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中国记忆:扫除文盲运动
时间：2020-05-11 08:03: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热潮中。从1949年到1964年的十几年中,先后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根本问题。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战争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革命战争年代,冬学不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但各地冬学水平参差不齐,教材、师资和组织形式也千差万别。许多冬学还存在重视政治教育、轻视文化教育的状况。解放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表示工农教育应该以识字教育为主。
来自中央、各大行政区教育部门、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农民业余学校的模范教师和学员共4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原教育部成人教育司处长李吉元就是其中一位。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还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
令李吉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七天时,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会议能够吸引毛泽东的关注,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于扫盲工作的重视。
民校开课了
1950年底,与全国各地一样,京西石景山区也开始着手创办民校。那时的石景山远非今天一幅城市景象,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民校开办之初,寻找教师成为工作人员最大的难题。
一天,石景山区麻峪村的村干部,找到了正在村上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李芳华,问她愿不愿意到民校当老师。村干部的提议让李芳华吃了一惊。当时,她只是一个年仅15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小丫头。解放前,李芳华跟着父亲在北京城里做小买卖。“城里孩子不像农村,都上学,没有在家呆着的。这么着我才上了学。”李芳华说。就是那几年的城市生活,使她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1949年,家里土改分了田地,她又跟随父亲回到了老家麻峪村。
麻峪村位于石景山区最西端,当时全村共有420多户,2957人,除了少数人在钢铁厂和电厂做工外,大多数都在家务农。村里虽然也有个小学校,但上过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虽然只读过小学,但此时李芳华已经成了村里的文化人。
可让她一个15岁的小姑娘,教村里一帮婶子大妈,李芳华心里还真有些打鼓。村干部给她打气:“上过小学就够了,能当老师。”于是,李芳华成了石景山第一批民校教师。
不久,她与区里其他几位民校教师一起参加了石景山区在麻峪村组织的民校教师集训。李芳华回忆:“集训由麻峪村小学老师主讲,主要是学人家怎么备课,怎么讲课,还要试讲。”
当时参加集训的还有石景山区北辛安镇的刘兰。刘兰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的父亲就是老师,从小看父亲备课、教书,耳濡目染,刘兰不但学会了文化,也有了些当老师的心得。不过小小年纪教一帮成人,刘兰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能上好课,她没少蹲在自家院里练板书,“一块方砖写三个字。我把课文里的生字都自己练好了,上课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
尽管准备充分,头回上讲台刘兰还是有些发慌。“我班上的学生都比我大,有些还街里街坊地住着,见面都得叫二婶、舅母什么的。现在,他们都坐在教室里,喊我老师,真有点不好意思。”
学生们的认真劲,很快就让刘兰进入了状态。“每天上课,班长都带着全班起立,喊‘老师好!’跟正规学校一样。”对于学生们的配合,刘兰至今心存感激。
李芳华教的班学生都是麻峪村的妇女。每天中午,小学校的孩子们放学回家了,她们便集中在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课。妇女们孩子多,家务重,来民校上课很不容易。家里活多,迟到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让学员们调整心情,赶快进入上课状态。每节课开始时,李芳华都先组织学员们唱歌,前文提到的《夫妻识字》就是学员们最喜欢的一首歌。
有的学员孩子多,上课时背上背着一个,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孩子不像大人能安安静静地听讲,时间一长全坐不住了。很多人反映,教室里乱哄哄的,根本听不见老师讲课。为了这,学员们写作业时,李芳华还得把孩子们拉到院子里做游戏。
动员老乡进民校
解放前,上学读书是有钱人的专利,而今免费的课堂开到家门口,村民们别提多高兴了,纷纷踊跃报名参加扫盲。不过,也有一些人思想老顽固,觉得农民土里刨食,靠天吃饭,学认字没用,对于上扫盲班并不积极。这种情况在经济和观念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加明显。
1950年冬天,山西省芮城县开始布置了这年的扫盲工作。芮城县仅有1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东岩村接到县里布置的任务,开始为扫盲班忙活起来。
东岩村位于山西最南端。解放前,这里的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县上派来的扫盲工作队员和村主任,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娘娘庙里。他们把娘娘庙的墙壁、房顶、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课桌,他们请人和些泥巴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他们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他们就在西边山墙上搪出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边还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这么一收拾,一个破庙顿时变成一间富有文化气息的课堂了。
学校有了,可村民们上学的热情并不高。有人说:“白天黑夜喂犊牯(牲口),凑空挑些垫圈土,好天上山割柴草,雨天还要绑笤帚,哪有时间上民校?”有些封建思想严重的老太太不让自己的姑娘、儿媳上扫盲班。她们说:“男人女人黑夜上民校搅和在一起,有什么好?棉花见火哪有不着的?”
为了改变农民们的落后观念,驻扎在东岩村的扫盲工作队员蔡纯没少给这些人做工作。现年71岁的赵鹏飞,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但蔡纯苦口婆心地开导村民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蔡纯说:‘我们的国家是新中国,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向工业化进军,没有文化不识字,将来使用拖拉机连说明书都看不下来,怎么能开动呢?’”
