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时间：2020-11-07 15:22: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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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
关键词：双边投资协定（BIT）；制度环境；政治风险；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6）02-0082-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2.015
一、引言
自从“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3年中国OFDI流量仅为28.55亿美元，2014年则高达1 16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防范与控制风险对于境外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双边投资协定①（BIT）作为一种双边法律规则，是政府层面为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门槛和风险，由两国间签署的有关投资待遇、利润汇回、税收安排等内容的一种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制度安排，被认为有助于降低双边投资者市场进入的成本与风险，即可以改善双边境外投资的软环境，因而成为中国政府为促进OFDI着力推行的重要举措。自1982年中国和瑞典签订第一个BIT至今，中国已签订并实施了128个BITs，并且，大部分是同发展中国家签署的。但是，作为对外投资行为主体的企业，对于这种政府间双边政策安排的反应又如何呢？或者说BIT对母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和流向或投资目标地选择偏好，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显然，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和改进BIT的绩效，促进中国OFDI的更健康发展，因此，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试图把东道国制度和BIT与制度的交互项引入分析，探讨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偏好，以及BIT与东道国制度结合后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间接影响。
二、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如空间距离、要素秉赋、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和经营环境等，会影响境外投资在当地的经营成本与市场效率；另外一些因素，如文化距离、制度因素、社会政治环境等，则会影响境外投资的投资风险。一般来说，双边投资协定（BIT）虽然也会谋求通过影响东道国的营运环境，来降低母国资本在东道国的经营成本；但更多则是试图通过双边政策安排，降低母国资本在当地经营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投资的风险水平。然而，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关于双边投资协定（BIT）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学术界虽早有研究，但却结论不一。一些研究成果认为，从实际效果看，BIT通过保护投资产权、保障投资公平和优惠待遇，促进了签约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显著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23]。Egger和Merlo更认为，BIT不仅在短期内显著促进OFDI，而且其长期促进作用更加明显[4]。部分国内学者也就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张中元发现，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能促进中国OFDI流向具有较大规模OFDI存量的经济体，并认为对东道国制度水平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5]。但是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认为，BIT对OFDI的作用并不明显。BIT签订数量与吸引的投资并没有直接关系[6]。刘笋基于法制层面角度认为，BIT对OFDI影响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BIT的约束力仅限于缔约双方，缺乏普遍性。第二，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利害对立，双方签订BIT的基本出发点差异巨大，前者注重对外资的管理与引导，后者则着重保护本国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强调投资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义务[7]。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张鲁青运用交互项检验的方法，证明了BIT与东道国制度质量间存在替代关系[8]。宗方宇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OFDI数据，检验了BIT、东道国制度水平与中国OFDI的区位特征，发现BIT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而且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9]。宋泽楠运用分组检验的方法同样发现，BIT对中国OFDI的作用，在制度水平低于中国的国家中影响较显著[10]。李平等利用中国宏观层面OFDI数据，指出BIT有助于弥补东道国制度缺陷，从而促进中国OFDI[11]。而另一些学者则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认为东道国质量与中国FDI负相关[1214]，从而得出了与Wei、Globerman和Shapiro、Asiedu和Gani认为东道国制度优劣与FDI正相关完全相反的结论[1518]。
综上所述，学者们虽早已就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双边投资协定（BIT）有助于降低在东道国投资的风险，并推论其对母国境外投资有促进作用，但经验性研究的结论却并不一致。这似乎说明，在承认双边投资协定具有对东道国制度替补作用的基础上，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两国间的制度质量差距及其替补效应，可能对母国OFDI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看，相关的经验性研究结论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对此，我们注意到，在基于东道国制度质量考察中国OFDI区位特征的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对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测度，多采用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由以下几部分构成：民主与军政（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和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治理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法制（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或国际风险政治指南（ICRG）制度风险指数包含以下12项指标，分别为：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条件、投资情况、国内冲突、国外冲突、腐败控制、军事政治、民族紧张、法律和规章制度、种族关系紧张、民主程度和政府服务质量。国家风险指南（PRS）参照世界治理指标（WGI）把制度风险分为6个指标，分别为民主与军政、政治稳定和暴力、治理效率、规制质量、法制和腐败控制。提供的制度风险指数。我们认为，这两种指数都侧重于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测度，而不是经济市场制度。而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该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肯定与国外投资效率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为此，本文认为，如果将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区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维度，并以此作为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测度指标，来考察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或许能够使结论更具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