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维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摘 要：影响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大国关系、周边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国际共运和领导者独特个性等多维视角对毛泽东的苏联观进行探讨。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观；多维视角

作者简介：周树辉，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2）

“毛泽东的苏联观”可以简单界定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不同社会角色（有时同时肩负几个社会角色）的毛泽东对苏联及其执政党和政党领袖、国家领导人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中的独特地位，他的苏联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对苏战略和新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因此，很有必要研究毛泽东的苏联观的影响因素。影响毛泽东苏联观形成的因素极为复杂，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又有国家利益的因素，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还有由于特殊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所致独特个性的因素等。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探讨毛泽东的苏联观。

一、意识形态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阶级或者政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是社会阶级、集团根本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自觉理论系统，是“一定社会最权威的解释体系”{1}。

毛泽东一生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多（有时不一定用的是“意识形态”一词），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他就认为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一种思想上的共识，如他曾写道：“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2}，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毛泽东尤其重视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三大改造”完成后，他认为虽然经济基础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并极度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巩固。为此他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3}，要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筑起牢不可破的思想防线。同时，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还表现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他曾强调：“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们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他的影响。”{4}（笔者注：在毛泽东断言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后，此言当然适应于苏联）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中苏友好的基石之一。在当时美苏冷战、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意识形态在当时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各国间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点双方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就显得特别重要。{5}反过来说，如果中苏双方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则必然影响到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甚至可能反目成仇，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始终支持各被压迫被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毛泽东虽然基本支持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及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指责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非马克思主义”，认为 “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他不赞同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在“三和路线”上争论激烈，以致最后形成的《莫斯科宣言》妥协性地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毛泽东还坚持要中共代表团写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给苏共。当赫鲁晓夫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而后又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访华期间大肆鼓吹主张“美苏和解，共同主宰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时，毛泽东不惜与之发生面对面的争吵，认为苏联已背离了马列主义，已走向“半修正主义”。为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实际是对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赫鲁晓夫自然不甘示弱，进行反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论战全面爆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抛出了“两全”理论，毛泽东对此极为反感，认为“三和两全”是彻头彻尾的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纲领。于是，毛泽东开始了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的指名道姓的大论战，而且表现出了不畏强权的勇敢精神和富于挑战的性格。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国家利益至上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中苏从友好到分歧，而后分裂，最后到对抗，国家利益起了关键的作用。建国初，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意识形态的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国家利益的因素也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可以从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进行考量。

先说安全利益。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国家安全不保则其他利益一概不保。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冷战进行正酣的时候取得的。在当时，要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单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难以保证的，中国必须从苏美两个大国那儿寻找强有力的外援。而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华友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华敌对的冷战格局下，更由于中国国力贫弱而不能保持中立地位以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二元对立格局下，新中国就只能实行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制定的根本考量就是如何保障新生而贫弱的中国的安全利益。

再说经济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虽然毛泽东一向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可以不要外援。当时的外援，到哪里去找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6}而事实上，苏联在自身经济相当困难的条件下，确实给予了新中国大量的经济援助。据统计，新中国建设初期仅从苏联一国就获得了14亿美元贷款，引进了156项成套的工业设备，这些资金和设备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最后说外交利益。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外交利益主要是获得国际承认，争取外国援助和取得联合国席位。这三种外交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在当时美苏冷战、美中敌对的大环境下，毛泽东选择“一边倒”，获得了巨大的外交利益。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天，苏联即宣布承认中国，在苏联的带动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中国，这对于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来说是莫大的支持。两个月后，毛泽东出访苏联，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同盟关系建立，随后苏联对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至于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一直到1972年才解决，但这可以视作是实现上述其他利益而付出的必要代价。

中苏的蜜月期不到十年。实际上，就是在蜜月期，也存在一些龃龉和矛盾。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时，毛泽东对斯大林迫使他另外签订《补充协定（关于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边境从事活动）》等协议（“划分了两个势力范围”和“搞了四个合营公司”）很不满意，认为这有损中国主权，只是由于中苏实力、毛泽东和斯大林地位的悬殊而使得毛泽东只能暂且接受。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自然不能容忍苏联再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发生。因此，当赫鲁晓夫提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时，毛泽东勃然大怒，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中苏边界摩擦中，毛泽东更是寸土必争，不惜为了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而与苏联兵戎相见。至此，在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联在毛泽东的眼里一步步由最可靠的盟友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一句话，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国家利益问题上，毛泽东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作交易。对于新中国来说，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是其保持国格和尊严的基础与最根本的条件。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国保持的关系，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两只拳头打人”或者“一条线、一大片”，无不说明毛泽东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比较高超的战略策略思想。

