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与北美自由贸易区

［关键词］美国帝国；政治制度；中美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东亚区域合作；美国研究

［摘要］1979年以来美国研究在中国受到学者的青睐，本文认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发展的需要，以下三个问题在中国美国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1）美国在冷战后时代国际体系中地位与美国帝国；（2）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美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影响；（3）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与差异。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6）08004908

197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涌现了大量的成果。随着20多年来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除了中国自身的因素以外，美国作为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惟一超级大国，它的态度对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我们需要对今天美国的实力地位有进一步的了解，并深刻认识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美国研究的众多问题领域内，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美国帝国与美国的实力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这已经是人们所不得不承认的国际现实。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总体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其他国家可能在某一个或两个方面实力与美国接近，但是，美国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却无可匹敌，没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同时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及政治实力方面拥有像美国这样的绝对优势。1999年初，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感慨道：“今天美国在经济、金融、技术和文化（指广义的文化）领域都占有绝对优势，就其实力和影响而言，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跟它相比。”［1］一些欧洲外交官甚至用“超超级大国”（hyperpower）来描述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突出地位。［2］(P2)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这种实力超群的地位以及其遍及全球各个地区与各种领域的影响力，令西方的学者们不能不将今天的美国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联系起来。美国学术界在美国遭受“9•11”空前灾难之后开始反思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力量，并希望提出21世纪美国的外交大战略。关于美国帝国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以“帝国”（Empire or Imperium）为书名或标题的专著或文章过去几年里在美国陆续出版发表①，以讨论“美国帝国”为主要内容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②。“新帝国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理论或学说应允而生③。我们姑且不论“新帝国论”得失，美国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冷战结束后致力于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试图确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实现“美利坚帝国”的梦想，这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我们所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史学曾经用“美国帝国主义”（American Imperialism）的概念论述美国对外扩张的历史，到70年代“新左派”运动逐渐消沉，然而，令人玩味的是，40多年后，右翼和中间派的学者在思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时，却表现出对这一概念的嘉许④。他们试图用“帝国”这个概念来概括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并提出美国外交大战略。不过，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所说的“帝国主义”，有的学者采用了拉丁语中的Imperium一词，而不是英语中所使用的Empire和Imperialism。例如，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在其著作《区域世界：美国帝国下的亚洲和欧洲》中就使用了Imperium这个词，他解释说，“我使用这一概念是指领土权力与非领土权力的结合”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中对共产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力量（power）已经交织在一起，成为其在世界政治中超群实力地位的基础。美国力量的这种来源反映在了美国帝国（American Imperium）的特征之中，那就是（领土权力和非领土权力）这两种不同权力的结合。”［3］(P2、3)在这场有关美国帝国的讨论中，美国学术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美国究竟是否是一个帝国？如果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以前只是一个共和国，但是现在虽然自己还没完全弄明白但已经是一个帝国了。不管美国是否喜欢这样的角色，美国必须习惯它。迈克尔•伊格纳季夫（Michael Ignatieff）和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属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4］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不是今天才成为帝国的，美国早（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已经是一个帝国了。不仅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样的左派学者持这种看法，前军方官员安德鲁•J•巴塞维齐（Andrew J.Bacevich）也这样认为。［5］第三种观点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但美国现在应该堂堂正正成为一个帝国。美国右翼新保守主义学者极力提倡这种观点。第四种看法是，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只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所应担负的责任，比不上历史上大英帝国的做法。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著作《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衰与全球强国的教训》阐述了这种观点。［6］第五种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就是一个帝国，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衰落，或者甚至可以说已经衰落了。美国帝国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此后美国的优越地位逐渐消失。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在其专著《美国时代的终结》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新著《美国权力的衰落：混乱世界中的美国》都提出了这样的看法。［7］另外，还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美国在政治上并不能主导世界，政治影响力依然有限，如果一个帝国缺乏政治力量，就会像缺少了水泥的沙子一样成为一盘散沙。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因此，他认为，美国实际上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美国能否成为这样的帝国仍然需要拭目以待。［8］

有关以上问题争论的实质是目前美国在世界上实力地位的性质的问题。无论人们用“霸权”还是“帝国”的概念来界定美国的实力地位，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实际上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对外扩张的历史，因此，美国早已成为帝国的说法应该是客观公正的，只不过美国帝国与世界上其他帝国有着重要的区别，特别是与历史上传统的帝国相比，由于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不以谋求对领土的直接占领和人口的控制为主要目标，更加注重思想观念的输出和国际制度的建立与掌控。“华盛顿坚信积极输出美国的核心观念是维护美国本土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10］(P181)美国帝国与历史上其他帝国的差异，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今天美国的实力地位。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的源自历史因素，有的源自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有的源自国际结构的变迁，对于这些因素，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二、对外政策研究、美国政治制度与中美关系

