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园里竞芳菲
时间：2020-11-19 10:54: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按照惯例把文学艺术比作花朵,那么大理地区的文学艺术正是“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作为开发较早的边疆民族地区,大理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早在遥远的秦汉时期,这里就已流传着脍炙人口的《行人歌》;特别是汉时,大理人张叔､盛览负笈蜀中,受教于大文学家司马相如门下,他们学成归来设馆教学,习染浸淫,使大理文风渐成鼎盛｡南诏大理国出现以后,洱海地区的文学艺术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中更为显得耀眼｡如《全唐诗》中就入选了大理诗人杨奇鲲､赵叔达的诗作,加上南诏德化碑､《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大理国张胜温画卷》､崇圣寺三塔､剑川石宝山石窟等艺术瑰宝的出现,使这种地域文学艺术跻身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而毫不逊色｡随着元､明､清的入主云南,大理的文化出现了一次转型期,在以杨黼为代表的民族文学顽强成长的同时,汉文形式出现的新文艺浸染着大理文坛,出现了一批熟练运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群,如杨士云､李元阳､艾自修､师荔扉､王崧这样文史兼通的作家｡大理的文风历来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如明代名臣杨一清说:“吾滇南文献之著,称大理｡”清康熙的宠将､大理提督偏图给大理题匾“文献名邦”｡从此,大理的文脉不绝如缕｡二十世纪,大理出现了一拨接一拨的文学艺术人才,赵藩的武侯祠楹联､张子斋杂文､马曜的诗作､杨明的戏剧､马子华的小说,以及解放后崛起的张文勋的文艺理论､晓雪的诗歌､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李鉴尧的《马儿你慢些走》､欧小牧的电影《雕龙记》､赵继康､王公浦为大理创作的电影《五朵金花》､杨丽萍的“孔雀舞”,这些文艺作品名列中华民族的艺术精品,当之无愧｡
然而,从宏观来看,过去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说是很正常的,首先文艺家的创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和支持,相反不时地经受极“左”势力的责难和浩劫,文艺创作总是处于一种个人奋斗,或是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境况之中｡自治州的成立,肯定了民族文艺的地位,在以后的较短时间内也曾出现过断断续续的文艺繁盛,比如白剧的形成和发展､不定期内部刊物《文化通讯》的出版､各民族民间故事的整理和出版､大本曲协会的成立等等,但文艺创作的群体优势并未能够形成和发挥,热心人士在50年代发起的大理州文学艺术协会筹备组也一直处在遥遥无期的筹备阶段｡
大理州文学艺术形成群体优势,并在自治州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和全国一样,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时,万象复苏,文艺首当其冲｡这是沉睡过后的苏醒,寂静过后的爆发,尤其是文学队伍,大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躁动｡面对这种可喜的局面,1978年11月22日,也就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22周年的那天,州文教局以“迎接国庆30周年文艺献礼办公室”的名义向州委呈报了“关于创办《大理文化》刊物”的报告｡时任中共大理州委书记的刘树生同志远瞩高瞻,他看了报告后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一时还不能给作者营造一座花园,但可以给作者提供一个花盆｡”于是,在翌年的3月16日,中共大理州委决定由州文教局报请省委宣传部批准创办《大理文化》,6月间一份别开生面的《大理文化》出现在下关街头,顷刻被抢购一空｡读者的喜悦心情是理所当然的,自治州终于有一份充满乡土气息的精神阵地,一份属于本土作者耕耘的“一亩三分地”,一个向外部世界展现自我的窗口｡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举措,当时一些老作者高兴地说:“解放初期我们投稿最近的是重庆的《西南文艺》,辛辛苦苦写一篇稿,盼星星盼月亮,旷日持久才能有消息,后来有了《边疆文艺》但也得花好长时间心里才踏实,现在好了,刊物办到家门口了｡”接踵而来的是,1979年的全州迎国庆民族民间文艺汇演,规模宏大,盛况空前｡这两大盛事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在近30年后的今天,人们如何估量它也不为过｡在这个基础上,1982年8月31日,“大理州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大理州文联瓜熟蒂落地诞生了｡当时,虽然文联下属仅有文学､戏剧､美术书法摄影､大本曲､音乐舞蹈等五个工作者协会､500多个会员,似乎显得弱小,然而它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意味着文学艺术工作者得到了护身符,有了归属家园的亲切感｡从此,他们可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从事自己爱好的文艺,这是他们企望已久的､空前的盛事和喜事｡
