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主客体关系及翻译标准的多元统一
时间：2021-01-14 08:04: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目前翻译理论有两大主要倾向——语言学派倾向于“一元化”的“等值转换”规则，文化学派倾向于“多元化”的标准。这两种倾向系翻译研究的重心偏向于翻译“主体”或“客体”所至。本文用翻译标准的主客体平衡模型和多元统一模型，解释了翻译标准的多元和统一的关系，并指出翻译理论可以而且必然多元化，翻译标准则需要“多元而统一”。
关键词：翻译 多元 统一 主体 客体 平衡点
一、翻译理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当今翻译理论流派繁多，大体可归结为两大派。一派以语言学派为代表，追求“一元性”的“等值转换”规则，虽然也兼顾对“主体”的研究，但主要偏重“客体”。另一派以文化学派为代表，讲究“多元化”，虽然也兼顾对“客体”的研究，但主要偏重“主体”。
语言学派注重原文文本和语言结构的分析，力图制定“等值转换”的规则。“等值转换”的信息内容主要是“意思”。然而，“意思”由两个成份组成，一为“内含意思”（im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意思；一为“外显意思”（ex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实际写出或说出的内容”（Baker，1998：113）。“外显意思”是文字表面显现出来的意思，可以通过语句的“等值转换”来传达。“内含意思”则需要通过译者联系语境、作者和读者的背景等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抉择。正是对文本以外社会文化因素的忽视限制阻止了语言学派理论研究的发展。
于是“语言学派强劲的发展势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便逐渐式微”（蒋骁华，2003：42），而文化学派则应运而生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文化学派一反传统译论过分强调译者忠实原文这种“一元化”观点，转而关注文本以外的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因素、译者的个人因素等，并从文化学、社会符号学等多元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的规律，将翻译理论引向了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在国内，翻译研究也出现了“转向”。以辜正坤教授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研究也突破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纯语言转换的一元性视界。这两种翻译理论的“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开始从讨论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equivalence）”转向探讨如何根据翻译目的和文本功能对译文语言做必要的“顺应（adaptation）”。文化学派将翻译研究带入了多元化时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Even-Zohar和Toury的“多元系统论”，及以Lefevere和Basanett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理论。操纵学派甚至认为翻译就是改写。文化学派旗帜鲜明地主张改写和异化，一方面科学地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却削弱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必然会给各种漫无原则的误译或曲解提供借口。
显然这两个学派都有其不足之处，其根源在于两种研究的重心——语言学派重翻译客体而轻主体，走向了绝对客观主义；文化学派重翻译主体而轻客体，走向了主观相对主义。
二、翻译主休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语言学派偏重“客体”，而文化学派偏重“主体”。然而“主体”和“客体”只是同一翻译事件的两个方面，都应该是翻译理论研究和解决的对象，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惜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在理论研究中均出现了“偏重”现象。廖七一（2000：301）指出：“翻译理论家已逐渐意识到任何一种理论和流派都是对翻译本质和翻译技巧不同侧面或对同一翻译问题不同侧重点的描述。”这种对于同一翻译问题不同侧面的偏重造成了各种标准各说各话，标准之间没有统一的尺度，缺乏一致性、协调性和可比性，因而对于同一译文也很难作出一致的或协调的评判结论。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翻译理论和翻译标准区分清楚。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不同。翻译理论可以有侧重，但翻译标准不能有偏重，必须顾及方方面面的因素，要主客体兼顾。正如各种行业标准一样，它们不是某些个人的观点，而是大部分人的主张，能够为大部分人所接受和遵守。显然，标准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众家之言的集成。同理，作为一名译者或者译文质量的评判者，他可以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但他所持的翻译标准必须是大家公认的。这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翻译标准能找到吗？在目前的翻译理论界，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重主体”和“重客体”则是两派理论核心。对于同一翻译事件，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对主体与客体的偏重虽不同，但在它们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主客体的“平衡点”机理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描述这些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翻译标准比喻成一根杠杆，那么“主体”和“客体”犹如这根杠杆两端的压重，代表着同一翻译事件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偏废。
杠杆上代表着不同偏重的每一个点均可构成重心各异的“多元化”标准。所有点的集合构成了一个“多元互补”的翻译标准体系。在杠杆的质心处有一个支点，这根“翻译标准体系”杠杆原本在支点上处于平衡状态。现在有一名译者或者评判者要站到这根杠杆上去，他一次只能选择站在杠杆上的某一点，把该点作为他该次翻译活动的评判标准。显然他的站立位置只要偏向支点的左侧或右侧就会导致杠杆倾斜，从而使他在运用翻译标准这根杠杆解决具体问题时跌跤。评判者要成功解决问题就不能使翻译标准这根杠杆倾斜，杠杆要不倾斜就需要保持平衡，要保持平衡就必需站在中间的支点位置上。这个支点位置就是主客体的“平衡点”。
对于不同的翻译事件，这根杠杆上的主体和客体本身的压重会有变化。譬如一篇科技说明文和一首诗歌，科技文要求译文的意思精确无误，对“客体”要求较“重”。诗歌要求其译文体现“美”，而“美”与主观感受紧密相关，所以对“主体”要求较“重”。由于不同的翻译事件其主客体压重会变，所以其“平衡点”也会变，于是评判者在这根杠杆上的该次站位（即翻译标准）也相应地需要改变。这样就造成了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但这种“多元”是在不同主客体条件下的“多元”。对于同一“主客体”条件，翻译标准应该是“一元”的。这就是翻译标准“多元”与“一元”的关系。
“主客体杠杆平衡模型”说明：在每一次具体的翻译活动中翻译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合适的翻译标准的关键是主客体的“平衡”。即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我们都应该同时兼顾“主体”和“客体”，既要讲“等值转换”规则，又要兼顾“多元化”的影响因素。