海伦•米尔纳曾经在其一篇主张对国际政治、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中提到，“如果中美关系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的话，即使中国（或美国）是单一行为体，只太关注它们军事力量的平衡，仍然是不够的。只有对两国国内政治进行分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两国关系。”［10］(P760)经过几代学者呕心沥血的努力，中国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然而，不得不承认，在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对美国外交影响的研究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学者们对已有的学术成果重视不够，存在低水平的重复，介绍性的文章比较多，深入探讨的较少，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细致的实证研究有关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状况，参见张立平：《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第320-3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与国内政治研究常常被分割开来。在中国的大学里，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专业常常与政治学专业分开，许多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认为比较政治（或外国政治）与自己的专业关系不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专业和课程设置外，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美国学界长期以来也深受这种问题的影响。近40年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这一问题，“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差别已经深深体现到日常概念、教学过程以及机构设置上……人们常常抱怨国际政治领域的专家与比较政治领域的专家缺乏有意义的沟通。实际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固步自封，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编造的概念之笼中，使我们对其他相近领域的声音置若罔闻。”［11］(P482)另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忽视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部分：国内政治。”［10］(P760)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拒绝承认在国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观念与制度可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因此，“制度与观念的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没有地位的”。［10］(P764)尽管现实主义遇到了很多挑战，但它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研究范式詹姆斯•罗森瑙（James Rosenau）等学者1977年发表的一篇对当时国际关系课程使用的教材进行考察的文章显示，现实主义依然继续占据着统治地位。参见Helen 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 p.765.威廉与玛丽学院2005年发表的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与研究的评估显示，在教学中现实主义的内容仍然超过其他的范式，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依然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90年代后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发生改变，自由主义开始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其他范式受到重视的程度亦有所上升。参见Susan Peterson，Michael J.Tierney，Daniel Maliniak,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actices, Views on the Discipline, and Policy Attitud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at U.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Williamsburg VA, August 2005.。

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受到了长期的压制。内特尔（Nettle）在《国家作为一个概念的变量》一文中基本上排除了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进行讨论。他指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恒定的变量，对其做“严格的比较分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国家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单位……国家在这里是基本的、不可简化的单位，它正如社会中的单个人一样……在国际背景下，国家的概念除了作为一个单位以外，它几乎还是调动资源的惟一且为人所接受的中心。”［10］(P767)

因此，米尔纳认为，现实主义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单一行为体的核心假设，使我们把国际政治与政治学中其他领域的关系人为地切断了。［10］(P767)她指出，“人们可以使用行为体（actor）而不是单一国家（unitary states）来进行体系层次的分析；人们可以探讨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像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利益集团以及军事部门这样的行为体，以考察国际体系怎样影响到国内行为体之间以及各国的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放弃单一国家的假设并不意味着排斥体系分析”。“对国内政治进行研究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可能应该朝国内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与国际层次的比较制度分析方向发展。学者们也许可以去探讨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政策是如何执行的。”［10］(P767、786)

其实，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注重国内制度的研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决策理论首先对现实主义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主导性的单一行为体的核心假设提出了挑战。决策研究的先驱、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2400年以前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研究过那些使城邦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准确无误地决定战争与和平、结盟与建立帝国等重大问题的因素”。［12］(P595)历史学中的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来秉承这一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决策理论诞生以前，就较早地注意到国内社会政治制度因素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决策是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外政策决策研究仅仅是政治学家所研究和关注的各种政治现象的一部分而已，“他们对选民、行政官员、政治家利益集团领袖以及政治舞台上其他政治人物的决策行为感兴趣”。［12］(P594)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行为科学在美国政治学中出现，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对对外政策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涌现了大量以国内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到20世纪60年代末，比较对外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简称CFP；又称“对外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简称FPA）作为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学科诞生了。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行为主义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而且，由于自身在方法上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国际形势的严酷现实，比较对外政策研究开始衰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英国学者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外政策研究不得不面对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因素在对外政策中都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其研究对象不仅很可能降低提出（对外政策）一般性理论（general theory）的可能性，而且显示现实主义和个案研究分析极具诱惑力的简约性似乎更为可行。”［13］(P20—21) 90 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学者认识到单元层次分析和体系结构理论的局限性，开始重视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于是现实主义范式中又出现了一种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支。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它只简单地评估国家权力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能力（state power）的制约性。所谓国家能力，是指政府决策者从国家权力中提取出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那部分国家资源。外交政策总体上来说不是由国家权力而是由国家能力决定的，因此对权力的分析必须考察政府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调控能力。国家领导人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是有限的，国内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换句话来说，相对权力决定国家的外部意图，国家内部结构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有效性。［14］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国内制度因素对美国的影响，然而，我们的研究整体学术水平仍然很低，介绍性的论著居多，既缺乏系统的、学理性的论述，又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对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社会制度因素，我们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厘清和深入的探讨，弄清哪些因素在哪些问题领域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贸易问题领域，行政部门、国会和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究竟各自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态度到底受到美国哪些政治力量的影响？理查德•斯奈德指出，“一个问题被定位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直接影响到确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和由谁来解决这个问题。”［12］(P596)

