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艺学学者的生命形式
时间：2020-08-16 07:56: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的老师杨忻葆教授逝世已经两周年了。在先生离去之后，师母郭雁若遵从先生的遗嘱，没有发讣告，也没有搞遗体告别。她的唯一心愿，就是将先生生前的主要论文和遗稿结集出版。我和先生的生前挚友都十分理解她的心情：先生一生淡泊明志，追求深沉平静，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探索文学和美的真谛的事业之中。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来说，存留他的精神创造，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先生的诸多生前挚友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先生的遗作终于顺利付梓了。这本论文集就是他的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它记录了一个学者的学术人生。这里的每一篇论文不仅饱含着先生的独特思考和激情，而且也闪烁着改革开放时代特有的历史理性和学术才华。当代文艺理论正是靠着像先生这样的一批优秀学者的切实、独到和系统的努力，才不断向前发展的。对于关注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本值得用心去阅读的好书。
先生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不久即到安徽大学任教，并长期担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与这一代跨越“文革”的不少学人的命运一样，他是用生命的创伤来换取精神的深度的——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候不能自由言说，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已是人到中年，学养日臻醇厚而期待达到“大成”时却又重病在身。但是，磨难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它孕育了这一代人的深厚的人文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学术韧性。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文艺理论、美学和当代文学评论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学术成果，他以自己的执著求索，填补了荒谬时代留下的理论空白。
在文艺理论方面，先生对于当代文艺学的根本性论题——文艺的特殊规律和性质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独特见解。在这个论题上，现实的政治因素介入较深，尤其在五十年代以来的极左的文化专制背景下，文学的性质被定格为从属于政治，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学科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几乎不复存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对文学的性质、特征和功能的阐述，仍然普遍的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端，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敢言及文学的特殊性质。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拨乱反正是需要政治上的清醒和学术上的勇气的。1980年，先生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了论文《感情——艺术的血液》，这是他长期知识蓄积、深思熟虑后的厚积薄发。先生提出：感情是艺术在内容上区别于科学著作的独特要素。并且尖锐地指出：唯有恢复感情在艺术中应有的地位，艺术才能获得自己特有的地位，才能真正成其为艺术。在当时，这篇文章发出了文艺本质论突破泛政治化的“工具论”而向“审美论”迈进的先声。它如融化坚冰的一缕春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以后，先生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他指出：文学这种社会意识，不仅具有真理性，而且具有审美性，是真理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统一体。顺着这个思路，他进一步向文艺特殊的审美内容上掘进，提炼出人生流程，艺术小世界，活的人物，活的灵魂，情致，艺术感受，审美情感，诗的思想等范畴，来阐述属于文学的特有内容。他提出：文艺的客观性内容是塑造“活的灵魂”，展示人生流程和完整的“艺术小世界”；文艺的主观性内容是情理交融的“诗的思想”。(《艺术世界的内容特征》，《活的灵魂——文学的特质性内容》)这些论述都丰富了当代的审美反映论。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高度评价了先生的理论识见：“这样来理解文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这个普遍原理，获得了文学的品格，就得以在文学园地里扎下根。”(见杨忻葆主编《文学理论简明教程·序》)在文艺如何反映生活本质的问题上，他对那种不顾文艺的特性的抽象本质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文艺反映生活的本质，在内容、途径、规律上，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文艺反映的本质真实，是人民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不是某个政策结论的简单证实；文艺表现本质真实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文艺表现的本质真实是丰富的，不是那个单一的“最高本质”所能概括和取代的。(《“写本质”与艺术的特性》)他深入探讨了形象思维的特征，提出：形象思维具有“人”象思维、蕴情思维、审美思维三大特性。(《艺术创作的思维特性》)这些文章都强调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律，这在八十年代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不可低估。
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先生的文化视野，学术命题和探究深度，都发生了深刻的拓展、变化和转移。这与西方文论的影响有关。但是，与一些热衷于引进西方的术语进行生吞活剥地套用的人不同，在借鉴西方文论方面，先生表现出冷静的学术头脑和深厚的功力，他瞩目的是中国文论自身的重建，致力的是运用多元视角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他的《基础理论的探索迫切需要新方法》一文提出：要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特点。在《艺术的超越功能》一文中，他对主体论文艺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文艺创造与生命体验》和《艺术与心理的交汇》这两篇文章中，他运用了文艺心理学的视角来阐述文艺的特性。他还对一些基本理论范畴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新的界定，如：典型形象，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等等。这些都是实质性的文艺学学理的建树，对当代文论的重建起到了扎扎实实的推动作用。
