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密集接受库恩采访的意义
时间：2021-01-28 07:59: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四年前以一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风行中国的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即将出版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中国三十年》一书，此事为观察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联想空间。
近现代以来，西方媒體、西方中国问题观察者与中国的关系恩怨纠缠，绵绵不绝。西方媒体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尤为复杂多端，充满悬疑，以至于成为新闻史乃至现代史上的研究课题。一些西方记者如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白修德、路易·艾黎等，因与中国现代史紧密相连而被载入史册。
能进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核心，在关键时刻接触到关键当事人，是这些名记者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记者所享有的这些得天独厚的采访条件，是中国政治传统与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产物。
冷战时期，西方媒体与中国处于近乎绝缘状态。1972年，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应中国之邀拍摄纪录片《中国》，未料片子拍成后，因为被认为拍了一些负面镜头，在中国招来一场大批判运动，导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非常多的特写，包括一些被拒绝拍摄的镜头，这是当时中国民众主动的拒绝。封闭社会里，民众心理与社会上层建筑高度同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重新向西方敞开，西方媒体重返中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报道与观察。迄今为止，最经典的案例，是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采访甫一开始，法拉奇就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毛泽东与四人帮、林彪的关系如何等一系列尖锐问题，邓小平一一坦率作答。
在后来的回忆中，法拉奇写道：“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能接触到重量级政治家，是所有新闻人的愿望。而政治家出于政治考量，在某些时刻就某些问题接受某些媒体的采访，也是中外政坛上常有之事。法拉奇对邓小平的报道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后，即对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决策起了极大的作用。
历史总会选择一些人诠释它自己。这回，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5年，这位西方写作者基于对大量重要当事人采访基础上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发行量达110万册，堪称改革开放以来出自西方写作者笔下最受瞩目的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传记。
库恩近期即将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该书末尾的致谢名单用五号字体整排了三页以上，受到致谢的人共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
高级官员如此密集地接受一位西方写作者的采访，就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呈现给世人的是中国高官群体日益开放的精神风貌。100位以上的省部级官员接受一位西方写作者的采访，为新中国历史上所仅见。根据本刊记者报道中提供的信息，接受采访的高官们对中国问题不但具备深刻的认识和思考，而且在表达上也极具个性。对此库恩用“思维质量很高”予以评价。
作为一个无论从地理意义还是政治、经济意义上都属大国的国家，她的政治精英们思考什么、怎样思考，对于她的国民而言，无疑不是一桩小事。他们对一些重要而敏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的真实想法如何，更是公众欲知应知的事情。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娱乐文化的兴起，有人担心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沦入不能承受之轻的处境，特别是失去对政治、社会应有的关怀。库恩上一本书发行百万的事实启示我们，国人不缺乏对严肃政治、经济及社会话题的兴趣，他们缺乏的，只是必要的信息。提供更多更高端的信息，将会有效促进社会精神生态的改善。
中国高官密集接受库恩采访的另一个启示，是透明在形成社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以共识凝聚人心，特别是政治家与公众的共识，而共识来自有效沟通。在库恩的书中，高官们坦陈政见，对许多焦点政经话题的认识，生动而深刻，观之令人油然而生共鸣。这种坦率表达，他日若以制度化的常态面向公众，当更能收凝聚共识之效。
高官密集接受库恩采访的启示，还有许多，值得细细品味。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