州文联刚成立时,一切都显得很简陋,认识上也不十分明确｡比如,现在我们提起文联的职责,总是有这样的表述:一是“对各团体会员有指导､联络､协调､服务”;二是“做好党委和政府的助手,成为党委和政府联系全州各族文艺家的桥梁”｡草创时期的州文联章程短得只有10条600多字,也没有上述职能的明确界定,各协会也只小心谨慎地自称“工作者协会”,很少有成家成名的奢求;然而,其中关于坚持“两为”方向､“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推动文艺观点的自由讨论､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体现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的措词,尤其是第七条有关“维护宪法所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一切民主权利”的提法,给了文艺工作者大胆创作的“定心丸”,使大家有了回归港湾的安全感｡总之,文联的成立对文艺工作者是一种呵护,一种激励,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给文艺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大理州文联草创时的功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小看这份简陋的章程,就如同成年后不能轻视穿开裆裤的童年一样｡
这里仅列举这个章程后来所显现的三方面突出成果｡
首先,章程第四条提出:“本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发现､培养文艺新人,不断扩大文艺队伍｡”而其中又特别提倡重视对少数民族文艺的扶持｡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比如:就文学创作而言,虽然早在1936年“左联”白族作家马子华的长篇小说《他的子民们》就受到茅盾“边疆乡土文艺”的称誉,但那毕竟是本地作家在外地的创作,本土作家中还未有长篇小说问世｡文联成立后,就出现了第一部由土生土长的作者创作问世的有一定生活气息的长篇小说《荒原情侣》｡他的作者是一位在“文革”中被错判入狱的白族青年,由《大理文化》编辑部协同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多方奔走,使这位青年获得平反,作品得以面世,并安排了工作｡另有一位年轻中学物理教师,热爱创作,文联发现后将他调入《大理文化》当编辑,从此他在国内报刊发表不少散文诗,后来被调到《春城晚报》,当编辑,成了多产的知名散文作家,并担任副总编辑的职务｡还有一位彝族青年,80年代原在永平县山区当民办教师,业余给《大理文化》投点清新的文稿,编辑发现后着力扶持,终究成为县报的资深编辑､创作斐然的彝族作家｡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州文联特别注重从中小学生做起,因此特地在《大理文化》上开辟“校园踏青”专栏,刊登少年优秀作文,收到好的效果,很多作者就是从小在这个专栏起步的｡比如有一位从彝族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现在成了一所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教授､知名的彝族作家,他的处女作也是《大理文化》上发表的中学生作文｡
其次,章程在表述文联的任务时并不好高骛远,而是立足现实,在“繁荣创作”的同时,提出“活跃城乡文化生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的任务｡而且,在文联筹备组给大会的《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建议(各县)文化馆办刊物应面向农村,以提供演唱材料､普及文化知识为主要目标,不要勉强成文学刊物｡”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显得有些低调｡但当时大家都普遍认为,这是体现了对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理论的运用｡因为脱离地区实际的口号有如飘在天空的落叶,迟迟不能脚踏实地｡重视文化,尤其是重视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就文艺抓文艺｡这种理念在文联成立之前把刊物取名为《大理文化》而并非《大理文艺》或《大理文学》时就已经体现了｡因为,在云南,历史文化底蕴最丰富的是五朝古都大理,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丰厚而又多彩,文艺离此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缺少独特性,也就是“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理念当初是行之有效的,使文艺少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为此,州文联身体力行地去参与到一些文化活动中去｡这里举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这就是多年来叫得很响､流传很广的“三道茶”,其版权理应属于大理州文联｡1981年11月,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25周年,《大理文化》编辑部受命编写了第一本公开出版介绍大理的《大理风情录》一书｡编者根据民间采访在书中第一次介绍了“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礼仪;不久大理州在北京办白族民间图案展览时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用“三道茶”招待首都各大媒体的记者;后来又在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第八届年会上举办“三道茶”歌舞晚会;从而使“三道茶”远近扬名｡接着,我们又接受政府的委托,编写了诸如《大理风物志》､《走近大理》､《大理导游》等书籍,用文学的形式推介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