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治体制的“体”与“用”
时间：2021-01-25 08:03: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做“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
现在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但大家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乃至很不相同，以至于很多讨论看似热热闹闹，其实是在鸡同鸭讲。我们梳理一些政治体制的理论性问题，厘清政治体制赖以产生的基础，考察政治体制演化变迁的路径，明晰政治体制所应肩负的功能，对于理解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益处的。
政治体制有“体”的属性也有“用”的内容
政治体制，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政治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政治体制时，也往往是把它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制度总和来使用。其实政治体制是有“体”与“用”之分的。
所谓“体”，是指政治体制的制度属性。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现实形态与具体体现，更是要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显得高高在上，其实它只是一个社会实现其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既不可能随心所欲去指定，更不可能心血来潮去否决，而是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被选择，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被运用。
一言以蔽之，政治体制耸立于经济社会形态之上，政治体制又服务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需求。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必然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我们不能动辄在任何问题上问姓“社”姓“资”，但政治体制的姓“社”与姓“资”是客观存在的，也不会因为不去问就没有了。
以故，政治体制从来不能离开其社会环境而被抽象地评价好坏与优劣。政治体制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状况及其发展道路的要求。胡锦涛主席接受美国媒体书面采访时讲：“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这样的作为，自然当有这样的评价。
所谓“用”是指政治体制的实现形式。研究制度学的同志都知道，制度与体制既相联系又有各自侧重。制度更多侧重于理念与价值。一项制度之所以赋予“基本”的地位，不是其内容有多关键，而是其所体现的理念与价值有多核心。那么这些价值与理念如何体现出来并在实践中得以施行呢?要靠体制来保障。所以，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及其理念价值的展开与具体化。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新内涵、充实新内容的过程，政治体制不是一蹴而就，不会一劳永逸。而且由于同一个理念可能会有多种方式去体现。同一个价值也能用不同的手段来保证。所以政治体制的形式就会多样化，服务于同一发展目标的政治体制的内容可以各不相同。
当我们从“体”与“用”的角度分析政治体制诸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中什么可以改也必须改、什么不能改也改不了，其实是很明确的，并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
政治体制之“体”不能变也变不了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之“体”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人民民主，同样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当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属性，不能变也变不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再多说一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其政党宗旨信仰理论的领导上。而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政党成员的领导；是政党通过信仰它的成员来实现政党追求，而不是政党成员拉大旗作虎皮以政党的名义谋自己的利益。
至于说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为是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是不是已经真正其产党员化了，这不尽然。在现实的执政过程中还有很多不适应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不应当的行为做法，我们的一些政党成员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甚至还不如党外的同志。这些都必须改，但这就进到了“用”的层面。
再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些人士对西方民主体制顶礼膜拜，就是看不到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所蕴含的实质性的人民民主。与那些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不一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
现代社会，社会群体正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像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被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失地农民，建筑业制造业吸纳的体力工人。
但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就拿保障权利为例。现代西方社会在保障权利方面可圈可点，以至于我们的一些改革不免或隐或现地向其看齐。但问题是真能看齐吗?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哪个制度框架敢于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美国制度框架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对于一个自认为在社会中永远只是处于普通人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会希望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
有人会说为什么老要把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只要给予机遇，普通人一样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样可以成为社会精英。这一判断没有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是要扩大这种可能性。但不论在怎么扩大，社会存在普通群体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在中国社会，在我们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通群体的数目仍然会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这是最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我们为什么要改?
至于说社会主义法治，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保护的是社会最广大群众的权利与利益。改变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这怎么能改?
我们一定要记住，改革不是全盘否定，改改更不是连根拔起。完善也好，健全也罢，如果改革改到最后连中国社会近百年奋斗的发展
道路、宗旨信仰都否定了，这还是改革吗?
政治体制之“用”可以改也必须改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做“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会让我们的发展目标落空，发展进步停滞。中国禅宗有个比喻，以手指月，其意在月不在手指。不去看月亮而只盯住手指就大锚特错了。毕竟其它什么东西同样也可以指月亮，比如筷子。
政治体制之“用”就好比手指。手指断了、没有了，完全可以改用筷子去指月亮。对于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阻碍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政治体制之“用”完全可以改，而且必须去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改，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方式与领导体制完全可以改，甚至还必须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改，但目前的一些不能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代表产生方式方法和制约继续扩大人民民主的选举方式方法同样要大改快改；社会主义法洽建设方向不能改，但目前的一些执法体制乃至司法体制恐怕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了。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共产党要“党管干部”，这是大原则，但是不是所有的干部一定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由组织部门对号入座，大可讨论。我们要选个书记或市长，完全可以确定十个八个甚至更多的候选人，他们都是经过党管干部考核通过的，至于说最后那一个干部做书记，哪一个干部做市长，完全可以提交各自的代表大会选举，是骡子是马让代表们说了算。组织部门就不用管了，以免形成暗箱操作，或者长官意志。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群体出于自有的利益而故意混淆政治体制的“体”与“用”，他们以“用”为“体”，为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找借口。我们也承认，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不是该不该改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改的问题。因为，任何体制背后都有着特定的利益，这些利益依附体制而生，依靠体制而长。当利益积聚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反过来构建自我保护的机制，以进一步强化产生这些利益的原有体制，阻碍原有体制的变化。实在逃避不了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就通过某种途径与方式将体制改革压力外部化，或者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非体制性的微小变革以缓解社会的压力。但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这就是政治体制“用”的层面的内容一定要改，而且要深刻的改，不能只是在外围兜圈子。或者只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比如说，公共权力不受制约，要改；公民权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权力与市场结盟谋私，要改；城乡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会运行官僚化，要改，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清单还可以拉很长很长。邓小平当年对此曾作出很明确的回应：“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即使有些方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要像邓小平所说的“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