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表上的家事：一门四代律师
时间：2020-11-22 07:58: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于朱家的一些故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变迁和法治发展的曲折经过，但至少能从中看出一些关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律人内心秉持的精神
人物名片：
朱华荣：男，籍贯四川省璧山县，1929年出生于日本国京都市，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63年，朱华荣被下放支援安徽芜湖，直到1978年恢复重建华东政法学院，被调往上海任教。1980年，朱华荣教授参加司法部领导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律师组工作，被该案特别法庭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其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中国古代刑法史、比较刑法学和法律思想史。
朱华荣祖父朱大镛先生是晚清进士，参与发起过“公车上书”运动，并以律师身份当选过四川省议会议长；朱华荣父亲朱显祯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19路军少将，后弃官从教，历任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四川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86岁的法学家朱华荣见到《方圆》记者的时候，非常热情。他搬来一个半米见方的大纸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很多文件袋和文件夹。在其中一本朱家的大事记年表上，朱华荣密密麻麻地作了很多笔记。年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载着朱华荣一家几代人的生平经历，就是这本年表，见证了朱家一门四代律师的辉煌。
事实上，记者寻访到这里的途中，就发现，即使同住一个小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朱华荣这引人瞩目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他是著名的比较刑法学家，他是江青的指定辩护人，以及他们一家是中国最早的律师世家……
一本纪年表上的故事
1907年，朱华荣祖父朱大镛到日本，次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1911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16年，朱华荣父亲朱显祯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学法律。1929年在日本出生的朱华荣，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1979年，朱华荣到华东政法学院当教授。1989年，朱华荣儿子朱晓斌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从事律师工作。2002年，朱华荣女儿朱晓音从日本归来，在一家外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
这是朱家大事记年表上记载的一些零星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太过低调，许多人对于朱华荣的记忆，还仅限于在当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中，他被指定为江青提供辩护。然而，朱家从朱华荣的祖父开始，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法律世家了：朱华荣的祖父朱大镛是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代律师；父亲朱显祯先后在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法律系任教，兼任律师。
朱华荣告诉记者，关于朱家的一些故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的变迁和法治发展的曲折经过，但至少能从中看出一些关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和法律人内心秉持的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给朱华荣寄过一封用毛笔字书写的私信，赞赏朱家人：“举家崇法世代传承，利在人民功在国家。”
这样的赞美无独有偶。早在1986年，朱华荣和上海市高级法院原院长顾念祖等人一起为加拿大律师讲学，加拿大律师协会负责人汉斯在听闻朱家四代皆为执业律师时，十分惊愕地说，这样的例子在整个加拿大都极为罕见，而在中国，一个因为历史原因中断了二十年律师职业的国度里竟然也有这样的家庭。
民国23号律师
2000年6月10日，朱华荣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旅行。他从浦东机场起飞，两个多小时后，飞临日本大阪市的上空时，看着整个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城市，心情此起彼伏。时隔近70年，再次来到这个国度，耄耋之年的朱华荣脑海中浮现出一些遥远的记忆，这里有他祖父、父亲求学生活的足迹，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而现在他的女儿正在翘首迎接他的到来。
那次日本之行有20天，朱华荣在留学日本攻读法学硕士的女儿朱晓音的陪同下，亲眼看到了《明治大学学丛》中关于祖父朱大镛的记载：“朱大镛1908年9月12日法学部入学，1911年7月12日于日本明治大学第五十六回法科大学卒业并获优等生。”
朱华荣了解到，朱大镛能留学日本，并攻读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得益于朱家一直以来殷实的家境。据说，朱大镛的父亲是前清举人，为朱家子女能从小习文识字营造了良好的物质环境。
那个时期，虽然经过封建文化的洗礼，但朱大镛对新思想新文化更有兴趣。受到改革维新思想的感召，朱大镛早年便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志同道合。
“1895年，梁启超等人发动‘公车上书’，朱大镛是最有力的支持者。”朱华荣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
然而，当戊戌变法失败之时，朱大镛只能遁走日本。在那里，他不仅熟悉了先进的法律制度和以法治政的法律理念，也结识了章太炎、蔡锷等人，为回国“创业”做好了准备。
