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与关切中国文艺学的公共性建设
时间：2020-11-22 07:54: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以下简称《文艺学研究》)由陶东风与和磊合著。此书以“史”为线索，引述翔实的材料，全面、客观而富有特色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艺学的发展状况。
“公共性”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此书开篇即写道：“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问题，最近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紧接着，文艺学的公共性问题在导论部分被详细论述，并在全书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文艺学的公共性是文学公共性的组成部分。所谓“公共性”，即拥有一个文学公众广泛参与的平等、多元的文学公共领域。本书中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哈贝马斯和阿伦特。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和雏形”，“为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准备了具有批判性和自律性的公众”。阿伦特从反思极权主义的角度强调了公共领域中的“复数性”和“差异性”，陶东风先生等把她的这个核心思想引入文艺学研究，在《文艺学研究》指出：“复数性和差异性的消失标志着文学进入了极权主义状态，标志着文学的公共性的死亡”。也就是说，公共性并不仅仅意味着公开性或可见性，并不是任何在全社会范围内轰轰烈烈进行的文艺运动都必然具有阿伦特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此书梳理了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学公共性的不同形态及其发展历程，并在字里行间发出了对重建文艺学公共性的关切。
新中国的文艺学虽然被习惯地认为开始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但此书别具匠心地从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写起。作者明言“中国当代文艺学应该从发表《讲话》的1942年算起”，“它对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影响是任何别的文献所无法相比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革命事业和工农兵服务的要求，这种要求将文艺的政治功能定在了第一位的高度。书中敏锐地指出：“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不是意在解决什么文艺方面的学术问题，而是当时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但恰巧是这样一篇《讲话》，同时被赋予了规范文艺学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成为影响我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首要文件。《讲话》所奠定的文艺学理论基础显然与作者理解的文艺学公共性存在相当距离。由于种种左倾思潮的干扰，中国文学研究(也包括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声音长期以来缺乏多元性、复数性，只是在复制来自上面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就算是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地传播的，甚至响彻全社会，也没有真正的公共性。
书中有包括“导论”在内的多处内容，直接提到了对文艺学公共领域建设的要求和期望。除了多元性和复数性以外，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关系，例如在提到对私人性的压制和剥夺的时候，作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很多诗歌和小说作品中的“私人经验的描写，丰富了读者对于人性的认识，培育了他们的主体性，因此也为这些人进入公共领域准备了条件”。有关私人经验的文学增强了个人的感受能力，使个人更具个性化，这也满足了公共领域内多元、差异的条件。
两位作者，特别是陶东风教授，近年来研读阿伦特用功甚勤。阿伦特对公共性、对政治的独特理解，成为本书阐述文艺学公共性的关键。在阿伦特看来，公共性与政治性几乎就是同义词，公共领域中平等自由的言行，正是政治实践活动，公共领域的存在则是政治的必要条件。“政治的含义是行动者的言行在公共场所的‘展现和演示’，是行动者彼此之间形成互为主体的交往沟通，它的前提必须有一个供其展现与演示言行的空间，即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没有支配和宰制的平等对话的空间。”这样的空间里，沟通是最为重要的环节，而沟通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行动者之间是平等的；二是行动者之间要有差异性，以形成交换的意见。我国在“文革”时期的文学公共性是一种畸形的极权公共性，其原因就是，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上行下效，个体行动者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也没有差异性，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文艺学不得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政治’化”，“文艺学知识生产者没有不为特定‘政治’服务的权力”，这种“政治”，按照阿伦特的观点，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政治。
这样的观点在书中被多次用于实际的批评。例如在叙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批判运动时，书中提到：“为政党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应该为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留下一定的空间，而不能把一切学术问题政治化。否则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是很难正常进行的”。这里所说的“政治”当然是指党的政策方针，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空间正是真正的公共领域。而所谓的“政治”使这种公共领域的形成受到极大阻碍。作者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系列文艺界的批判事件的规训效果”：“经历了这些运动的作家都纷纷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独特的政治立场与文化一艺术个性，大都走向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示和要求的道路——工农兵化、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的文艺学研究丧失了多元化，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活力，与公共性的原则正相违背。这条教训是深刻的。