三、翻译标准的多元而统一模型
虽然“主客体杠杆平衡模型”解释了“多元”和“统一”的关系。但这个模型是在“一维”条件下做出的，对于复杂的影响因素，还不能给出一幅详尽的画面。为了获得更为清晰的画面，我们应该在二维或者三维空间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在这方面，辜正坤教授已经在三维空间做了一些理论探索。他把原作比喻成空间的一个点：“我们假定它是置于空间的静止原点，我们可以在它周围空间的任何一个点来考察它，而由于其背景不同，在任何一点上的考察结果都会不同于任何别的一点上的考察结果。……一百个读者会产生百种印象。”（辜正坤，2003：340）辜氏理论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很难在纸上或者在电脑屏幕这种二维平面上把一个三维图象描绘清楚。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可以把空间的这个点看作平面上的一点，于是三维空间问题就简化为一个二维平面问题来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二维平面上建立一个关于翻译标准的“同心圆/渐近线模型”。
圆心O为原点，代表原作，视为绝对标准，A、B、C、D、E、F等点代表各派标准，他们处在不同视角“x”和离原点不同距离处对原点进行观察和描述，并以此为参照系对译文进行评价。由于观察者的视角不同，且离原点的距离不同，他们的观察结果彼此间会有差异。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夸大“异”，在看到“异”的同时，更应求“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原点，一切译作都源于原作（原点），一切多元化的标准殊途而同归于绝对标准。从绝对标准O点出发可以辐射出OA、OB等无数条射线。每个译者都处在各个不同视角x的射线上努力向圆心O点逼近。谁离圆心越近，谁的译文就是绝对标准的最佳近似。因为B、C、D三点距圆心的半径r2均相等，所以它们的最佳近似度也相等。从理论上说，三种或多种不同译文的最佳并存或者说多种不同译文忠实程度相等是可能的。
在图3中，渐近线C代表射线OC，渐近线B代表射线OB，以此类推。每条渐近线均代表每位译者在漫长的翻译征程中努力逼近原点O（X轴）的过程，但永远达不到原点。这就说明，“好”是一个无限争取的过程，是没有止境的；而以r1（r1＜r2）为半径的同心圆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在这个圆上的A点无疑要比B、C、D三点在图3的交点G点具有更高的最佳近似度。但是，从上面两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G点已经非常逼近原点O（X轴）了，这时要超越A点，比A点更逼近原点将会非常困难；即使超越了，其幅度也是非常微小的，因为A点以后留给后人超越的空间已经很小。此外，译者E也完全有可能赶上BCD而与它们并驾齐驱，而更多的译者如F则永远赶不上BCD。
四、“多元”与“统一”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主客体动态平衡点概念及多元统一模型调和了多元与统一的矛盾。当然，这种方法要获得普遍认同尚有难度，因为在目前多元化的氛围中，出现多元化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
辜正坤教授提倡“多元互补”，但实际上，“多元”随处可见，“互补”却很少见到。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图1的主客体杠杆平衡模型来解释：杠杆上的平衡点只有一个，很难找；而不平衡点有无数个。这无数个不平衡点都可以构成多元化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说，如果这无数个不平衡点都站满了评判者的话，这根杠杆也能保持平衡，这就是多元互补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但是对个别译者或评判者来说，他站到这根杠杆上无疑是平衡难，失衡易。若让所有的译者或评判者都站满杠杆上的每个位置的话，这在实际操作上又不太可能。这就是目前多元易而统一难的原因。从这个意思上说，翻译标准多元化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多元化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它只是我们在追求“平衡点”这个目标过程中所走过的一个个里程碑。显然这些里程碑并不是我们的目标终点。我们的目标是“平衡点”。也许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个点，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靠近这个点。这个点代表了大家的共同目标，是大家的“一元性”追求，是“统一”。所以说，“一元”是目标，“多元”是过程。这就是“一元”与“多元”，也就是“统一”和“多元”的辩证关系。
翻译标准的一元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难以理清，首先是因为我们未把翻译标准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理清。翻译理论是通过研究后所产生的一种学说，其研究的方法、目的和侧重点多种多样，所以翻译理论也必然会多元化。而翻译标准是大家必须遵守执行的一种翻译行为准则。它必须统一，否则“令出多门”就很难执行。
一元化的标准与多元化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犹如国家一元化的法律及其多元化的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张南军曾经说过：“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过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部门批准，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是标准化的实质。”（张南军、王晓春，2007：256～259）”事实上，中国的翻译标准化建设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9682－2005）《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虽然，这一标准还不够具体，没有细化，但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更加完善而具体的翻译标准一定会逐步制订出来。2011年3月，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在人大关于“建立翻译行业规范”的立法提案就是一例。
五、结语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种大范围的翻译标准体系实现的可能性。但笔者对此确信无疑。杨自俭（1999：84）曾经指出：“从多元化中找出共同的东西，就应该是一体化。下个世纪译学发展可能就是多元化与一体化相辅相成的趋势与局面。”我们现在的情况难道不像一个世纪前世界计量界的局面？那时候计量制繁多，不知如何统一，然而今日世界的计量界却是多元而统一的。虽然存在公制和英制等不同计量制，但人们却可以通过单位换算而达到度量衡目标的一致。翻译界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标准多元易而统一难。然而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多元混乱的现象是暂时的，多元而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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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南军，王晓春.翻译服务标准化对产业发展的意义及趋势[A].
翻译产业经营论集[C].尹承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丁皓 于应机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315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