1912年，朱大镛学成归来。正是这一年，近代中国律师制度得到确立与发展，北洋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明确了律师资格考试应具有法政学教育背景的条件，并通过考试和考核两种方式授予律师资格。
对于当时受困于战祸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条件显得有些苛刻，所以律师成为了一种上流知识分子才能享有的资格。而朱大镛凭借其扎实的法律功底，顺利地领到时任司法部长梁启超亲自签发的律师执照，编号23号。由此，他成为了中国近代有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代律师。
随后，朱大镛又在成都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朱大镛律师事务所”，也是国内最早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现在虽然已经无从查证朱大镛受理过哪些案件，但是朱华荣回忆：“他为人宽厚，常常义务为穷苦百姓打官司，在当地深得人心。”没过多久，朱大镛便以律师身份当选为四川省议会议长。
能言善辩是律师一大特点，作为议长的朱大镛时常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声。1913年，当时北洋政府的宪法草案到了征求意见的阶段，袁世凯却只电询各省长官，置省议会于不问。朱大镛当即在全国省议会中提出质问，认为“大总统”不顾地方省议会的意见，必将会引来非议。同年11月，对于增加赋税的要求，朱大镛又致电北京“为民请命”：“将副税总额略微减少、分配各县，以苏民困而昭大信。”
朱华荣介绍，晚年的朱大镛因患中风由成都返回璧山老家休养，他曾听过很多关于祖父的故事，但随着岁月逝去，很多细节已经模糊，然而从那时候起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和家人。
一个“做学问”的律师
自从朱大镛开启了留学日本之路，朱家人似乎与赴日本学习法学结了不解之缘，之后的几代人都先后到访或者留学日本。朱大镛之子朱显祯更是在日本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
1916年，20岁的朱显祯考取了官派留日资格。临行之前，朱大镛把朱显祯叫到跟前，提了一个特殊的出行线路要求，“你先去趟北京看看，然后再从那里转道东三省去日本”。
朱大镛阐释了其中的理由，他想让年轻的朱显祯历练一下，不仅可在沿途中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更能在北京感受当时的政治文化气息。“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只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才能在内心建立起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操”。
朱显祯到达日本后，先是考取了一个攻读商学的资格，但被朱大镛一口否决。朱大镛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学习法律远比学其他专业具有优越性，而且法律又有它自己的内涵。终于，朱显祯次年就考入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法律学科，从此开始了在日本长达12年的求学、研究之旅，并主攻劳动法。
与此同时，朱显祯还结识了一大批留学在日的中国先进分子，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李初梨、作家冯乃超、福建省原政协主席何公敢等人。所以，当朱显祯回国之后，马上就被人推荐出任了国民党19路军的高级军官，先后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少将军法处长等职。
此时，国内又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八”事变，日军突然袭击了驻扎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3个月以后，日军在虹口公园举办“淞沪战争祝捷大会”，19路军与流亡上海的韩国人金九策划了著名的“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等人。金九成为了日方最高悬赏60万元“要犯”。金九的壮举激起了朱显祯的爱国情怀，以至于几年之后，金九被抓要接受审判时，即使此时19路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朱显祯早已弃官，在中山大学从教，他还是奋不顾身地担任了金九的辩护律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朱显祯还利用他律师和教师的身份，成功掩护和资助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学生，如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过西南政法学院教务长的孙孝实、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怀安等。
多年之后，王怀安仍然与朱华荣保持着联络，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一些往事：“我是朱显祯教授的学生，曾得到他多次资助。有一次题目为《唤起民众抗日》的演讲比赛，因为朱教授的关键性投票，让我们获胜，着实大振了革命学生的斗志。”
后来，年轻的朱华荣曾问过朱显祯：“你为什么最终选择担任教授、律师，不去当官发财？”朱显祯以近似教训的口吻说：“很多人去当官从政是因为他们做学问做不下去，我在这方面能站得住脚，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一个“做学问的人”，当时朱华荣也许并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深意，“现在才真正理解父亲做学问的高明之处”。
特别法庭的特别辩护律师
朱华荣的故事更多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80年10月10日，当时朱华荣正在华东政法学院任教，一个红线电话直接打到了学院，电话的另一端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那头没有多余的客套，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指示，要求学校通知朱华荣第二天紧急赶赴北京。
而恰恰当天朱华荣并不在学校，于是学校开始了紧急的“寻人行动”。广播里重复了很多遍朱华荣的名字，办公室的电话此起彼伏。直到傍晚时分，同事才在一处僻静的街角找到了正在读书的朱华荣。
第二天，朱华荣与另一位曾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法学家裘劭恒一起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直到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宣布成立“两案辩护律师小组”，朱华荣才知道此次进京的任务。
