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与伊斯兰文化学会

摘要：青年时代的白寿彝先生就意识到设立伊斯兰文化研究机关的重要性，及至抵达昆明以后，联合学人发起成立伊斯兰文化学会，致力于伊斯兰教典籍的研究和翻译。本文拟从文献资料入手，结合已有的研究，对学术界关于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的说法作出回应，进而就伊斯兰文化学会成立的时间、地点、人物、学术活动作进一步研究分析。

关键词：白寿彝；中国回教文化学会；伊斯兰文化学会

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15）02-0014-08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1938年白寿彝在桂林期间曾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最早出现此观点的是1990年发表的《略论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回族社团》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回教文化学会”“1938年冬成立于桂林”。继而1992年出版的《伊斯兰教历史百问》一书再次提到该学会，转录如下：

“中国回教文化学会，1938年冬在桂林成立，发起人白寿彝、杨敬之、谢徵波等。宗旨：阐扬伊斯兰教文化，翻译或介绍伊斯兰教著作，负责人：白寿彝、马坚、杨敬之。1941年改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会员20余人，多为著名的回族学者和阿洪。曾分别在一些大学开设伊斯兰文化讲座，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十余种。是当时唯一不受中国回教协会控制的伊斯兰教文化学术团体，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事业及学术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94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再次对“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成立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活动、经费来源、社会影响等作了全面概括，具体如下：

“中国回教文化学会，中国穆斯林学术文化团体。1938年冬，由白寿彝、杨敬之、谢徵波等人在广西桂林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翻译或介绍伊斯兰教著作。负责人为白寿彝、马坚、杨敬之。1941年改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会员有白寿彝、马坚、纳忠、张秉铎、哈德成、庞士谦、穆广文、马宗融、马继高、白亮诚、薛文波、马汝邻等。该会成立后，曾分别在中央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伊斯兰文化讲座，由白寿彝、纳忠分别讲授，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10余种，其中有马坚译著的《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史纲要》，杨敬之的《日本之回教政策》等。经费由会员自筹。该会在当时较有影响，对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事业及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该词条出现后，关于白寿彝等在桂林发起的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白至德先生在《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中提道：1938年年底，“父亲在桂林与马坚等先生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后更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

对于该会成立的详细情况，回忆录继续写道：

“1937年春，父亲在《申报》上发表了‘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的需要’一文……当时留学埃及开罗的中国学生看到后积极响应并支持，在纳忠先生提议下，并与马坚、海维谅三人联名写信，建议成立一个回教文化研究团体。父亲与他们四人为发起人，又联络国内的有关人士一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学会设理事，组成理事会，并决定会务工作由父亲负责组织，开展活动。”

《桂林回族》一书不仅坚持中国回教文化学会于1938年成立于桂林的说法，而且认为该会“兼主办了《中国回教文化学会会刊》”。《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一书认为“1939年回教文化学会成立，发行《回教论坛》”。

从上述的各种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是1938年冬在桂林成立，所不同的是，学界认为发起人主要有白寿彝、谢松涛、杨敬之等等；白家后人认为是白寿彝、马坚、纳忠、海维谅，后来该学会又更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事情究竟如何，谁的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成立问题考辨

笔者认为学术界关于1938年冬，白寿彝与谢松涛、杨敬之等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理由如下：

首先，从学术界的观点说起。第一，查询万年历所知，1938年立冬时间是公历11月8日，立春时间是1939年2月5日。由此确定这年冬天是11月8日至次年2月5日间。据相关资料记载，白寿彝是1938年12月6日以后离开桂林。由此可知，成立学会的时间是在11月8日至12月上旬。在此期间，他除了编辑《月华》第22至24期合刊外，准备离开桂林，赴云南，而且此时正处于失去多名亲人的痛苦之中，没有心思筹设研究机构。第二，1938年9月28日，杨敬之随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到汉口复命后，受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派遣，前往华北等地，刺探敌情，从事联络工作，没有到过桂林。他加入中国回教文化学会至少也是1941年以后的事。第三，谢松涛是成达师范的教师，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成达师范打算设立回教文化研究机关的想法：

“回教文化自来皆为学者个人追求，缺乏集体研究，以此绩效不张。成达师范同仁见于发展回教文化之需要，故拟结合各学者组成回教文化研究所，集中力量，共同研究，以期回教文化有机的发展，而完成兴教建国之目的与使命。”