所以，书中也这样写道：“任何一个文学理论问题都不是抽象的、封闭的，它必须是开放的、发展的。它不应该成为作家创作自由和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桎梏，而应当不断接受艺术实践的检验，并随时填充进新的时代内涵”。“文学永远是开放的，这是文学发展的根本。”
这可以说是本书对文艺学公共性的总结性观点，也是本书关切文艺学公共性建设的集中体现。带着这样的理论，作者梳理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客观地反思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学公共领域建设的得失。
对于“文革”之前的文艺学，主要表现在对《讲话》以来的文学政治性流弊的反思。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文艺创作与政党政治斗争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文艺成为政党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学在新政权那里并不是简单的关于文艺学术的研究，而是整个思想战报，甚至整个革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导演孙瑜或电影本身，而是借助这样的批判掀起一场所谓的“阶级斗争前卫战”，提示阶级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书中尖锐地指出：“此先例一开，以后文艺上连绵不断的论争，探讨都以此定调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当代文艺学思潮蒙上浓重的火药味，并从整体倾向上变为政治思潮所驱使的工具”。这样，我国文艺创作的主流走向了单一化、政治化的道路。文艺工作者没有保障，缺乏安全感，时刻都有遭受政治批判的可能。书中在之后的很多章节中，还介绍了多次类似的文艺批判运动。
还有一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的机械套用。书中提到了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座谈会上，几位学者讨论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认识和批评作品。显然，吴组缃、何其芳等人的发言都能体现其将理论运用于文本的意识，但这种运用是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这自然是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书中指出：“在政治斗争的浪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往往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非文艺批评的方法。真正的文艺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批评都被政治化了”。
除此之外，本书还反思了新中国以来的“民族性”与“文化认同”，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民族性”被赋予了阶级含义，成为了特定的阶层独有的“文化暴力”词语。“洋腔洋调”也受到了排斥和批判。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则被基本等同于简单的体力劳动。
另一方面，书中对“文革”前我国的文艺学研究也并没有全盘否定。例如在谈到“整风批判”运动时，客观评价了理论学习对文艺工作者批评素养的积极意义，说道：“让文艺界掌握分析问题的理论方法，对于认识现实，提高创作和批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如果排除意识形态的高压，这种进步，显然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学批评中来，在文艺讨论中发言，是有利于文学公共性建设的。
书中还指出，对文艺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双百方针”与《文艺八条》的提出，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于文艺创作的自身规律及其与民主社会建设的关系是有所认识的，如果能坚持下来，一定可以使我国文学公共性的建设更进一步。可惜的是，“左”的错误路线使其受到了阻碍，并一度停滞。
此书对于我国文艺学公共性的建设，整体上是乐观的。主要表现在作者充分肯定“文革”后我国文艺学发展的新气象。书中提到了在“拨乱反正”之后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引述1980年《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一小撮敌对分子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这种调整是巨大的，它与之前的为工农兵和革命事业服务相比，显然极大地扩充了文艺服务的范围，使更广大的、多元的人群可以参与到文艺事业中来。当然，书中也中肯地提到：“口号怎么提都一样，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实行艺术民主，以及保证艺术民主的政治民主”。
文艺学后来的发展的确是有突破性的，对此，该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例如介绍英美新批评被引入中国的这一段。新批评是与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截然不同的理论，它并没有在中国扎根下来。但它却一反《讲话》以来的批评话语，受到杨周翰等学者的高度推崇。书中提到了新批评对我国文学批评的特殊意义，“‘新批评’作为‘理论武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新批评’与原来的批评范式最为抵牾，也就是说，引入‘新批评’不在于‘立’，而在于‘破’，撕裂‘反映论’的帘幕，为‘新潮文论’的突围开辟道路”，“当时首先需要的是‘清道夫’式的文论，‘它的使命并不在于自我建树，而在于扰乱且动摇学术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权威的怀疑或蔑视’”。
“公共领域”一直是陶东风教授极力倡导的学术话语。以《文艺学研究》为阵地的反思和呼吁，只是陶教授社会理想的一部分。哈贝马斯将西方的文学公共领域表述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和雏形”，是建设政治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也是一个为政治公共领域提供的前沿平台。陶东风教授始终将中国现代政治公共领域的建设作为长期追求的社会理想。积极的公民、完善的法制、自由民主的和谐氛围，这些不只是要表现在文学领域，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存在于中国社会之内。陶东风教授在博客中写道：“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的前提是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的存在”，“不尊重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只能是伪公共利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应该是坚持个人独立性和批判性前提下的参与，是民主意义上的参与”。这些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的理论对现今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也是陶东风教授学术研究的公共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 袁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