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教育

摘要：面对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人们开始思考：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如何既能保留文化传统，又能分享现代化成果?此访谈录将有助于对以上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思考。

关键词：全球一体化；文化多样性；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9)02-0015-05

白英(以下简称白)：滕教授，您好!这些年您一直从事民族教育研究，也一直关注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今天我们主要想同您讨论一下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不知您能否为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国当前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致状况?

滕星(以下简称滕)：好啊!首先我谈一下历史背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方面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进行民族识别，经过30多年的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陆续识别出了56个民族。我国政府在民族工作方面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建国初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处于奴隶制的凉山彝族，处于封建社会的傣族，再根据这些调查情况进行社会改造。第三件事是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通过有关人员调查之后，到目前为止，调查的结论是有39种文字、81种语言，当然这个数字还有争论。当时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国家就给有语言无文字的12个民族创造了16种文字。还有一些民族的文字属于改制文字。有的新创文字通过了国务院的批准，例如壮文，有的只是地方批准，如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了苗文、布依文、侗文，还有一些文字没有被批准。当前，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变迁，由于交通的便利，教育的发展，西部的开发，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民族融合加快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最后10年，也就是全球走向一体化的时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群不断迁徙流动，中国汉文化向民族地区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这个时候，国家提出要对一些濒危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抢救。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对这个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速度加快，我们目前所做的努力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消失的速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且，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相应的民族习惯、风俗都在不断变迁，因此到底要对哪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加以保护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

白：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国家都是口头上提倡文化多样性，实质上执行的却是国家一体化的整合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一些弱势群体加以关注，在国际上形成了文化多元主义运动，从西方国家开始，波及到了全球。在文化多元主义兴起的同时，人们开始思考：我们究竟该怎样处理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滕教授，您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滕：如何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之中保留那些人类已经拥有的文化多样性?这本身就很矛盾，因为全球一体化的规则就是要统一。但这个规则谁来定，往往都是由主流民族来定，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利益谁来保护?归根到底，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那么，社会核心价值在哪?有人认为社会一体化是有利的，它便于人民沟通，消除群体误解，促进民族融合。但是社会一体化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带来的是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最终导致人类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单一，以致人类的创造性受到限制。因此，文化多样性首先可以使人类富有创造性，使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其次，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财富而不是负担。那么，如何处理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呢?中国政府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些参考。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既能保留文化多样性又能保护国家统一的做法，构成了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和模式。那么，这样的发展特色和模式将会给人类社会提供借鉴和参考。当今世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以国家为载体架构的。全世界有2 000多个民族，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我们要处理好国家整合一体化和民族多样化之间的和谐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国家的动荡、分裂，甚至战争。这种后果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因为这2 000多个民族不可能每一个民族都独立成立一个国家。在18世纪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民族自决”。但是现在来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一个民族构建一个国家的设想已经成为历史。到目前为止，单个民族的诉求不应也不能超越及破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因此，各个民族如何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还是比较成功的，但也并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白：多元文化是不是要基于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滕：我个人认为，多元文化在西方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即“同化主义(A+B=A)一融合主义(A+B=C)一文化多元主义(A+B=A"+-B")”，在教育领域而言就是多元文化教育。这个理论出来以后，社会上的纷争非常大。文化多元主义强调过分了就容易走极端，变成民族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场社会运动。人类社会一直在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这两种理论中相争执，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进化论的体现；而文化多元论是建立在文化相对论结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美国民族社会理论基础上的。

现在的问题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看，我们人类社会已经逐渐接受生物多样性，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步。然而，目前中国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对生物多样化重视的程度，前面我说过，人类文化的单一，就导致了人们创造力的单一。因此文化多样性教育在我们国家有待于大力普及和宣传，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财富，而不是人类社会的负担。但文化多样性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强调就容易走极端，所以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到：第一不能有损于民族团结，第二不能有损于国家统一。教育在其中应该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白：我访谈一个官员时他说恩格斯很早说了一句话，美国注定要比欧洲发展快，美国语言是单一化，欧洲是多语言的。这个例子能说明语言的单一性造成的结果?

滕：我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片面，美国社会发展是因为它有一套很好的政治架构，是在一张白纸上形成的，美国社会发展不仅是单一语言造成的。此外，美国资源丰富；美国的整个发展是移民发展，是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整合的，美国是一个分权制的国家，它的架构、立法、行政都是相互制约的。如果说美国是因为语言单一才发展，那朝鲜也单一，它发展吗?所以这个观点是比较片面的，恩格斯是100多年前的人，他的某些说法在今天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说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人类学家就通

过研究一个小社会提出“钟摆理论”来驳斥他。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钟摆社会”，人类行为发展到一个极点后，它就会摆回来，但是它会围绕着中心点按照一定的幅度摆动，就像我们中国孔子的“中庸”思想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社会发展规律与结果的归因研究也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

白：滕教授，我们能否把问题缩小一点，谈谈教育在协调文化多样性和国家一体化过程中的功能是什么?