从这段话来看，成达师范打算组织回教文化研究所的想法是1938年4月在广西桂林复课后。然而此时还不具备成立的条件。1939年5月或6月间，谢松涛在一次题为《兴教与建国》的演讲中仍然提到“设置伊斯兰文化研究机关，专负研究和阐扬目前各种专门问题”的构想。然此时白寿彝已在云南。后来的历史表明，成达师范并未正式成立过回教文化研究机关，因此，不存在所谓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即便是有，也仅仅是一种未付诸实践的设想。遍查民国伊斯兰教文献，未有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的字样。

其次，从白寿彝早年的著作来看。白寿彝在《中国回教小史》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两个小册子中分别提到中国回教学会和伊斯兰文化学会“在做埋头研究的工作”，未提及任何关于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的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回教学会是上海的穆斯林组织，成立于1925年6月，白寿彝非常赞同该会所作的努力。现代学术界认为，1941年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改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大概是误将白寿彝提到的这两个学会混为一体。

再次，从白至德的回忆录来看。白至德的说法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认为1938年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在广西桂林成立。发起人除了他的父亲白寿彝外，还有在国外留学的马坚、纳忠、海维谅，与学术界的看法略不同。第二，回忆录中未提及发起人之间的通信内容和参考文献，难以判断其中的缘由。即便有通信往来，也仅仅是征求意见，属于理论探讨的阶段，真正参与创办学会，至少是马坚、纳忠回国以后。第三，回忆录还正式提到1939年夏天，他的父亲与白亮诚“筹备伊斯兰文化学会”之事。这个说法如果成立，即可表明，从1938年冬到次年下半年时间内，白寿彝发起创办了两个学会，即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和伊斯兰文化学会。据此产生疑问，既然已经有了中国回教文化学会，为何还要筹备伊斯兰文化学会。由此再次证明，白寿彝在广西桂林未正式成立所谓中国回教文化学会。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确定：学界有关白寿彝等人于1938年冬在桂林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的说法不成立，即不存在这样的学会。即便有这个学会，也仅仅停留在私人的筹划中，未付诸实施或向外公开宣布。真正有文字记载与白寿彝有关的是伊斯兰文化学会，这个学会也不是《白寿彝画传》中所说白寿彝在桂林发起成立，而是成立于昆明。

三、伊斯兰文化学会的成立时间、地点、宗旨、人物

关于伊斯兰文化学会成立的时间，该会理事杨敬之在1942年9月出版的《清真铎报》第八号中这样写道：

“笔者为伊斯兰文化学会之会员，兹值该会成立四周年纪念之日，特将该问题作为一研究已作周年论文。”

关于该学会成立的时间、地点，1943年发表的有关文字记载：

“伊斯兰文化学会自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在昆明成立以来，已经四载有余。”

关于该会成立的时间和人物，1942年5月出版的《清真铎报》这样记载：

“伊斯兰文化学会成立至今已将四载，其基本会员为白寿彝、白亮诚、杨敬之、马子实、纳子嘉、海维谅、谢徵波、陈焕文、马无卿、张秉铎、薛文波、杨志玖……等。”

关于该会成立的时间、宗旨和人物，1943年1月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记载：

“白寿彝君等组织之伊斯兰文化学会，其主旨为专力从事回教典籍之翻译著作，成立迄今，业经四载，基本会员为白亮诚、白寿彝、马坚、张秉铎、纳忠、谢微波、杨志玖、杨敬之、薛文波、海维谅、陈焕文、马元卿等。”

从上述四则信息来看，除了杨敬之外，其他三则均未署名，从字里行间来看，撰者似为一人，疑为白寿彝。按照杨敬之的说法，该会成立的时间大概是在1938年5月到9月之间，此时的他正随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在西北宣传抗日。如果第二则信息属实，成立的是1938年11月，地点是昆明，那么发起者不是白寿彝，而另有其人，因为此时白寿彝还在桂林。第四则信息明确指出发起人为“白寿彝君等”。因此，可以初步确定，伊斯兰文化学会成立于昆明。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该会主要成员马坚曾提及马元卿于1939年加入伊斯兰文化学会的事：

“民国廿八年（马元卿，引者加）到昆明任云南思普企业局昆明办事处主任，因与白寿彝先生相结识，故加入伊斯兰文化学会。”

