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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翻译观下《庄子》英译本翻译研究

    时间:2021-01-17 07:59: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庄子》译本形形色色,纷繁复杂。1891年,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出版了自己的《庄子》英译本。理雅各的译本忠实原著,广受西方世界好评。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曾提出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而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译者需要做的是保留原文的文化元素。运用苏珊的文化翻译观分析研究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旨在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 翻译;文化翻译观;《庄子》;理雅各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18)03-0129-05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灿烂辉煌。三千年前,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涌现出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等重要思想主张。为了弘扬自己的主张,思想家们纷纷著书立说。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经》以及《庄子》中。庄子注重自然无为、万物齐一,这些都体现在《庄子》中。过去的数千年间,《庄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9世纪后期,巴尔弗和理雅各等人出版了英译版《庄子》。[1]译本一版再版,但是对译本的研究少之又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原文中包含太多文化特定词和文言,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本文以苏姗·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基础,以詹姆斯·理雅各《庄子·内篇》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该译本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旨在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新视角。

    一、《庄子》及其英译本简介

    《庄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道家经典。作者庄子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以道为本”、“万物齐一”、“自然无为”、“逍遥而游”等。迄今为止,《庄子》只有33章保存下来(包括内篇7章、外篇15章、杂篇11章)。几千年来,《庄子》被翻译成许多种语言。1891年,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理雅各出版了自己的《庄子》英译本。

    为了对《庄子》有更全面、正确的认识,有必要了解其作者庄子。现存资料很少有涉及庄子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史记》有记载:庄子,战国时期宋国人,早年做过蒙地漆园的小吏,以编草鞋为生,生活贫困,靠借债维持生计。

    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庄子的精神生活却是绚烂多姿。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出现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周游列国,宣传主张,游说统治者采用自己的思想。作为道家的代表,庄子致力于自己的主张:“以道为本”“万物齐一”“自然无为”“逍遥而游”。这些主张都能在其代表作《庄子》中找到。

    《庄子》在先秦(221-207BC)时期开始流传。据相关资料记载,《庄子》最早的版本有十万字,而且没有作出任何分类。汉朝时期,市面流行版本有52章。随着朝代的更替,该版本早已丢失。现存版本共33章(内篇7章、外篇15章、杂篇11章),是魏晋时期郭象所编纂的。

    由于每个章节在质量和材料上有所区别,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内篇是庄子本人所著,其余皆是庄子弟子所作。不管真相如何,不能否定文中反映的自由、个性思想以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不像《道德经》强调整体,《庄子》注重个人。其中大多数内容表达的主题是自我实现,例如《逍遥游》一章。

    詹姆斯·理雅各,伦敦教会传教士,近代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理雅各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商人家庭,曾先后就读于阿伯丁大学和海贝利神学院。在海贝利神学院期间,理雅各立志成为传教士。1839年,理雅各离开故土,到中国传教。传教过程中,理雅各发现最大的障碍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作为知名传教士,他深知同中国人交流最好的办法是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典著作,而不是将天主教思想强加到他们身上。故此,理雅各决定着手翻译中国典籍。

    1841年,理雅各开始了自己的翻译事业。这不仅使他在全世界赢得名誉,还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自此之后,理雅各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道德经》和《庄子》等中国名著。理雅各虽不是致力于中国经典翻译活动的第一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最出色的一个。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始终牢记忠实和准确这一原则。除了参考前人的成果以外,他还注重事实真相。他曾花费大量时间查阅资料、走访当时的学者,再三研读自己的译作。[2]

    提到理雅各的成绩,我们不得不提《庄子》英译本The Writings of Kwang-tsze一书。该译本是The Text of Taosim的一部分,于1891年出版。因为其中包含大量的注释,人们认为该版本权威而珍贵,可供后世参考。该版本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特有方式翻译标题、术语。理雅各是将每章标题译成两个版本的唯一人,例如:将“逍遥游”译为Hsiao-yao Yu or “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3]对于文中词汇,理雅各作了尽可能多的调查,以求忠实于原文。即便如此,该版本中仍存在许多误译。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误译无法削弱该版本对西方汉学发展的影响。该版本发行后,引起了西方阅读中国经典、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二、文化翻译观

    随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翻译活动,以此让国人尽可能地了解外部世界,同时将本国文化传播出去。正是如此,翻译事业如火如荼,翻譯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文化翻译研究阶段。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观。

    (一)语言、文化和翻译的关系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从更深层次说,它还包括跨文化转换。语言和文化不是彼此独立、互不联系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整体。什么是文化?《辞海》词条提到: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尤金·奈达曾经将文化定义为“社会信仰和实践的总和”。[4]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是在文化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将语言看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语言不重要:首先,语言形成了文化的基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正是因为语言的出现,文化才能世代相传。其次,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不同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别反映了不同文化各自的特色。而这些差别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很难找到原语与目标语完全对等的词。例如:汉语“早饭”在英文中的对等词为“breakfast”。这样的翻译不容置疑,却经不起进一步探讨。“早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馒头、豆浆等,但是“breakfast”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意味着黄油面包和咖啡。再次,语言的演变常常与文化背景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成语“甚嚣尘上”原指军营中人声喧哗。现在,则多指错误或反动言论非常嚣张。[5]

    正因为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所以,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文化的转移,因此,文化与翻译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文化而言,翻译是丰富一国文化的有效途径。《佛经》翻译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来世”“众生”等佛家术语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贫乏的词汇,这些术语在今天的日常会话中依然很常见。而成功的译作必须对文化信息做出恰当处理,译者必须对源语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

