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时间：2020-08-15 07:56: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虽然名字为无关紧要的一年，但是万历十五年前后出现了几位历史名人，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申时行和张居正、清官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这些名人的事迹注定要影响历史转动的车轮，万历十五年是276年明朝历史的关键点，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节点。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大历史观”发挥淋漓尽致的代表作之一，黄仁宇先生并没有用传统史学的观点进行考究，而是站在宏观的角度追溯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用历史人物的悲剧性后果来推出明王朝历史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不同于以往史学界专著专业性文字过多不易理解，书中文字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万历十五年》最主要的特色即是“大历史观”，以及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给后人哲学、管理等方面的启示。
书中的自序部分写到，十六世纪末南直隶苏州府的天赋额占农村收入的20%，而同时期的日本和英国都超过这个比例，通过这个例子，作者认为“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作者又通过明朝政府制定不合理税率政策的例子指出：“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第二页和第四页）
书中第一章有一部分写到：“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宫女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了”。（书中第十八页）作者这样描述，是为了说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制度政策不合理，看来高薪养廉也不是没有道理。书中还提到，“朝廷的纠察官员即110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书中第三十一页）读到这里，我想到中国监察应该与行政分开，监察机构应该独立于行政机构，监察机构的人事权和财政权都应独立于政府机构，这样才会秉公执法，实现真正的监察。像张居正在位时期这种监察情况，监察制度就沦为打击异己分子的工具，监察就成为迫害忠良的正义之举，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书中还描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景：“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32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书中三十四页）读到这，首先震撼的是坐轿如此豪华，真是大开眼界，其次，元辅的规制超过皇帝，这种过分张扬和高调不应该是一个官场老狐狸所表现出来的，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高调一时，灾难一时”的道理。历来功高震主没有好结果，饱读诗书的张居正可能已经被头上的光环照射得眩晕了。当然，监测侦听百官的锦衣卫主管者是冯保，这样就理解了为什么张居正敢这样高调了。
书中第二章讲述首辅申时行，有一段作者这样介绍：“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及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做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和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书中六十四页）这一点让我想起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政府为了统一主流意识，必然会加强伦理道德，因为伦理道德更加贴近老百姓生活，易于群众接受。接着，作者提到了“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书中第六十五页）这段话概括了作者对古代道德的看法，他认为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中，道德成为约束人民、行使权力的理由。这是一种无奈之举还是一种有意之为？朱元璋时代的严刑峻法只能在朱元璋时代实行，在朱翊钧时代就不好使了。因为政府没有明确的制定法律的准则，法律只是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就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的工具。当这个工具严厉与否都不好使了，统治者只好搬出伦理道德约束进而控制被统治阶级。在封建社会，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历史证明，用道德代替法律是不行的。书中提到：“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作者给出解释：“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在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书中第七十页和七十一页）这段话让我想起，学习好真的能代表综合素质好吗，当然不是，但是在封建科举的选人用人上，或许这是当时唯一科学选拔人才的办法了。文人从小接受道德文化，自然对伦理道德敬畏三分，用文人治理國家就是用道德治理国家。道德真的能治理好国家吗？如果真的能，那么封建社会的腐败和伦理败坏如何解释。在政策制定上，作者也有自己的想法：“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书中第七十二页）这一段文字说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是以人民利益为价值标准，也不是以统治阶级内部个人的利益为价值标准，而是以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群体的整体利益为标准，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纷争不断，只有把利益群体内部的利益统一，才能使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和稳定，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一章还对文官的整体进行了分类，“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在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作者认为“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书中七十八页）所以文官情况复杂的年代，统治者制定政策时必然头疼。书中提到张居正励精图治，鞠躬尽瘁，但是有时候上级难以驾驭下级，行政机构庞大到首辅也无能为力了。书中提到：“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书中八十九页）作者介绍了文官集团内部利益的维护，同时指出封建社会集权必然引起多数人的反对。书中提到张居正为什么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书中九十八页）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官场裙带关系，这也避免不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人情真的是奇妙的东西。
