景下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形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样，在历史的忧患与裂变中演进的欧华文学，也迎来了一个融聚与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自成一脉的“构成”与精神文化气象
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现代转型期前后留欧学人求学海外最终只是“别人家”的“逗留者”①，很大意义上，在于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投射于一个单一而清晰的理念，即如何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重建，所谓“求学如求药”，“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②；那么，处于冷战时期负笈欧洲的一代学人其目的与目标，则来得复杂与艰涩得多，甚至，最终是“别人家”的“逗留者”，或者将成为“别人家”的“定居者”，对他们而言，都是茫然而未知的，因此，关系文学的旅欧这一代其构成也是“复杂”的。他们当中，一部分是在1949年前赴欧留学，主要因为国内政治格局的巨变而非完全个人原因最终选择居留欧洲，如熊式一（英国）、程抱一（法国）、熊秉明（法国）等；而绝大部分则是在上世纪中叶前后，大多随家人由大陆去台（或于台出生）而赴欧，如赵淑侠（瑞士）、余心乐（瑞士）、池元莲（丹麦）、俞力工（奥地利）、王镇国（比利时）、郭凤西（比利时）、吕大明（法国）、杨允达（法国）、杨翠屏（法国）、郭恒钰（德国）、王双秀（德国）、车慧文（德国）、莫索尔（西班牙）、林盛彬（西班牙）、杨玲（奥地利）等；亦有其他“个案”，如黄凤祝在菲律宾完成大学教育后，1971年赴德，随后攻读博士学位、旅居德国近30年，于200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麦胜梅/许家结伉俪均为越南华侨，先后赴台完成大学学业后选择旅欧（德国）、关愚谦则于大陆文革期间以极具传奇的经历最终到达欧洲（德国）。
其中，著名作家赵淑侠，因其在欧华文学荒原上的“披荆斩棘”③，并因此成就了在欧华文坛上的一代建树，被誉为“欧华文坛的盟主”，其创作则被认为“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文学的形成”④。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对于这一代“新的留学生文学”的基本判断。诚如赵淑侠如是回应：
因为我的小说中主人翁的苦闷，不是漂泊，无根，或是因为经济困难，失恋失婚，念不出学位等等以前的留学生文学讨论的题材。我的那些主人翁的苦闷，很多是因为身在异国报效无门，加上知识分子的良知对时代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压力和沉重。⑤
无论是“终结”或是“形成”，赵淑侠对留学生文学“题材”的选择或曰“改写”，它所表现的都只能是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某种观念和情感的联系，这里包括了表现对象的主体及其存在关系，——新一代留欧学生，特定的冷战语境，以及与所投射的欧洲这一特定文化区域的多重关系。
继20世纪初中国知识者“全面拥抱欧洲”而形成的一个时期的留学欧洲风潮之后，作为又一代的冷戰时期的中国留欧学生，如前述，他们的出发地不尽相同，但是，却共同背负着国家现实性分裂的历史负荷，特别是由大陆去台而赴欧的这一群体，整体上看，“他们在台的依归终向问题，与传统文化隔绝的问题，精神上不安全的感受，在那小岛上禁闭所造成的恐怖感，身为上一代罪孽的人质所造成的迷惘等”⑥，造成他们从肉身到精神都处在一种“流浪”的状态。因此，与同时期赴美“流浪”的又一个更大的群体——“台湾留学生”相呼应，情感的共振汇成了他们命运悲调的律动，历史的沧桑感和生命的悲凉感始终成为他们无法消弭的创伤记忆。所不同的是，北美留学生在身处西方霸权轴心的美国与故国的“国已不国”这一巨大的现实对冲与精神落差中，写尽的是沦肌浃髓的“无根”之痛和“家国之殇”，而旅欧的他们则是在感时忧国的悲怆中体味中欧文化互渗的力量，以安顿“流浪”中怅痛的内心与认同迷惘中的精神依托。譬如，同是“回不去了的”的“乡愁”，在北美留学生的笔下那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⑦，但在留欧学人的笔下却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山水画，那么的富有意境和气韵：