白至德也提到他的父亲白寿彝与白亮诚（字孟愚）筹备伊斯兰文化学会的情形：

“自1939年至1942年，父亲在昆明三年左右的时间里，白亮诚先生曾先后两次回昆明见我父亲……当父亲与他谈及筹备伊斯兰文化学会时，他很快表示支持，并表示不要在学会中给他什么名义或位置，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也就不图虚名。然而他却主动为学会捐款资助，这便是伊斯兰文化学会收到的第一笔捐助。”

据白寿彝后来回忆，当他抵达昆明后，恰巧白亮诚不在昆明，他与白亮诚见面时已经到了夏天，具体情形，白寿彝写道：

“这年的夏天，孟愚才有可能从普洱、思茅回到昆明。因为那里的工作很难脱身。”

综上可以初步判定，伊斯兰文化学会最早是1939年夏天在昆明成立，至于具体的时间，限于资料，亦未见到档案资料，因此还不能判断。上述文献中提到的“已将四载”“四周年纪念之日”“已经四载有余”“业经四载”的说法耐人寻味。可以肯定的是，创建初期的伊斯兰文化学会并未全面开展学术活动，只有以白寿彝和马元卿作各自的研究或翻译。真正全面开展工作是1939年12月和1940年7月马坚和纳忠分别回国以后。

至此可以判定，现代学术界关于1941年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更名为伊斯兰文化学会的说法不成立。不过现有的资料表明，伊斯兰文化学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1941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回教教育史》封面上，译者马坚，该书封面印有“伊斯兰文化丛书”和“伊斯兰文化学会编辑”的字样。

从上述引文也可以看出，伊斯兰文化学会的宗旨是“从事回教典籍之翻译著作”，即突出翻译和著作两个方面，这与现在学术界关于该会宗旨是“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翻译或介绍伊斯兰教著作”略有出入。基本会员为白寿彝、白亮诚、杨敬之、马子实、纳子嘉、海维谅、谢徵波、陈焕文、马元卿、张秉铎、薛文波、杨志玖、穆广文、马继高等等。

1942年底，伊斯兰文化学会在重庆召开年会，参加者有白寿彝、谢徵波、杨敬之、薛文波、纳子嘉等等。会议就研究任务作了新的安排：

伊斯兰文化学会除了编辑第一集十四种书籍外，还确立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之中心工作，内容侧重七个方面，第一是古兰译著，马坚担任。第二，圣训选译，马坚担任。第三，至圣穆罕默德传，纳忠担任。第四，回教正史，纳忠、海维谅、穆广文担任。第五，中国回教史，白寿彝、杨志玖担任。第六，伊斯兰问题之研究，杨敬之、谢徵波、陈应章、端木中担任。第七，伊斯兰实况之调查，杨敬之担任。

据白家后人说，这次会议制定的研究任务包括七个方面，即古兰经、圣训集、宗教法、哲学、历史、社会调查以及文献资料搜集。这七个方面大概与之前设计的研究内容基本相近。另外，在这次年会上可能还确认了学会的理事会人员名单。杨敬之后来在参加国大代表选举的介绍中称自己是“伊斯兰文化学会常务理事”。

此次会议之后，各成员按照计划进行各自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该会的出版计划也逐步实现。同年12月底，抵达重庆不久的哈德成阿洪打算前往云南，作为挚友，白寿彝前往机场送行，二人谈了许久。最后白寿彝希望哈德成加入伊斯兰文化学会，领导大家研究伊斯兰文化。对此白寿彝这样写道：

“我鼓了极大的勇气，请求阿衡参加伊斯兰文化学会，领导大家作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工作。阿衡严肃地说：‘我很喜欢参加学会，但我不敢说是领导，我们都是同志，将来战事结束后，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会同中国回教学会成为一个团体’。”

一年后，哈德成阿洪在云南沙甸归真。白、哈二人的谈话和约定最终成了永别。白寿彝认为“阿衡底诺言，仅仅成为学会之历史上的光荣”。此后伊斯兰文化学会按照既定的计划正常进行。除了马坚以外，其他人的进展不大，对此，白寿彝写道：

“学会同人，只有子实是在埋头苦干，敬之、子嘉和其他朋友，有的还没有完全脱离求学生活，有的正在参加党国底各种工作，很难分出时间做学会底工作，我呢？更说不到有什么工作成绩底表现。”