大会讲,小会说,可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显然,那些向工业化进军和开拖拉机的例子,与农民们的生活距离太远了。
赶巧这年县妇联在县城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东岩村几个妇女结伴去县城开会。几个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到了县城她们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见什么都新鲜。忽然,她们看见有个人从南边提着一束麻花走过来,忙问“麻花从哪儿买的?”那人胳膊一抡,顺手一指:“那边。”几个妇女也没看清楚,朝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过去。走着走着,她们看见一处地方用苇席围着,很多人出出进进,心想这肯定就是卖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没想到,里面蹲着个男人。男人一声大喝:“干什么?“妇女们也愣了说:“我是来买麻花的。”其实,门外就写着“男厕”两个斗大的字,她们愣是不认识。
“也不知是谁把这个笑话传了出去,很快全村都知道她们到厕所里买麻花的蠢事。”赵鹏飞笑着说。
几个妇女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她们知道这都是不识字惹的祸。于是,都积极要求上扫盲班。这下婆婆们想拦也拦不住了。蔡纯抓住这个典型的活教材,在村里好好宣传了一番,很快村民们都到民校报名了。
民校的学习,依照课本每天一课。隔三差五,县农林局还派人来给讲农业技术课。民校教师每天从报纸上和《时事手册》上找些有关国家大事的文章念给学员听。赵鹏飞记得,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抗美援朝和党对农村的方针政策。渐渐地,民校变成村里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有些妇女嫌自己爹妈起的名字太土气,还请民校教师给起个文雅的名字。那些年,好些年轻媳妇都改了名字,像肖条条改名叫肖丽秀,李桃子改名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名叫王菊兰……”赵鹏飞说。“后来,肖丽秀娘家人来村里问肖条条家在哪儿?村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肖条条是谁。”
1951年年底,全国各地都开办起了扫盲班。据统计,这一年仅工厂工人,就有170余万人参加了学习。
扫盲教材五花八门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没有统一规定。一直从事扫盲工作的李吉元告诉记者,由于条件所限,扫盲运动开始后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李吉元说,虽然也是以识字为目的,但扫盲教材与小学课本的内容有着很大差别。“小孩子们天真单纯,课本的内容也要与他们的年龄相符。扫盲对象都是些成年人,社会经验丰富,除了识字外还要有政治宣传和科普知识在里面。”
果然如老人所说,记者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几十种当年各地出版的“识字课本”。这些“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在一本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记者看到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从内容看就会发现这明显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每一课内容深入生活,极其实用,可见编者的苦心。为了方便妇女们学习,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其中,第二十六课课文还为人们保留了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公共交通的风貌,极具史料价值:
北京的电车很方便,
黄牌的,由北新桥到永定门,
红牌的,由西直门到永定门,
绿牌的,由宣武门到北新桥,
兰(蓝)牌的,由西直门到崇文门,
还有白牌的是环行路。
虽然各地的扫盲教材不尽相同,但记者发现它们的基本结构都差不多,由课文、生字、课后练习几部分组成。而拥护共产党、爱祖国、反封建、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
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
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在为学员们提供教材的同时,当时的编者们还为扫盲教师们提供了相应的“教学参考用书”。“教学参考”不但写明了本册教材的教学步骤、目的,还为教师们提供了许多具体实用的教学方法。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一课课后练习中,编者有这样一段提示:
这是本册第一次听写,要选一些口头常说的词,不要挑“吼声、诞生、属于”等词。听写的时候,教师要读得慢一些,读到有标点的地方,要停顿一下。一句话可以多读两遍,等到大多数学员都写完了,再读下一句……
如此具体细致的教学指导,不难看出编者们的良苦用心。当年,扫盲教师几乎都没有过授课经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教学参考中的提示,完成了教学任务。
速成识字法一天能认上百字
扫盲运动虽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但不久教师们就发现,成年人记忆力不好,头一天刚教的生字,第二天就又不认识了。扫盲班的课是天天上,但有的学生来回来去还是只认识那么几个字。遇到困难,一些上了年纪的学生有些灰心丧气。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早在1949年1月,祁建华就开始琢磨起速成识字法了。当时,刚刚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被分配到二野某军做文化教员。那时候部队里的扫盲工作已经开始了。可许多战士学文化很困难,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还常忘,对于学习信心不足。祁建华想起自己刚刚学文化时的经验,当时他先学会了注音符号,通过注音识字,一天可以学好几百生字。用这个方法帮助战士们扫盲,不是事半功倍吗?于是,他决定先用这套方法教教新调来的战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学文化,但一天学三个生字还要忘两个,非常苦恼。听说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11天学会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决定试试祁建华的这套神奇的方法。
祁建华花了一天时间,教王祥德学会了注音符号,而后每天从一本《人民三字经》中挑50个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学会了500字。
看到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华决定把它运用到识字班的教学中,在学习生字之前,先教战士们学注音符号。开始有些战士对此并不感冒,他们觉得:“注音符号曲里拐弯像洋文,学了没用。”可学着学着,战士们发现这些“洋文”竟能拼出汉字的读音,学习兴趣一下子调动起来。
在《速成识字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书中,祁建华记录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战士吕国丁原来只认识250个汉字,在使用速成识字法学习了7天后,他竟然认识了1300个字。在介绍经验时,吕国丁说:“第一天我学了40个,第二天我咬咬牙学了60,第三天又咬咬牙学了80,嗨!也都学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