乡愁是会感染的。我常对安娜（作者吕大明在英国剑桥念书的同学，笔者注）说起南中国武岭山下的故乡，但说得最多的是我生长的台湾省。在一个夜泊谷关的晚上，我听到来自岑寂山谷间夏虫的讴歌、木鱼声和梵唱，我为她讲谷关那幅石的奇景；涣谷奔云，错若置棋……梨山氤氲的云，那云在我少女时代洋溢着波斯诗人亚摩客耶的“花蟓”与明妃的“青壕”，诗意与悲剧性的美，还有那伛偻如卧龙、长藤盘绕如美髯客，临绝崖、面悬壁的古柏古松……⑧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它甚至是以“失家园”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寂寞的沙岛”，还是如烟如缕的山水画，内在的都是对令人难以承受的流亡痛苦，乃至无法获得一个自足的个体所必需的安全感和存在感的“想象”。只是，后者把乡愁“浪漫化”，以及留欧学人多以游记、诗歌，甚至兼以绘画书法等形式来记载困顿于“他乡”的情怀，很显然，这不能不是由中欧历史文化同样悠久深厚并构成互为镜像的作用、前辈留欧一代精神传统的遗传、及其身处欧洲这一特定文明区域不断累积的异文化对话的“经验”所决定的，因此，在呼应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的同时，以特有的精神文化气象自成一脉。
二、创作形式的多样化与精神理性的默契
与处于同一时期的北美留学生创作多以小说这一形式“直接”表达惨痛的家国记忆和“无根”的人生经历不同，欧洲留学生则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译著、政论、传记、随笔等多样化的表现手段，共时性地演绎出生命在历史忧患与裂变中的律动，虽然不论是创作的规模还是表现意涵的深广，比较而言还未能形成整体上的审美冲击力和精神的震撼力，但却在“各美其美”而“美美与共”的契合中，给人以审美和感召的渗透，从而使精神在“流浪”困顿中获得突围。
赵淑侠在始于1960年代而历时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以《我们的歌》等长篇小说为代表，则小说、散文、传记并进，先后创作了5部短篇小说集、12部散文集、5部长篇小说和一部长篇传记，唱响了一代游子的生命之歌与历史担当；熊式一于赴英初期（1934）因翻译/改写传统剧《王宝钏》在伦敦出版、上演并大获成功后，在随后留居英国、辗转北美、南洋、香港的几十年间，翻译/创作戏剧、写小说、散文、传记等数百万字，诚如其更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天桥》（英/中文版），以民族为本位，架设起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天桥”；散文是吕大明钟爱始终的文体，始于1960年代中后期于台湾的大学时代，直至赴英深造、定居巴黎，期间虽然也曾涉足广播电视编剧，但散文则是她从未休止过的“一代的弦音”⑨，在至今已出版近二十部的散文集里，正是中西文化源远流长的经史典籍，玉成其散文心素如简又韵致高远的风格；杨允达自1973年赴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后，以记者身份旅居欧洲各地，也曾远涉非洲，在撰写“采风志”、人物传记、译著、甚至诗论的同时，却以诗歌的成就获得盛名，这或许与他写作诗歌的起点之高不无关系，他还在就读台北建国中学时，就已成为他的中学老师纪弦成立的“现代派”诗社的创社成员，乃至以75岁（2008）高龄出任世界诗人大会主席也就顺理成章；朱文辉于1975年赴瑞士苏黎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许与他自少年时代就迷恋推理文学有关，所学专业为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这当然对他始终以侦推文学和犯罪文学为“职志”，并且“要把侦探推理小说由大众小说提升到纯文学的境界”⑩产生积极影响。他于1969年在台湾《侦探杂志》发表第一部推理中篇《绝谷回想》，至旅居瑞士的几十年间，以张汉瑞为主人公，写下了数百万字的具有东方智慧的系列侦探小说，这在欧美推理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中，为他赢得了“东方福尔摩斯”和“华文界的柯南道尔”之名，更在于对“沟通东西文化异同与融歧的问题，并借此来探讨华人海外奋斗生存时所面对的种种环境及心理上挑战”提供了一个挣脱心理压抑和释放情感的特别心理途径。其他如莫索尔小说、政论、文评多面出击，关愚谦翻译鲁迅、创作小说、主笔专栏等无所不精，“俞力工的作品文风独特：无以名之的文体，中国、外国，东方、西方，他总在观察、比较，带一点批评、提一些意见”，池元莲优美而平实的散文体“性学科普”，郭凤西文笔轻松自如，叙事行云流水的小品文，麦胜梅平和知性的山水散文和诗歌，杨翠屏见解独到的书评，杨玲精美隽秀的短文……