抗战胜利五个月后，白寿彝第二次由昆明飞往重庆，与顾颉刚商量学术文化事宜。结果是他们共同负责文通书局，并主编《文讯月刊》。同时，他与伊斯兰文化学会成员商议，初步决定将伊斯兰文化学会迁到北平。1946年12月，白寿彝到达苏州，正式负责文通书局的相关工作，至此，他身边已有新的研究团队，他们是马继高、金德宝、彭林萁和马为义。与此同时，伊斯兰文化学会也从云南迁到北平，暂时由常务理事杨敬之负责。1947年8月15日，该会与北平其他回教团体联名，向在当日建国的巴基斯坦表示祝贺。此后未有该学会的信息。

四、伊斯兰文化学会的主要活动

伊斯兰文化学会成立以后，积极收集各种伊斯兰教史资料，编译伊斯兰文化丛书，筹创《伊斯兰学报》，编写穆士林丛刊，在大学开设伊斯兰文化讲座等。兹分述如下。

第一，汇集伊斯兰教历史文献。

收集和整理伊斯兰教历史文献是白寿彝的主要工作。1939年白寿彝到达云南后，即开始留意关于杜文秀起义的文献资料。白亮诚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历史文献赠送给挚友白寿彝，这对后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刺激其整理伊斯兰教历史文献的信心。1940年初，白寿彝公开发布了《求咸丰、同治年间滇乱史料》和《征求云南回教文献》的启事。

启事发出后，得到云南穆斯林的纷纷响应。据马颖生的研究，启事刊出后，经马坚先生介绍，白寿彝阅览了马生凤遗稿《云南回教纪录》，得到《杜文秀军政管理条例》《杜文秀帅府布告》等22件珍贵史料。云南穆斯林个人也以珍藏相赠；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玉溪支会、元谋支会也提供相关材料；同时白寿彝又亲自搜集到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藏文献和一些公私著作。

白寿彝利用20个月的时间，将所征集的资料整理成《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对于其他的收获，《伊斯兰文化学会近况》一文记载：“现在已收到伊斯兰先贤墓碑、清真寺碑刻之拓片、抄本约二百余件，已完成之伊斯兰先贤遗著辑佚工作，有闪氏父子诗歌、孙鹏遗文辑、马九皋曲三种。”

1941年5月，白寿彝完成《咸同滇变传抄史料初集》的整理工作，被纳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主编的《西南文献丛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年6、7月间，他又校写史料集一本，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出版被搁置。1944年他将两部资料集整合成一本，最初成《杜文秀研究资料》，交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间，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委员会首次“以是书有妨抗建，不准出版”，半年后，审查人员更换，审核通过，但前提是需要将书名更改为《咸同滇变见闻录》，才于次年正式出版。书的封面印有“伊斯兰文化丛书”的字样，封三印有“伊斯兰文化学会编辑”的字样。

第二，编译伊斯兰文化丛书。

伊斯兰教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伊斯兰文化学会的核心工作，该会编辑后正式出版了一批伊斯兰教译著和专著。有研究者指出：“民国二十九年，伊斯兰文化学会主编的《伊斯兰文化丛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回教哲学史》《回教真相》等六种。”这种说法的时间有误。事实上，现有的资料证实，1941年4月，伊斯兰文化学会编辑的第一部译著《回教教育史》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译者为马坚。1942年，该学会计划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第一集十四种，同年底，该会将出版的丛书扩大至十五种，共计二十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计有马坚的译著《回教真相》《回教与基督教》《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育史》《古兰学大纲》和《圣训学大纲》，纳忠的译著《回教王朝史》《回教与阿拉伯文明》（二册）、《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二册），张秉铎的译著《伊斯兰之普遍与永恒》，谢徵波的专著《回教婚姻法大纲》，杨敬之的《日本之回教政策》，杨志玖的《元回回考》，白寿彝的《中国伊斯兰史纲》《咸阳王世家》以及校对的《咸同滇变传抄史料》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伊斯兰文化学会1942年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直到1943年商务印书馆才正式出版了杨敬之的《日本之回教政策》，马坚的《回教真相》《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1944年出版了马坚的译著《回教哲学史》，再版了《回教哲学》（赣版手工纸），1945年相继再版了《回教真相》《教义学大纲》，1946年再版了《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史》。其余的未能出版或以其他名称出版。白寿彝与杨志玖的《中国回教史》亦未完成，而白寿彝两万余字的《中国回教小史》被纳入“边疆政教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纳忠的译著亦未纳入伊斯兰文化丛书中出版。马坚的《圣训选译》未见完成，不过《古兰译著》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古兰学大纲》和《圣训学大纲》未见出版，《回教与基督教》是早年译著《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经更名重新出版，未见出版。谢徵波的《回教婚姻法大纲》未正式出版，后来在《月华》上连载。马元卿“因为精神委靡，事务繁杂，始终没有着手”《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黄金草原》，并于1944年因病去世。杨志玖完成了《元回回考》一书，未见出版。穆文广未有专著出版，但他借用云南的《清真铎报》发表了大量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学术文章。张秉铎的译著出版不详。海维谅直到抗战胜利后从伊朗寄来《世界回教》和《中阿关系》等书，请白寿彝代为整理后，在文通书局出版，最终未见出版。