三、大国关系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大国关系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世界政治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主要是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结构、态势。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比较集中而概括的表现形式。{7}

对于新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而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决定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与组合。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而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与美苏不可比拟。但是，中国仍然是个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一支谁也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在美苏争霸中，中国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即可以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作为战略大师的毛泽东，自然深谙此中奥妙，在制定新中国外交战略时，他必须在美苏之间左右权衡，以期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建国前毛泽东就公开宣称“一边倒”，并以实际行动向苏联靠拢。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出兵朝鲜，才彻底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相信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此前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以后斯大林对条约的兑现，保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这段时期，毛泽东视苏联为“老大哥”、“同志加兄弟”、“可靠的盟友”，并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向苏联学习”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直至兵戎相见，而中美关系难以破冰，中国被迫两线作战——两只拳头打人。但毛泽东深知，中国腹背受敌，国家安全环境极其恶劣，决不可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抗，因此，必须寻求至少与其中一方关系的和解。在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毛泽东视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中苏和解暂无可能。而美国在当时的美苏争霸中处于劣势，美国非常担心失去作为战略重点的欧洲，更由于美国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此时的美国需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毛泽东敏锐了抓住了中美和解的历史机遇，毅然抛开意识形态的绊脚石，打开了中美和解的大门。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中国与日本、西欧、东南亚、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出现了建国后第三次建交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代台湾当局获得了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把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霸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这样，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由“联苏抗美”到“抗美抗苏”再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转变。

四、周边国家关系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中苏不仅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而且还是背靠背的邻国。这种周边环境，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更何况，中苏之间还存在着纠缠不清的历史恩怨和领土问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近代侵略过中国的国家有十几个，而从中国获利最大的国家除了日本（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台湾与澎湖列岛）就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8}而历史恩怨尤其是领土纠纷是最容易导致国家关系恶化的因素之一。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地缘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拿北面来说，中苏接壤，而中国与苏联的实力悬殊，一旦中苏关系恶化，则必须考虑如何防范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现实的因素是，苏联军队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9}这些，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制定对苏政策时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

建国初，毛泽东选择“一边倒”，不仅是一个政治战略的选择，也是一个地缘战略的选择，它解决了新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向和地缘战略的依托问题，为新中国在国际上寻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中国以“一边倒”战略为依托，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顶住了美国对中国战略封堵的压力，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同时，由于我们获得了一条稳定、可靠的北部地缘安全线，使我国可以全力经营西南部和处理东部面临的战略问题。而当中苏关系恶化时，毛泽东就开始对北部不放心了，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如在1964年2月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凑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0}1966年1月，苏联把军事力量的驻扎地推进到距离中国首都只有几百公里的中蒙边境，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中苏双方最终都未能克制，终于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随后，两个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大国竟差点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珍宝岛战争后，毛泽东认定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

五、党际关系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毛泽东十分重视不同政党尤其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党际关系准则。

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毛泽东党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基本准则。1956年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他在1957年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坚决捍卫各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独立自主，他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说：“各国党完全独立……各个党的事情由每个党自己负责”{11}。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体现各国愿望和要求的独立自主原则被写入《莫斯科宣言》，成为各国共产党彼此尊重的重要准则。

二是完全平等。毛泽东认为党与党之间本质上是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即兄弟党关系，而不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他认为党与党不分大小、强弱，取得政权的党和没有取得政权的党，在国际共运中一律平等，都有参与权、讨论权、表决权、知情权。他还坚决反对老子党作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说，建国后中苏两党的关系由结盟到破裂再到对抗，其实质是中共反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反对政党交往中的不平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党际交往中的不平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苏波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11}同年12月，中共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明确指出：“当各国共产党相互之间保持平等关系，经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而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他们的团结就会增进，反之，如果在相互关系中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互相干涉内部事务的办法代替同志式的建议和批评，他们的团结就会受到损害”{12}。三是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其共同的阶级地位、根本利益、社会理想所产生的一种无比崇高和无比纯真的感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互相联系、互相支持、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一面旗帜，建国后，毛泽东继续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发展党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之一。在中苏关系中，毛泽东既由衷感谢苏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援助，又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对苏联的大力支持，建国后中国也尽力支持着苏联，如向苏提供其急需的战略物资等。波匈事件后，毛泽东顾全大局，帮助苏联化解了危机，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又一再强调“以苏联为首”。而对于苏共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做法，毛泽东则坚决反对。