赵淑侠曾自比“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苏武”，这无异于表明，欧华文学的形式或曰体裁，在一个时期所以表现为“杂语”情形，对于处在国际政治版图不断发生裂变而融聚的冷战时期的留欧学人，家国信念与个体价值固然是他们放逐与自我放逐的精神坚守，但也未尝不是他们在“流浪”中的精神状态与心灵棲栖游移表现的写照。但是，我们也看到，赵淑侠同时也认为，“欧洲和中国一样，都有古老而丰富的文化，有文化的民族最懂得尊重不同文化，所以在欧洲，欧华双方文化交流之际，总在寻找异中求同的平衡点。”程抱一也说过，“1949年我来到法国，虽然只有20岁，可是醉心于西方艺术和文学已经很久了”，“与他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不但可以避免自身走向僵化，而且有助于自身的成长、壮大，在自己身上产生有益于健康的变化；我的长处，就是能让法语—一我的第二母语一一浸透我的身心，就像一些前辈说的那样，让它成为‘流淌在心灵深处的旋律’，母语和第二母语最终在我的身上融为一体，演化出一曲沉浸在灵魂深处的二重奏。”如此说来，欧华文学的不同文本之间和不同体裁之间无疑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其深层次的因素，隐含着即使处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冷战格局，但是两个“古老而丰富的文化”的彼此“尊重”仍然成为可能，甚至，能让彼此“可以避免自身走向僵化”，以至在“异中求同”中能够寻找到契合主体表达也自成一体的方式。这当然也是欧华文学区别于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的一种表征。
三、在中欧文化互容互谅中的主体建构与精神/情怀的扬弃
不错，欧华文学因附着于中欧两个古老文明互渗的底蕴而形成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华文文学的一种特质，已经成为诸多讨论欧华文学的基本“共识”。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多讨论欧华文学相关问题的论述中，中欧文化之间的对话形态及其对欧华文学的影响表现大都在这一“共识”中，以看似心领神会的表述而被大而化之了；同样，从另一层面上看，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以屈原一曲悲情激愤、光辉峻洁的《离骚》为“忧患意识”的最高典范，经由千百年来的精神遗传，已经成为他们自觉的精神归属及其价值理性的自许和坚守，但“忧患意识”其历史内涵有无因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嬗变和位移？这也往往在人们理所当然的认知中而语焉不详。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考察冷战时期留欧一代的海外游子的精神结构不仅必要，相信也是一个有效的考察维度。
某种意义上，赵淑侠在《我们的歌》中，赋予余织云、江啸风，当然也包括何绍祥等一群于困顿中的游子以坚忍的民族气概和历史担当精神，以唱出植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我们的歌”，来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为贯穿全书的主旋律，因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召力都是顺理成章的。这在于，小说既是一代游子精神意志的真实写照，也是一种与历史一样久远，与天地一同存在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在情感上对“国已不国”的现实所做出的必然回应。不过，比照我们熟悉的“牟天磊”（“牟天磊”：台湾留学生文学代表作家，於梨华长篇代表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主人公，被认为是台湾留学生文学“无根一代”的典型形象），显然，由于分属不同的文化块垒，其彼此的“跨文化性”则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向度。牟天磊于美国苦读十年，以功成名就之身衣锦还乡，但是，在父母恋人一干人等的簇拥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面对母校台湾大学那一排伟岸挺拔的棕榈树，仍然感受到强烈的“无根”之感，是“逃离”还是“拥抱”？……余织云、江啸风、何绍祥三人的爱情纠葛当然也纠合着精神迷惘、何处是家园的感伤和无措，但他们的最终选择，尤其是结尾处，曾经以为“所谓‘民族爱’是莫须有的，是偏狭而无意义的”何绍祥，恰恰因为是“中国人”，使他经歷了试图在异国他乡的强势文化格局中追求纯粹的个人理想（成为西方国家科研机构的领袖）而受到了挫败。他最后给织云发出的长信，是顿腹之言，也是自省自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