第三，创办《伊斯兰学报》未果。

据《伊斯兰文化学会近况》一文记载，1943年，伊斯兰文化学会计划编辑《伊斯兰学报》，“该学报为一季刊，内容注重专题之研究及伊斯兰学术消息之报道，创刊号约在四月出版”。虽然有此次协商计划，并在相关媒体上做了登载。然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即不存在所谓的《伊斯兰学报》。然而，《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根据此则信息，将《伊斯兰学报》作为一种刊物，列入书中，并作了介绍。转录如下：

“《伊斯兰学报》，昆明伊斯兰文化学会编辑。昆明伊斯兰文化学会成立于1938年11月，后得云南穆斯林的经济支援，于1943年4月创办了此刊物。《伊斯兰学报》为季刊，内容着重在伊斯兰文史哲专题之研究及伊斯兰学术信息之报道，何时停刊不详。”

事实上，编辑《伊斯兰学报》仅仅是以白寿彝为首的伊斯兰文化学会成员的一种学术设想，不知何故，该学报未能问世。然而却以其他形式出现，这就是穆士林丛刊。

第四，编辑穆士林丛刊。

除了翻译和著述伊斯兰教著作外，伊斯兰文化学会还策划出版了一整套“穆士林丛刊”，主要为“回教学校”作为教材使用。这种想法最早是白寿彝在桂林时期提出，当时由于环境和家庭原因，未能实现。直到1944年，他从重庆回到云南后，设想编写一种《回教国文补充教材》。后来又增加了伊斯兰基础知识和伊斯兰教义两项内容，具体由马坚和纳忠负责。现在发现的资料表明，以伊斯兰文化学会的名义发行的穆士林丛刊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作为“穆士林丛刊之一”的《教义读本》。这种读本主要适用于“高级小学校”，具体由马坚负责编译，第一册于1944年7月由伊斯兰文化学会发行。据悉该套教义教材先后出版四册。

其次，穆士林丛刊之《穆民文选》《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选编》。这套教材由白寿彝撰注。《穆民文选》的前身是《回教国文补充教材》。该文发表后，受到各回教学校的重视。不久，在各方友好的建议下，将《回教国文补充教材》改名为《穆民文选》，刊发单行本，共计六册。在《穆民文选》的“略例”中，编者指出编写的内容、宗旨和意义：“书所选，或为穆民的作品，或为关于穆民的论述，期能对读者有以涵养其德性，促进其宗教认识，发扬其宗教情绪，并提高对国家社会之抱负。”据有关资料记载，第一册出版后最初在西南各地大受欢迎，其中昆明明德中学阿文专修科、养正学校，元谋、蒙化、澄江各回教学校及重庆国立成达师范学校，均纷纷采用为国文科补充教材或正式课本。由于该课本出版较迟，以致成都、宁夏、青海等地学校只能在第二学期斟酌采用。第二册1945年7月出版，这两册都由伊斯兰文化学会编印、发行。抗战胜利后，白寿彝继续从事该丛书后四册的“修正改编”工作，至1946年10月前已经完成。《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是“打算给回教高小初中学生阅读或作教材使用”，1946年5月始创，8月作为“穆士林丛刊”由重庆的文通书局印行，1948年3月在上海由文通书局再版。为了使回教学校教师获取许多伊斯兰教历史的资料，以便上课时为学生“能够有详细地解释和发挥”，白寿彝又收集了时人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论文和有价值的史料，最终成《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选编》，1948年由文通书局出版，不过此次出版将“穆士林丛刊”更名为“穆斯林丛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选编》属于“穆士林丛刊”的范畴，但在封面和封底中都未有伊斯兰文化学会的字样。