总之，在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而苏共又不放弃老子党作风的情况下，中苏两党两国出现分歧直至分裂具有必然性，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一步步恶化也在情理之中了。

六、国际共运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1919年3月，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形成了以俄（联）共为单一最高权威的运行机制。照理，俄（联）共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实际上俄（联）共是共产国际的“太上皇”，俄（联）共及其领导人斯大林掌控着共产国际的一切重大事务（经费、组织机构及领导人选等），进而通过共产国际遥控着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事实上成为俄（联）共推行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机制下，毛泽东经常备受掣肘甚至长时期遭受排斥与孤立。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但是并没有改变联（苏）共继续充当世界无产阶级总司令的角色。直到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形式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一状况才悄然发生变化。换言之，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权威地位受到中共的挑战。

中苏两党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到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经历了十年论战。十年论战，难以排除中共和苏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国际共运领导权之争的因素。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了国际共运中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这与国际共运史上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世界革命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3}1962年9月26日 ，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到：“现阶段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14}同年11月，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苏共制定的“三和”路线。赫鲁晓夫自然也不愿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但是，中国共产党此时已不能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因为，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到了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身上。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迅速抓住，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正式迈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至此，中苏两党谁都不愿、也不能再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场前所未有的中苏公开大论战已不可避免。

七、领导者独特个性视角下毛泽东的苏联观

刘德喜认为，中苏同盟的沟通机制过多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领导人之间的认同对中苏同盟的发展命运攸关。中苏同盟沟通机制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15}斯大林时期，作为中苏两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对本国对内和对外事务都有最高的发言权，没有两个人的同意，中苏同盟是无法形成的。因为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中苏两党党际关系基础上，而两党关系又建立在两党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之上。斯大林逝世后 ，苏联政治生活中“人治”的色彩并没有被冲淡，赫鲁晓夫仍然牢牢主导着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其作用仍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而在中国，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基本上由毛泽东直接作出决定，而不是经过外交部和中联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关系几乎决定了中苏同盟的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独特个性及冲突无疑将对中苏关系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当年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的俄国学者杰留辛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也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另据知情者回忆，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表示，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周恩来，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16}。

在这里，我们仅简单探讨下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对苏联及其领导人认识和发展变化的影响。毛泽东曾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17}。按照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的说法，这里所说的“虎气”，“就是原则性”，“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就执着追求，至死不悔”。而所谓的“猴气”，“包含着不满现状，要求变革；不守成规，喜欢变动；独立思考，不愿盲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而且洒脱不羁。总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18}。就原则性而言，毛泽东一贯重视路线、方针及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这是他一生的信条。因此，当他认定赫鲁晓夫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存在问题时，便毫不退让，坚持要对它进行修正。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毛泽东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导致中苏两党蜜月期的结束。在以后的中苏论战和中苏对抗中，毛泽东认定真理在自己一边，坚决要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并坚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

毛泽东时刻追求变革的冲动以及他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挑战气质，是他所谓自己性格中“猴气”的一面。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坚定了他以苏为鉴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但独立探索本身也是对苏联盟主地位的冲击，这必然会引起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不安与不满。赫鲁晓夫对中国脱离苏联模式的戒心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不满无形中都加剧了双方的隔膜与敌意。随着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彼此不信任和敌意的加深，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一步步恶化。虽然主观上毛泽东并不希望中苏关系破裂，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对方偏离了正确的路线，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把对方拉回到自认为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而当赫鲁晓夫也这么认为时，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1963年7月，双方关系彻底破裂，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并要“大闹天宫”。当时令整个世界震耳欲聋的“九评”似乎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余音绕梁。作为中苏大论战的总导演和总指挥，毛泽东的独特个性毫无疑问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之，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

注 释：

{1}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4}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0-321页。

{5}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35-136页。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7}考研教育网：2012考研政治考前预测之两极格局解体[EB/OL].[2012-01-06].http：///news/2-4/2012-1-6-du706 5.shtml.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293页。

{9}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10}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43页。

{1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12}人民日报评论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1-282页。

{14}李丹慧：《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38页。

{15}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6}（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76页。

{17}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18}蒲国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MAO Ze-dong’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for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ZHOU Shu-hui

Abstract：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are very complicated，We can discuss and analyze MAO Ze-dong’s view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such as ideology，the interests of a county，the relation between big powers，relations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inter-party relations，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s，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 and so on.

Key words：MAO Ze-dong；view of the soviet union；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责任编校：文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