在美学方面，先生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美的本质和美感的特点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一是对当代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阐述。美的本质是传统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思路，他不囿于传统美学的本体论，而转向用主体论阐释美的本质，提出：美的生命在于一种特殊的运动，这个运动是由美的对象含有的内在特殊矛盾所产生的。其中最深层的，就是纯粹人性与非人性的矛盾。(《美的内在矛盾与人性》)他的观点显然揭示了美的事物这种运动形式的更为独特的内在矛盾。在美感的研究上，先生侧重于将美感与美育结合起来，阐释在审美实践中如何培养人的审美情感。这体现了他在美学研究上一以贯之的主体论人学思想。由于先生自己是从完美人性的建构出发来研究美学问题的，他倾心于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创造论美学就不足为奇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他认为蒋孔阳的创造论美学是一种独立的美学体系，并围绕美的本质，美的艺术和美的创造这三个课题系统地总结了蒋孔阳的美学观点。这样的研究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是很有价值的。尤其在美学热开始消退，学术进展陷入徘徊阶段时，对新时期的美学研究作一番认真的历史回顾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了解产生了哪些对美学发展有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成果，从而使我们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新的起点，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和重复之作泛滥。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对于学术界来说太少了。在今天，我们仍
应该提倡这种对待学术的科学的理性精神。
与多数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同，先生并非仅擅长严密的逻辑推理，他还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人，艺术的感受力极敏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是学生中有名的男高音。记得有一次，在教师联欢会上，他唱了一首《草原赞歌》，竟是地道的美声唱法，声音浑厚高亢，轰动了全场。这种潜在的艺术才能使他在艺术欣赏方面具有很强的悟性，他的理论文章常常从形象的分析入手，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生动形象易懂，丝毫没有八股气。他的文学评论将传统的感悟式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及现代西方的形式分析结合起来，不仅饱含历史理性精神和人文关爱，而且对艺术形象的体悟也深刻独到，剖析细致而又充满激情。他尤其善于发掘作品的诗意，如他所说：诗意是作品的艺术深度，是作品传达出的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心灵的独到发现。他的文学评论常从这一角度介入作品的艺术世界，解读作品的意蕴。先生对安徽作家祝兴义创作的评论就是一个范例。祝兴义是在“伤痕文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优秀作家，“伤痕文学”由于题材贴近现实，而容易使评论流于一般的社会批判。而先生的评论始终扣住一个“新”字，即祝兴义的小说如何开拓了新的生活境界，如何变换了新的表现角度，如何通过人物的命运揭示了生活发展中新的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又如何表现人物的心灵，讴歌了真正人性的美。这样，先生就从形象世界的体悟入手，令人信服地阐释出了小说的“诗意”。(《用诗情向未来寄发信息——谈祝兴义小说的艺术深度》)
先生的评论另一个特点是善于解剖作品中人物的灵魂，他的笔触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浅入深，如同层层剥茧，丝丝入扣，直到把作品秘而不宣的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潜在动机揭示出来，把人物的审美价值充分阐释出来。《灵魂失重以后——读(世纪黄昏)的启发》是他在重病中写下的最后一篇评论。当时他患眼底动脉硬化，两眼充血，不能看书，就让师母给他读。这篇小说是用手记的形式叙述在金钱物欲的冲击下文人的内心世界的倾斜，触动先生的是小说中表现的世纪末的文人灵魂。他指出：小说中表现的当今文人的黄昏感、灰暗感、沉重感、无奈感、漂泊感和末路感，还只是形象的表层，我们不能被感情的漩涡席卷而去，不去思考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意义。他以他特有的拷问方式，追问着灵魂失重的缘由。他认为：“冯天一们在世界的倾斜面前所使用的种种应付方式，形态各一。骨子里却皆深藏着封建观念。”观念的落后使冯天一们的抗争不但未见期望的成效，而且也不能为自己开创新路。这是先生在逝世前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的深刻思考。
先生的评论本身也是具有诗意的，读他的评论，我常感到他不是用墨在写，而是用心在感受，字里行间都有他的主观情感的流露和与作者的心理共鸣。这一次整理他的遗稿，我又读到了他八一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评谌容的《人到中年》的文章，其中一段触动了我的回忆，这是分析女医生陆文婷病危时的心理活动的，他这样写道：
病的昏沉迷惘之中，她耳畔听到的还是病人的呼唤，呼唤，呼唤……眼里望到的还是病人的眼睛，眼睛，眼睛……直至恍惚中隐约意会到自己快要在死亡的汹涛中沉没的时候，她心底的激情还是属于病人的。她忘掉自己的委屈，忘掉自己的功劳，忘掉自己的艰辛，忘掉自己的健康：她珍惜时间，可为了病人的眼睛，时间也忘了；她心疼亲人，可是看到病人的眼睛，亲人也忘了：她热爱生活，可是当急需治愈病人眼睛时，生命也忘了！她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心里只有病人的眼睛！
……她并不怕死，在垂危的一刻。她痛苦的是她的离开人世，将使丈夫和孩子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她并不埋怨一生承受的重累，相反，她只是觉得还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她并不贪恋人世的物质享受。只是舍不得离开亲人、医院和病人！这里表露出来的，是她真切的爱和恨，真切的欢乐和悔恨。真切的心愿和希望。对人生的真切的理解和追求！
这使我想起了先生病危时的情景，他与陆文婷竟是惊人的相似!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却不对别人说起，强撑着虚弱的身躯坚持参加了他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在最后的时刻，他陷入了昏迷，但嘴里一直在不停地说着，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仔细分辨，原来他还在给学生上课!在清醒的短暂时刻，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生活是美好的，感谢所有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人。”他是带着对亲人的祝福和依恋走的，带着对事业的眷恋和遗憾走的。难怪他是那么理解陆文婷，他的心与陆文婷是相通的啊!
先生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的写作计划，他和我说起过的就有《小说逻辑论》和《西方文论史》两部书。他是一个对待学术及其严肃认真的人，决不肯粗制滥造地出书，其实，他教西方文论已有二十余年，思考小说创作的规律也有很长时间了，平时和他交谈，都觉得获益匪浅。我曾催促他写书，他只是笑笑，也不说什么。这次整理他的遗稿，才发现他已经拟好了《小说逻辑论》的写作大纲，而且《西方文论》的几十万字的讲稿写得整整齐齐清清楚楚，简直就是一本书稿。师母说，他每讲一次课，就要重写一次讲稿，直到逝世前还是这样。我默然无语。比起那些没有什么研究却一两年就能出一本书的“聪明人”，先生是不是太迂腐了呢?然而，学术史会作证，由于“聪明人”太多，我们当代文学和文论研究尽管出了数不清的书，竟拿不出能与西方相比的成果!在学术人格上，先生永远是我钦佩的老师!
搁笔之际，先生那儒雅的风度，谦和的表情，清瘦的身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愿先生在天之灵与我们共享美好。
责任编辑 潘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