第三章提到万历皇帝的懈怠，“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书中第一百一十页）。在唐朝，文官制度就已经形成一种稳定的规模，到了明朝已经上升为一种模式，这种文官制度统治中国几千年，是有一定惯性的。为什么没有皇帝的勤政国家还能存在好多年，就是因为在没有巨大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官员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协助首辅进行政府管理。书中提到皇帝打算授予申时行太师和伯爵的俸禄都被婉拒，“这种特殊的宠信使别人因羡生妒，给他执行皇帝和百官的联络职务增添了困难”，申时行这种做人智慧为后人留下借鉴之处，也算是认识到了激流勇退。上面提到万历皇帝怠政多年政府运转依然，说明如果领导者无为而治，文官集团整体上按道德办事，国家机器会运转；如果领导者事必躬亲，文官集团只能被动执行，那么对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要求就很高了。领导者能力大小决定国家强弱，这就是精英政治。明朝政治很有意思，就是文官集团是能够影响皇帝独裁的一支重要力量，文官集团如果拼死反对，皇帝一个人也没有办法，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如果文官分成不同的派系表面上对政治统治有害，实际上有利于皇帝在中间发挥调停和平衡作用，有利于控制文官集团；如果文官集团众志成城一条心，那么皇帝也没有办法控制。
第四章提到一件小事，就是万历立储事件，皇帝认为自己的家事还要得到朝臣的同意，不能自己做主，于是产生了消极怠工的想法，与朝臣对峙，认为朝臣会屈服，没想到拖延时间竟然不奏效，没想到朝臣在这时候坚守伦理道德成为了模范，坚决不同意皇帝的立储意见。这时候首辅扮演皇帝和朝臣的调节者，既不能讨好皇帝也不能得罪朝臣，反映了首辅的尴尬。伦理道德又一次成为了封建社会处理事端的借口。
第五章讲述海瑞这个模范官员。海瑞是执行法律的典范官员，同时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因为道德能够立即判定善恶，为普通百姓认可，法律的公平和平等很难体现，加上老百姓不认可法律，认为有悖常理，那么法律就会让位于道德。作者又提到，“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書中第一百八十八页）作者认为，海瑞也懂得以退为进，“如果你们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书中一百九十五页）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道理，可能我们心中将海瑞归到清官一类，实际上文官集团这种要挟在明朝演绎得淋漓尽致。文官有死谏，有的以被皇帝骂和打为荣，这些屡见不鲜，海瑞不可能不受影响。作者分析了海瑞不能成功的原因：“一个人而对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做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做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书中第一百九十九页）作者分析国家财政制度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这种死气沉沉的制度有文官的守成性决定，造成新兴的商业不能形成气候。海瑞仅凭自己的道德标准行事，忽略调动其他力量有效管理，自己受累反而没人称赞，反受责备。这对现今领导学和管理学颇有借鉴意义，好的管理者或者是领导者是最大程度上调动他人的力量实现管理目标，而不是事必躬亲，凡事过问，要学会下放权力。文章提到“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书中第二百一十三页）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如果不分离很难保证统治者不徇私，很难体现公平，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渴望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
第六章讲述戚继光部分，文中对武官的地位有一定认识，从军队补给、税收征收、漕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主要是统治阶级独裁，地方比较散乱。在中国古代是文官节制武将，导致武将不能发挥全力。武将如果受到政治牵连，就算是功勋卓著可能也会被文官集团葬送。文中提到，俞大猷“要求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如果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这些后勤机构的人员必须增加，而且必须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相配合。”（书中第二百四十八页至二百四十九页）这就给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造成巨大压力，明朝政府如果接受俞大猷的建议，那么必然会触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戚继光则没有触及这一层面，他深知政府不会这样做，他仅仅是做好本职工作，带领军队平倭寇，别的不问，只问及粮草兵将。书中提到，戚继光是否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书中第二百七十页）这些为我们重新认识戚继光有一定帮助。
第七章讲李贽，李贽是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另类的哲学家，他寻求自由的个性，不缺乏勇气只是缺乏发现崇高的真理。他并没有实质上批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因为他本身也是地主阶级出身。作者提到：“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年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书中第二百八十五页）当时的封建社会虽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坚持封建经济压倒一切，无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一个成长的环境。“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无异异途同归，其着眼点在把读书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的道德相融合”。（书中第二百九十七页）李贽虽然抨击官僚政治，但却放不下依然耿耿于怀。“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书中第三百一十六页）“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的一致，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书中第三百一十七页至三百一十八页）作者提到东南各省可以借海外贸易发展经济，但由于顾全大体只能放弃。“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书中第三百二十页）
作者在附录中提到道德不能代替法律，道德应该发挥更加长远的作用。他说起自己的大历史观一方面是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以小见大，另一方面受到德国思想家康德的影响。黄仁宇先生虽然加入美国国籍，但仍然热衷促进中美关系和加强东西方联系，希望《万历十五年》可以给中国看待历史方面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