朱华荣最初的工作是逐字逐句地研究起诉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10月23日，秦城监狱传来江青的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于是，“两案办”指定了张思之和朱华荣当江青的辩护人。但是，就在第一次会见江青之后，江青就以说话“声浪太大”为由拒绝张思之当其辩护人，而且提出希望再指派一个人和朱华荣一起担任她的辩护人。
“两位律师，江青要一个，又不要一个，这是想分化我们啊。”时任司法部公正律师司司长王汝琪说。事后，特别法庭重新指派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傅志人与朱华荣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人。
第二次会见江青是在11月16日，朱华荣经过与她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流，最终不欢而散。“你们站在他们的立场，怎样为我辩护呢？他们走得太远，你们律师也受了影响，我就不麻烦你们了。”江青拒绝了朱华荣继续担任其辩护人。
尽管如此，作为刑法专家和律师，朱华荣还是全程参加了“两案”全程的工作，这也是朱华荣作为律师第一次在重大公开场合登场。
除了被指定为江青辩护，朱华荣凭借着出色的法律功底和敢做敢言的作风，还担任过百余起案件的辩护律师，其中不乏轰动全国的大案。如1985年的天津东方公司戴振祥案，在朱华荣的代理下，经历了长达8年之久的申诉，戴振祥最终被宣告无罪。
“我想我还是继承祖业吧”
对于朱华荣而言，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的法治进步为他带来了学术研究和发挥律师作用的有利契机，但此前的峥嵘岁月，亦为他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朱华荣出生在日本，但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拥有良好的文学功底，16岁便考上了四川大学法律系。同时，西南联大也给他寄来了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家里爷爷和父亲留下来的几柜子法律书籍，我想我还是继承祖业吧。”朱华荣说，自父亲去世后，家里已是门庭冷落、大不如前，“从经济上考虑，一个理科必需的计算器都要花费很高的钱财，而学习法律需要的花费少，对国家的作用反而更大”。
等到朱华荣毕业之时，正值中国推倒“六法全书”，大量引进苏联法律的阶段。此前，民国时期的《律师登录规定》、《律师惩戒规定》和《律师检核办法》等逐渐规范化的律师制度在此刻全部成为了一纸空文。因此，朱华荣没有一开始就做律师，而是在成都市法院开始了他的工作，主要负责审理烟毒案件的审判。
在烟毒犯罪泛滥的西南地区，年仅20多岁的朱华荣，不仅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而且还一次一次地亲眼目睹死刑犯的处决。1950年《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之罪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仅两个月时间，就有37名大毒枭被判处死刑。
朱华荣回忆说，人生中第一次去荒郊野外旁观死刑犯的枪决，这让他整整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枪决时死刑犯瘫倒在地上，枪决导致的四处溅开的鲜血，家属撕心裂肺的痛哭……久久地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死刑是必要的，但是从人道主义和公平正义的角度上看，死刑既残酷又具有不可逆性，眼下频频纠正的冤假错案更需要我们反思，减少死刑势在必行。”至今，朱华荣仍以法律人的思维不断思考着。
一直以来，朱华荣主要从事刑法研究，即使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安徽农村，他还是在每天接受“改造”的空闲时间研读法律，一本完整的《南斯拉夫刑法典》就在他住的草棚里的煤油灯下被翻译成中文。随后，朱华荣写下了《刑法学》、《各国刑法比较研究》等著作。
“十年磨一剑”，几度沉浮之后，朱华荣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并提出了“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刑法观”等新观点，他也成为最早提出“法人犯罪”的学者之一。
律师职业正步入黄金时代
如今，令朱华荣引以为傲的是他的一双儿女也都传承着家族的法律事业，儿子朱晓斌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律所，主要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并为多家外企提供法律咨询；女儿朱晓音从日本获得民商法学博士学成归来之后早早地取得了律师资格，现在正担任着一家跨国公司的法律顾问。
朱华荣说，自己的儿女学习法律，做律师，完全是他们的兴趣使然，作为父亲从没有刻意安排过，只是在他们小时候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们的故事，耳濡目染间可能受到一些熏陶。
即使是现在，儿女来看望朱华荣的时候，他还会一如既往地讲一些家史，只不过聆听者更多了，有儿媳妇，还有孙子等。
“很有可能朱家第五代人还会继续当律师。”朱华荣的夫人在旁边插话道，而朱华荣默默地点了点头。或许，朱家几代人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基因”早已形成，并正在传承。
“中国的律师职业正步入黄金时代。”在朱晓音与父亲交流的时候，曾这样描述中国目前的律师界环境。的确，从1996年5月15日的《律师法》颁布实施到其后的三次修订，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从砸烂公检法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在稳步前行。
朱华荣表示，也曾有人质疑过朱晓斌兄妹身为中国人为外企维护利益是否显得有失分寸。对于这样的问题，朱华荣并不以为然，“我们更应该反思学习、运用法律的意义”。
“只有法治才可以改革社会，促使社会进步，因为它不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但它却与每一个时代紧密相连。”朱华荣深有感慨，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和律师制度恰恰随着国家的命运此起彼伏，几经风雨，这其中的荣辱悲喜，朱家人体会得格外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朱家四代法律人分别以宪法、民法、刑法和商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富有各自时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