滕：少数民族教育在我国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近10年来，西部开发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国家60％～70％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西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归根结底是人的开发，由于历史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要远远落后于东部，所以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当地人们的发展需要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担负着缩小东西部差异，促进西部发展的关键作用。民族教育体系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组织部分，它的功能就是通过学校课程、教师、学校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将国家的民族政策、主流社会的科技文化知识以及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具体而言，民族教育应该具有：1)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经济功能；2)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功能；3)守望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功能；4)促进少数民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个体发展功能。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教育界曾兴起了多元文化教育的热潮。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文化集团问的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也就是说，多元文化教育必须使年轻人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保存他们对本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要发展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深刻认识和了解，使他们获得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自信和机会。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目标：一是培养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来观察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理解；二是多元文化教育倡导给学生提供文化选择的权力和机会，使他们获得适应本民族文化、主流文化以及全球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并努力消除学生对亚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歧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和文化冲突…。

长期以来，我们对民族教育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经费的投入、学校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这种政策导向大大推动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如：“两基”目标全面实现，“普九”水平稳步提高；教育事业规模长足发展，教育体系日趋完善；教育投入逐年增加，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学校布局进一步优化，办学效益明显提升等。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对于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与文化性，我们一直关注不够。加上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体制是全国统一的，“统一”意味着对“差异”的忽略，意味着以“共性”取代“个性”。民族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管理方式，实际上是基本沿用了城市里的一些做法，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的文化传统在教育过程中很少被加以考虑，民族学生的特殊需求，在统一的教育体制里很难得到重视。我的一位同行，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新蓉教授专门分析了国家义务教育教材。这套教材的语文课本中只有3篇是关于少数民族内容的，其中还有一篇是关于朝鲜的。从这个事例来看，我们的教育就要检讨：我们过去的教育目标、观念、体制、内容、方法是否体现了我们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尽管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很多优惠政策，但从教育体制来看，我们的教育还是处于一个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状况。现在国家推行课程改革，给地方课程留了20％的空间，国家课程占到80％。这20％的地方课程由于诸如财政、师资、评价体制的因素大多在学校里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所谓的“现代化社会”、“城市化社会”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这个离开国情的导向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城乡差异、地域差异、族群差异、阶层差异等几大差异，但是在我们的教材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些差异，教材的编写是建立在过分强调国家统一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教材建设总体上是并不怎么成功的。而且，我们国家在教育投资上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不到GDP的4％。这样，有限的教育资金投入以后，其产生的效益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我们国家的教育带有高度的国家主义的教育目标及内容，使教育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国家的教育只能为少数民族群体中5％～10％左右的人服务——这也就是升学教育。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了20多年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只有10％的人能继续升学，90％的人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回到原来的社区之中。既然我们国家目前的财力、物力无法把全国13亿人口整合到单一的生活模式——城市生活模式——中去，人们还不得不生存在各种不同的地域、城乡、族群、语言、宗教、阶层、性别、职业的文化模式之下。而我国的基础教育教材和教学内容仍旧是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的主流社会和城市化社会的知识。地方性知识仍然无法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中取得一席合法地位(即使有也是一些点缀)。我们的升学教育把农村中90％以上无法升学的学生抛弃掉的后果是什么呢?在当地，这些人觉得自己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社区中，而基础教育既没有教给他们足够的融入主流社会的知识与能力，也没有教给他们适应当地生活所需要的地方性知识与能力。当地人称这些人叫“做饭不如嫂子，干活不如老子，当顶门杆嫌短，当烧火棍嫌长”，学术上称之为“文化边缘人”。那么，在教育领域中怎样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多元的资源为当地社区服务呢?我们就要学习我们祖先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宝贵经验。其实，教育就教我们处理两件事：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基础教育在传递国家主义知识的同时，在现阶段要加强传递地方性知识，为无法升学的90％学生回归地方社区生存、就业服务，为社区发展服务。概括起来说，在协调文化多样性和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应该具有两大功能，即为国家统一、发展而服务的整合功能和为地方社区发展、传统文化保留而服务的文化传承功能。

白：滕教授，据说这些年，您一直在借用一些项目和课题研究来解决以上出现的问题，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滕：是啊，面对西部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种种困境，我们现在正在开展一系列国家“985”工程课题和其他国家重点课题研究。

第一个课题名叫“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课程建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千差万别，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文化类型实施不同的教育，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类型把中国社会分为农业、渔业、林业、牧业社会。农业经济文化类型中又有西北旱地农业和西南稻作农业，其他的还有新疆的绿洲农业等等。牧业的

