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时间：2021-01-28 07:58: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取决于两种力量，一是暴力（权力），一是合法性力量（权威）。暴力（权力）尽管可能是最便捷、省事、有效、彻底的“利器”，但它只具一时之功，难有可持续性。许多研究表明，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还在于精心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有着多重基础和来源：责任论合法性、绩效论合法性、正义论合法性、意识形态论合法性、文化论合法性、组织论合法性等。
就中国政治而言，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制度、经济绩效等方面的因素，构成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合法性资源。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后，政府的治理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和改善，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多样化。（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王磊、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6期）
但是，也有许多经验和事实显示，政府治理的现实与民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负面效应——发展的代价——正在销蚀合法性资源：（一）经济绩效补充了合法性的来源，但“极化”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引发了“谁之发展”的质疑，正在冲淡经济绩效的积极效应；（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困境，但在“特色性”与“普适性”的关系上长期纠结不清，甚至存在以“特色性”否定“普适性”的言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民众对它的认同；（三）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巩固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因“利益集团”的影响而造成的政策扭曲，又使民众对改革举措的心理预期屡屡受挫；（四）绩优选拔制度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强化了精英主义决策的合理性，但“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出现和社会结构与身份的固化，又损害了这种制度的认同基础。
民众对现实政治的认同一旦遭到损害，就可能助长政治不信任感和社会逆反心理。要克服这些危机，有以下可能的路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共同发展；改变治理结构，确立责任政治；扩大公民参与，构建协商政治机制；改善公共服务，促进制度创新；实现文化和意识形态再造，尊重并弘扬普世价值……显然，要实现这些变化，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顺应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将“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应当承认，这一提法为中国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创新的空间。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追问：什么是“执政党”？不难想象，“执政党”不是靠暴力来制造服从而掌权，而是靠领导力来赢得服从而掌权。换句话说，领导力或领导权才是一个党堪称“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执政党”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领导党”，这样的党应该是始终保持忧患意识，领导人民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断追求和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党。
“执政”与“行政”有所不同，“执政党”不应蜕变为“行政党”。但是，现实的制度安排让执政党既操持政治事务，又深陷行政事务，既要“掌舵”又要“划桨”，既要制定规则又要实施规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稳定的考虑，某些党内干部不同程度地滋生了胆小怕事、求稳怕乱的心理，助长了听不得反对意见，不愿大胆创新，得过且过，只讲利益不讲原则的现象或倾向。这种状况使得党和民众、党内的上层和基层之间出现了偏离，造成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流失。因此，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简化为执政党领导力（领导权）的建设。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