最后，伊斯兰知识读本。具体由纳忠和林仲明负责。纳忠负责的有《五功与伦理》《穆圣的故事》《古兰与圣训》《伊斯兰的信仰》。1946年5月《五功与伦理》《穆圣的故事》二书纳入“穆士林丛刊”系列在昆明印行。不久由于物价上涨，导致邮费上涨，因而，经售者不得不刊登《穆士林丛刊加价启事》，提高函购邮费。后两本也陆续出版。林仲明负责的是《四大哈里发事略》，是否出版，不详。

第五，在大学设置伊斯兰文化讲座。

在抗战前夕，顾颉刚提出应该在国立大学历史系设立伊斯兰文化或回教史的讲座，由于抗战的爆发，此举未能实现。1938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责令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云南大学等三校设置阿拉伯语文及伊斯兰文化讲座。白寿彝错过了这次机会。国立云南大学于1939年春聘请刚从埃及留学回国的云南穆斯林学人沙儒诚（字国珍），其他两大学因未找到合适的人选，而未能设置该两讲座。1940年，沙儒诚因故他去，云南大学聘请白寿彝担任中国回教史讲座。1942年白寿彝、纳忠等到达重庆后，值国民政府宣传部召开回教文化座谈会，白寿彝、哈德成等11人应邀出席，并作回教文化讲座。此举对重庆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鼓舞很大，激发了他们从事回教文化研究的积极性。随后，伊斯兰文化学会在重庆召开的年会，提出在各大学设置伊斯兰文化讲座五至八席，内容临时定为阿拉伯文、乌尔都文、土耳其文、波斯文、古兰学、圣训学、伊斯兰法典、世界伊斯兰史、中国伊斯兰史。为此，该会负责人与各大学接洽、商议此事。最终的结果是：重庆中央大学聘请白寿彝担任中国回教史和春秋战国史讲座教授，纳忠担任阿拉伯语文和回教帝国史讲座教授。中央政治学校聘请印度驻华公署穆斯林职员达竹丁担任乌尔都文讲座教授。需要指出的是，白寿彝仅担任讲座教授一年，而纳忠担任该项讲座教授一直到1947年，期间还为该大学边政系讲授“回教概论”。

五、未完的结语

通过回顾历史发现，白寿彝等不具备在广西桂林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或伊斯兰文化学会的条件，即便有这样的学会，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探讨或者设想的阶段，未付诸实践，亦未有任何资料记载。真正发起成立并有学术成果出版的是伊斯兰文化学会。该会筹设阶段大概最早是1939年5月至9月间。但是根据杨敬之、白寿彝等人的说法，似乎早于此。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不过从《伊斯兰教历史百问》称伊斯兰文化学会是“当时唯一不受中国回教协会控制的伊斯兰教文化学术团体”来看，该会成员可能有意要与1939年2月26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重庆成立的下设机构中国回教文化研究会区分开来，表明伊斯兰文化学会的成立早于中国回教文化研究会及其民间性、自主性特征。无论如何，该会自成立后，在白寿彝等人的努力下，将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纳入其会员，按照各自的特长分配了相应的研究或翻译任务，最后在云南穆斯林的资金支持下，汇编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资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伊斯兰文化丛书，其中以马坚的译著最多，影响较大。编写了一套“穆士林丛刊”，并在云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担任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讲座。唯独筹创《伊斯兰学报》的计划未能实现。该学会的举措均发生在抗战期间，从这个层面来说，表明了中国穆斯林学人顽强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抗战胜利后，这批知识分子重新组合。白寿彝抵达苏州后，担任文通书局的副所长，他组建了新的研究团队，继续以“穆士林丛刊”的名义主持编纂《回教常识小丛刊》，似乎与伊斯兰文化学会的距离越来越远。此后，迁到北平的伊斯兰文化学会，未见有新的学术活动和成果。这也意味着该会的历史使命就此中止，该会连同其成员早年的学术活动轨迹最终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

责任编辑：王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