有西藏的高原牧业、内蒙古的平原牧业，等等。通过经济文化类型划分，建构相应的地方校本课程，指导学生学习一定比例的地方性知识。我们现在设置了两个调查点——西南西双版纳傣族雨林稻作农业地区和西北甘肃裕固族高原牧业地区。在课题的开展过程中，首先我们做好经济文化类型的调查；第二确定到底哪些知识需要纳入教材；第三我们培训教师，编写教材、进行教学。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参与式行动。这种方式不是要求我们自己来做，而是我们组织当地的官员、老师、学生、家长、地方精英，让他们统统都参与进来，让社区与学校教育互动。由于高度集中的国家统一体制，社区和学校实际上脱节了，学校教育不能为社区发展服务，所以我们的项目要增加社区和学校之间的互动。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有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和传授地方性知识的项目，主要是为那些90％无法升入大学的乡村学生和当地社区发展服务。

第二个项目就是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主要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新创文字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的使用情况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这个课题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名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目前我们国家有39种文字81种语言，建国初期，国家为少数民族创立了16种文字，这些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推行中各经历了两个高峰，现在又开始衰退下来。我们这个调查研究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给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如果有必要，这种文字的功能是什么，要不要进入学校教育之中?我们不能只是说顺其自然，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们首先调查各方面的态度，包括汉族官员、少数民族官员、当地社会精英、教师、家长，分别从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中普遍地了解他们的意见，然后进行分析，这是现实的调查。第二是要梳理历史。第三是要明确当地人的态度倾向，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权。我个人认为，行政力量不能干涉少数民族群众的选择，要尊重当地人的观点。这不仅是在教育领域落实文化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是我们国家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

第三个是香港乐施会的资助项目——“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官方的、非官方的、学校的、非学校的乡土教材搜集起来，建立一个乡土教材陈列室，这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览项目。1997年我到日本大阪民族博物馆参观，他们有一个角落就陈列有中国少数民族乡土教材，但不全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最好的乡土教材收藏的研究中心，为中国乡土教材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前几年我还做了一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项目“中国云南省澜沧拉祜族女童失学、辍学与教师培训研究”，我选了中缅边境的一个点，创办了拉祜族女童班，现在这些学生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曾经对拉祜族做了一个体质心理测验，他们的智力是倒数第一。我去调查的澜沧县是我们国家惟一的一个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普遍是近亲结婚，弱智人口占到8.5％。我们也做了教育比较，把拉祜族与布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相比，拉祜族的学业成绩确实很低。在美国有一种理论专门解释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学业成就差异，叫“遗传基因理论”。我把拉祜族女童班做实验，同时我做了一个对照班，是乡镇汉族行政官员子弟，一共18人。两年后，他们语文和数学的学习成绩基本持平。三年后，拉祜族女童班的数学成绩有时还优于对照班，四年之后她们到县城里上学，学习成绩并不弱。实验的结果就驳斥了遗传差异理论。我们拍了一个影片，叫“Children of Blessing”，这个片子引起很多争议。但是，这部影片揭示了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白：教育体制涉及到考试的评价体制。西方国家教材的编写是自下而上的，我们是自上而下的。如果我们提倡多元文化，是不是对教育制度的颠覆?

滕：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表述，我们是一个有着中央集权制传统的国家，因此教育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便于国家整合，而忽视了城乡差异、族群差异等各种差异，忽视了教育和当地社区的发展，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2000年的课改就规定要有20％的地方和校本课程内容。这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20％的课程内容却没有太多的依据。要知道，少数民族地区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差异很大。有些地方是聚居，有些地方是散居，有些汉化程度高，有些汉化程度却比较低，有些民族有语言和文字，有些民族有语言但无文字，这些情况都要区分对待。我们搞调查，如何来进行，比如从课程设计到课程评价体制，这些都和当地官员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使评价体制多元化。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如果只有5％～10％的人能继续升学，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浪费资源的、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大一统体制?我们自下而上提出这个问题，是要设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重新考核学校教育，给当地教育官员松绑。不然的话，我们的教育改革必定会失败。

白：那么，您认为这个进程需要多长时间?

滕：这个进程需要自上而下来进行，首先教育部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来一个像“明治维新”那样的教育改革。要把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起来，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就是建立一个不同人群互动交往、各种利益兼顾的社会。现在改革实质上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资源已经允许逐步改进。但是这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就算是体制改了，人们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当地做地方性校本课程的时候，当地的老师不会教了，因为他们原来所有的培训都是按国家主义教材体系进行的，离开那一套东西，他们就不适应了。所以我们的师范教育从观念、体制、内容到方法都需要改革。我们国家的教育目标应该是多元一体教育，所以我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这一理论和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是相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