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逻辑及其实现

[摘 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庞杂、恢弘的系统工程，政治资源的有效开发与运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在诸多政治资源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资源。因此随着政治发展环境的深刻变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的出现，科学地认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逻辑并进行开发、运用，就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内生逻辑；政治制度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5）04-0082-07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勾勒出新形势下改革与发展历史的又一幅宏伟蓝图，随后的四中全会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战略路径。无论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考量，还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逻辑斟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宏大系统工程，都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政治资源视角来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从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视角出发，来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探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一、理论审视：政治资源与政治制度资源

“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政治资源”概念缘起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并随着现代政治学动态分析、系统分析的推广而逐渐演变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戴维·伊斯顿首次将政治资源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之中：“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为了便于实际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学描绘成探讨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问题。”[2]这里的权威性价值就蕴含着政治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所需的资源，政治资源这一概念就此诞生。阿尔蒙德将政治资源定义为选票、金钱、传媒和武装力量。[3]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4]国内学者王沪宁则将政治资源解释为“政治体系所能调动和分配的资源”。[5]不难发现将政治资源作为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等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学界普遍认同政治资源因素说，即将政治资源定义为“政治主体拥有的，能影响他人行为或控制政治过程的各种因素的总称”，[6]这也是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起点。

为了准确认识政治资源这一范畴，除了把握其内涵定义，还需进一步审视其内部构成。国外学者大多采取“三分法”透视政治资源的结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埃齐翁尼，他将政治资源划分为“实用性的、强制性的和说服性的”[7]三类资源。在其影响之下，威廉姆·甘森认为政治资源的主要构成有强制资源、诱导资源、说服资源。[8]国内学者则大多运用“二分法”根据政治资源的特点将其划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税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等，非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政治心理等”。[9]有的学者依政治主体的不同，将政治资源划分为个体性政治资源和集体性政治资源。有的则从政治资源表现形态出发，将政治资源划分为实体性和规范性两类政治资源。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外学者的三分法，还是国内学者的二分法，在政治资源内部结构中，政治制度资源都被当做现代政治发展的关键资源。

“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尺度，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程度的基本标尺。”[10]这是因为“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等特征。政治制度具有承载政治意识和规范政治行为的重要作用”。[11]考察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史，政治制度的不断革新是政治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更是一个社会获得稳定秩序的重要基础。因为“当秩序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的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实验感到自信。”[12]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更是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资源。

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格局，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需求，政治制度资源可以从他国“进口”，也可以在本国开发，其中恒定不变的逻辑则是：无论是“进口”还是“本土”的政治制度资源，必须要适宜该国政治经济发展结构，必须要契合该国历史——文化——社会条件。简而言之，政治制度资源开发必须要立足基本国情，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中汲取能量，从发展实践、经验教训中攒聚资源。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内生于中国国情，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很有必要深刻认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历史逻辑，从而走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道路。

二、实证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历史逻辑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方知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逻辑主线和实践主线。“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演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3]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也深受着这一历史规律的支配，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

第一、 “危机中变革”的现代化演进逻辑，决定了中国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摆脱民族危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14]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近代史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来的命运。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濒临崩溃，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难以遏制的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的地方武装割据消耗着封建体系的最后气数。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将陈旧、落后的中国暴露在西方工业文明之中，“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15]中国的封建统治轰然解体，并随即堕入摸索现代化之路的迷雾之中，中华民族也由此陷入了被人欺辱的危亡深渊。然而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中国陷入民族危机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

民族危机倒逼之下的变革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在承受着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压迫与经济蚕食的同时，还面临着积贫积弱与百废待兴的窘迫国情。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然是一项史无前例而又无比艰辛的历史创举。在西方现代文明示范效应之下，中国从学习西方“器物”以“求富”到学习“体制”以“自强”，不少社会精英企图直接利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来驱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车轮。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资源都曾被寄予厚望地引介入中国。然而清末新政的流产、辛亥革命的失败等历史事实一次次证明：罔顾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而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源，必定会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除了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剥削和压制以外，两千多年封建余毒的影响和逐渐式微的小农经济的局限牢牢地束缚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要摆脱这两大历史条件所遗留的尴尬境地并顺利踏上现代化道路，只有开发出中国大地所蕴含的、本土的、内生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政治制度资源，建构起属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驱使的一种必然。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逻辑，决定了中国只有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大半个世纪寻求救国良方的历史告诉我们：欲摆脱被列强欺凌的悲惨命运，寄希望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走不通，只有着眼国内、扎根中国大地，聚焦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1921年，在中国嘉兴南湖上的小船上诞生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发展实情，密切联系中国民众，紧密结合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不断开发中国大地所蕴含的政治制度资源，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艰辛、曲折的革命时期。并在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使中国彻底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社会，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也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前进。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规律的研究，而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始终涉笔很少，慎之又慎。”[16]由于关于后来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匮乏，世界上第一个践行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就成为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其政治制度资源则大批“进口”到中国并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至于新中国不少的政治体制中都有苏联政治体制机制的历史基因。虽然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但超越现实的“斯大林模式”为苏联政治体系埋下了解体的病根，最终导致了1991年的国亡政息。庆幸的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已被中国共产党人觉察到：“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17]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是因为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的陡然削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变本加厉地全面施压，在国际上难觅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积极资源；二是出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多元、人口众多、东西差异巨大、社会结构复杂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发展滞后。然而广阔的中国大地之上、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却蕴含着众多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的资源，可以从中开发出内生于中国实情且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政治制度资源。因此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实现中国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这既是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使然。