    (二)文化翻译观的起源和发展

    随着文化学派的出现,翻译的文化价值越来越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翻译已不再被单纯地定义为静态的语言行为,而成为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活动。苏珊·巴斯奈特是文化学派的代表,她的文化翻译理论对今天的翻译活动有很大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语言学家一直致力于运用语言学观点解决翻译问题。他们通过将语言划分为许多基本成分,来解决翻译中最基本的单位问题。对他们而言,解决难题的办法是找到语言之间的对等单位。但是,这种方法在文学翻译中却行不通,而文化学派有望解决这一难题。[6]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进入新阶段。针对语言学派翻译文学作品遇到的障碍以及人们对语言学方法不适用于文学翻译的评论,苏珊·巴斯奈特提出质疑:难道文学不是用语言写出来的吗?文学语言与翻译研究中的语言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7]根据霍恩比的翻译理论,苏珊指出应该将翻译单位从文本转移到文化层面上来,即: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因为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苏珊认为译者不可忽视源语言文化。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苏珊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第一,翻译不是单纯的两种语言的转化,而是一种跨语言交际;第二,翻译的目的是打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且改善文化交流;第三,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递信息,而不是简单地编码、解码过程;第四,翻译的主旨是文化植入与融合,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翻译看作是对源语言的描述,而要将其看作是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对等;第五,翻译时要把文化作为翻译单位,不要总是停留在语言层面上。简言之:翻译不是语言转化,翻译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

    三、理雅各《庄子》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庄子》一书包含了大量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准确翻译对西方读者理解《庄子》原著有重要意义。作为道家经典代表作,《庄子》一直是学者和译者研究、翻译的对象。随着越来越多的《庄子》英译本的出现,国内的许多研究者纷纷从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等角度对这些译本进行研究。本文以文化翻译观为视角,对理雅各《庄子·内篇》中一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长度单位的翻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人在文化上的差别。我们的祖先在辛勤劳作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自古中国就有自己通行的计量单位,而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普遍使用英制单位。想要保留住中国独特的计量文化对译者来说是件难事,理雅各是如何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联系起来的呢?以下举例说明。

    例1: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逍遥游》)

    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the name of which is Khwan,—I do not know how many li in size.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长度单位有:里、丈、尺、寸、分、厘等,而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英里、码、英尺、英寸等。在上述例子中,理雅各巧妙地运用音译方法,保留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文化,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中西方计量单位上的区别。正如巴斯奈特主张的:翻译的目的是打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且改善文化交流。

    (二)计时单位的翻译

    古代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自己的计时单位。《庄子》中曾多次出现时间单位,现列举一例,进一步探讨理雅各是如何保留中国特有文化的。

    例2: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应帝王》)

    Your master is a dead man. He will not live; —not for ten days more!

    在古代中国,一旬为十日,一个月分上中下三旬。例句中理雅各没有采用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约数表达法:将“旬”译为“a couple of days”,而是明确指出是“ten days”,体现了他严谨的翻译態度,同时让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独特的时间计算单位。再次印证了巴斯奈特的翻译观点:翻译是跨文化传递信息。

    (三)自谦语的翻译

    汉语中有很多自谦语和尊他语。前者用来指说话人本身,表示谦虚,后者用来表示对听话者的尊敬。相比于汉语众多的称谓语,英语中的称谓语少之又少。在英国,尊他语包括皇家的称谓和非皇家的称谓。英语国家提倡自信,不会通过降低自身身份以示对他人的尊敬,因此,很难在英语中找到自谦语。因此,汉英翻译中处理好称谓方面的文化差异绝非易事。现通过以下译例来分析理雅各是如何应对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可译性的。

    例3: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养生主》

    Legge"s: (Having finished his operation), the cook laid down his knife, and replied to the remark, What your servant loves is the method of the Tao, something in advance of any art.

    在古汉语中,自谦语比比皆是。相比之下,英语中缺乏类似的表达。“寡人”是秦始皇之前君主的自称,春秋战国时期常用;“臣”是古代官员自谦的称呼形式,以示对听者的尊敬,正如英语中的“your servant”等。理雅各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将原句中的“臣”译为英语中的对等語“your servant”, 顺应了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目标语中选用的词语要在阶级、社会地位、年龄、性别等层面与原语词语相匹配。”实现了原语与目标语功能上的对等。

    四、结语

    作为道家思想的结晶,《庄子》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和自由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信仰,其译本在翻译界占据着重要地位。1891年,理雅各本着忠实、准确的原则,出版了自己的《庄子》英译本。为了完成翻译,他花费大量时间研究资料、走访学者。正是其严谨的态度,理雅各的译本享誉全球。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基础,本文对该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了分析研究,旨在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汪榕培.庄子:汉英对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35-37.

    [2]马清河.汉学家理雅各传[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3]Legge,James.The Texts of Taosim[M].London:The Clarendon Press,1891:164.

    [4]Nida,Eugene 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44:105.

    [5]姜倩,何刚强.翻译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31.

    [6]彭小波.浅谈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J].武汉:武汉科技大学博奇博记文学选刊.2011(1):156-157.

    [7]Bassnett,Susan&Andre,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Pinter Publishers, 1990: 4-8.

    [8]刘妍.倾听译者的心声:《庄子》英译本序跋研究[J].外语学,2015(3):96-100.

    [9]许丹,卢晓娟,张罗丹.商务英语翻译实证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10-113.

    [10]吕剑兰,谭晓丽,郎勇.安乐哲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读者接受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18-121.

    [责任编辑]王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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