任何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对其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詹姆斯•罗森瑙曾经在1964年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对外政策理论的文章中提出“渗透性政治制度”（penetrated political system）的概念。 “渗透性政治制度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一个国家社会（a national society）的非成员(nonmembers)，通过与这个社会的成员共同采取行动，直接而且公开合法地（authoritatively）参与这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或有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支持的动员。”［15］(P147)伊肯伯里在阐述战后美国确立的西方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时，借鉴了罗森瑙“渗透性政治制度”的概念。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与权力的分散性，为其他国家在美国霸权秩序运行中发出自己‘声音’提供了机会” 。“虽然其他国家参与美国政治过程的这种机会并非完全相同，但是，美国自由制度的这种开放性和广泛的分散性保证了其他国家可以经常参与美国的决策过程。”［16］(P225—226)

了解和把握美国政治制度的这种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欧和美日关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美日关系尤其对我们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从国内政治制度层面对美日关系的研究，目前在我国仍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此外，虽然我国在同西方民主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多元的政治社会，常常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困扰。我们不得不承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我们缺乏对美国政治制度特点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有关。所以，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对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政治制度特点和因素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只有对它们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美关系，并在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掌握正确的策略、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政策。

三、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成立的。1988年1月1日美加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美加自由贸易区建成。1991年6月,美、加、墨西哥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举行谈判。1992年8月,三国正式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994年1月1日正式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区运行12年来，成效显著，北美地区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区，是一个极具经济竞争力和经济最为繁荣的区域。 2005年GDP总额达到14.658万亿美元。［17］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字，从1993年到2005年区内贸易增长了173％，从2 970亿美元增加到8 100亿美元，三国之间每天的贸易量达到近22亿美元。［18］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国家在东盟机制的基础上开启了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中，东亚的地区主义以其巨大的战略依托价值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P20)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组成的贸易集团和经济一体化组织，因而引起我国学者的很大关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特点以及成效成为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寻求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借鉴的经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合作经验可以为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和差异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议程。

就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共性而言，首先，这两个区域一体化的动因均来自其他区域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产生的重要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后美日欧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自80年代起美国感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不得不积极筹建自己的区域性贸易集团，以抗衡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竞争。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提升本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东亚国家面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特别是1992年底形成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和1991年开始的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深感其他区域组织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一些国家主张通过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1992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各国宣布从1993年1月1日起的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此后，韩国和日本也开始了与东盟国家进行区域合作的磋商和谈判。其次，成员国之间经济上互补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间有着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例如，墨西哥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而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墨西哥廉价劳动力丰富，而美国则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雄厚的资本。在东亚，一部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总体经济实力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而另一部分国家的发达程度还相对较低，甚至还有少数当今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东亚国家通过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市场配置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合发展方面的有机分工与密切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互补性，从而能够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中获得最大的比较利益。最后，在合作模式上，这两个地区的区域合作基本上都属于南北合作的类型。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地区与欧盟有着很大的不同。欧盟各国尽管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体上都属于“北方”国家。东亚地区和北美地区则不然，东亚既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有着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墨西哥虽然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化经济国家的行列，但从总体上看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美洲自由贸易区组建目前虽然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和一些国家的挑战，但是，美洲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其南北共存性将会与东亚地区更为相似。

就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差异而言，首先，主导力量不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尚在建设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无疑起着十分关键的主导作用。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区域核心国家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往往发挥承担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重要作用。在欧盟，德国和法国两个核心国家对欧洲区域合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东亚则没有一个能够担当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虽然有很大增强，但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对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承担主要责任，新加坡和韩国虽然拥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都是小国，日本虽然拥有该地区最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很难赢得东亚国家的信赖。其次，运行机制的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没有建立像欧盟一样的国际组织，但是，它根据成员国签订的协定形成了一个多边合作机制，具有较强的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目前主要基于东盟这个松散型的组织，通过“10＋1”、“10＋3”以及东盟各成员国的首脑、经济部长、外长等参加的各层次会议加以推动。在部长会议上，成员国之间达成重大协定或制定重要政策；在首脑峰会上则宣布政策决定以及开始实施新的政策。因此，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采取的是一种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的运作形式。［20］最后，这两个地区成员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复杂程度不同。东亚地区国家数量众多，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受到中国、印度、西方和阿拉伯等不同文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20］东亚地区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北美地区的三个国家。即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建成，其复杂性恐怕也无法与东亚地区比肩。

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实证研究。对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共性和差异的进一步研究，或许可以提供区域合作的重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东亚地区实际情况的区域合作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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