第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改革逻辑，决定了中国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一套不断变革的制度。历经艰辛的革命洗礼，中华民族取得了民族独立，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然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8]将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大国推向现代化更是一个艰巨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六十多年建设、改革实践地摸索，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十多年改革开发的挑战与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将中国发展推向了历史新高。中国在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发30多年所取得历史性成就，已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19]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持，在于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将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触角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人民智慧。上世纪80年代从凤阳小岗村“闯”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0年从浙江温岭诞生的民主恳谈会制度，都生动地诠释了坚持这一发展规律的重要性。

机遇与挑战并存，成果与问题共生，改革开放三十多来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矛盾集中涌现，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有1亿多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旧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中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20]面临国际形势新格局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产党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决定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在这个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显得尤其重要。“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21]而“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2]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仅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而且要完成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转化的革命过程”。[23]这个过程更是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集中涌现的过程，只有内生于中国发展实情的政治制度资源，才能形成有效的制度框架来规避这些矛盾和不稳定，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向前发展。

三、实现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中国现代化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尤其是要有一整套适合中国实情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4]只有不断革除政治制度的机制弊病，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避免政治制度“飞来峰”的尴尬，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秩序保障。

第一、 遵循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根本原则。中华民族历经一百五十多年的艰辛摸索，在现代化进程中以沉重代价换取了国民的苏醒，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作为根本原则，才能实现中国特色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工程质量的关键基建，更是要以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根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就坚持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做出的正确选择”。[25]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四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26]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深谙中国发展之所需，熟识中国发展之所急，更建构了整合全国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政体系，要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于依靠中国共产党，因此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核心主体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就掌握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强大动力。“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政治文明形态跃进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新标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27]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力所在，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也就紧紧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过程中，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衡量标准和根本归宿，也就为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找到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坚持依法治国，也就坚持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实践目标。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实践目标，并不限于对潜在政治制度资源的发掘，还在于对政治制度资源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有效运用。这也就对政治制度资源的有效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并决定着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必须要着眼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只有以依法治国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属才能开发出科学有效政治制度资源。

第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制度精华作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文化支撑。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建立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审视之上，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更是要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之上。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仅镶嵌着举世瞩目的文明瑰宝，还流淌着众多具有时代气息和强大生命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设计。然而在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冲击一下，相形见绌的中国曾一度自卑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传统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众多具有时代价值的政治智慧。随着中国现代化布局的顺利展开和改革开放成果地不断丰硕，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逐步复苏，我们开始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当初被遮蔽的政治智慧。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8]这就要求我们科学认识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的时代价值。在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方面，也就是要求我们能从古代政治文明中采撷具有潜质的资源载体。

透过政治制度资源的视角，细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明成果，不难发现中国历史长河中蕴藏着众多具有深刻价值的政治制度意识理念和框架设计：第一，传统优秀文化中涵养着众多具有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政治制度意识，它们浸透在古代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之中。比如民本意识。无论是儒家《孟子》中那句传承千古的名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道家大声疾呼的传世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深深透射着中华文明以人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再如公平意识。“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法不阿贵”、“兴国不避大夫，赏善不易匹夫”等法家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公平的强烈诉求。其次，传统优秀文化中蕴藏着众多对依法治国具有浓重时代价值的政治制度设计。“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30]科举制度，成为政治系统官员选拔的主要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文官制度的发展。又如有效抑制官员腐败的检查制度，为政权的稳固与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再如为主政者提供决策参考的谏议制度，闪现着民主政治与开明政治的光芒。虽然以上挂一漏万地例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政治制度的精华部分，但这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的开发提供深厚的文化养料。

第三、 植根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鲜活实践作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经验支撑。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也可以看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在这段艰辛曲折的民主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31]这种改革方法是在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魄力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2]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和政治支持，并总结出了一套治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经验并提炼出了不少科学有效的政治制度。这些实践经验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基因，它们植根于中国独特的民情土壤，萌芽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有效地规避了不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矛盾，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有机统一的创新成果。比如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是对三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制度升华：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并于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上升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层面。[33]再如民主恳谈会制度，就是在浙江温岭人民群众参与式民主政治实践经验总结上的升华。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升华本国政治实践经验，还要科学借鉴别国的有益成果。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东西交流越发频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沟通更加紧密，各国在全球市场内实现商品互通的同时，也基本实现了发展经验的共享，别国现代化历程中收获的经验教训，也就成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他山之石”。“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4]也就是说在我们要“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35]吸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好东西”，以避免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类似问题，缩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时区间。在学习“他人好东西”的过程中，关键一点在于“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也就要求必须站稳中国立场，牢牢立足中国发展实情，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对这些“他人的好东西”进行“入乡随俗”地科学修整，使其与中国政治体系构架和政治发展逻辑相契合，从而“化”为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资源。

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6]同理，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资源也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这就要求一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开发，不能使脱离其历史——社会——文化独特条件的“闭门造车”，而是内生于这个“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因地制宜”。因此，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切实有效的关键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成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既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所昭示的发展真理，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所蕴藏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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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育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