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国家\异化的国家与有效的国家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蕴涵着丰富的国家理论元素，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元素可以提炼和抽象为三个国家理论模型，即完美的国家、异化的国家与有效的国家。它们为研究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国家角色、行为与治理模式提供了深刻洞见。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模型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演化轨迹，揭示隐含其中的制度变迁规律。并探寻通向有效国家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完美的国家；异化的国家；有效的国家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02-02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IOCJL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06JJD790020)

作者简介：张慧君(1978—)，男，河北张家口人，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思潮，也是对倡导和实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统称。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视野涵盖了许多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不乏对国家这一制度安排的深刻洞见。但这些观点往往散布于不同流派、不同学者的著述中，缺乏系统的考察。本文在重新梳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和抽象出三个国家理论模型，即“完美的国家”、“异化的国家”和“有效的国家”，通过对各自理论内涵进行论述、比较与评析，提出通向有效国家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一、完美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奥斯卡‘兰格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最先精辟阐述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先驱之一”。兰格提出了“计划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试图驳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诘难，并运用现代经济学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像市场经济体制一样完成复杂的经济核算，实现一般均衡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兰格模式中隐含着一个“完美的国家”模型，它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国家行为与治理提供了逻辑起点。

在兰格模式中，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消费和就业的自由选择是并存的，即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但不存在资本市场。在该模式中完成经济核算与资源配置需要遵循三个原则：(1)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者根据会计价格来决定消费和生产；(2)无论市场价格还是会计价格都要服从商品供求量相等的原则；(3)确立一种与特定经济制度吻合的收入分配制度。为了实现这三个原则，需要一个独特的社会计划者——“中央计划局”的广泛介入。首先，中央计划局必须制定规则，确保企业以最佳的生产要素组合与规模来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其次，中央计划局必须制定出一套合理的均衡价格体系，均衡价格可以通过反复试错的过程获得。最后，中央计划局必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为了不干扰劳动服务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最优配置，可根据人口、年龄或家庭大小等不影响选择职业的标准来平等分配社会收入。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具有众多优势：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基础上确保收入分配公正；有效地将外部性内部化；避免商业循环引发的经济危机；克服市场经济中的垄断问题，推动技术进步。

至此，兰格构造出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完美的国家”模型。在该模型中，国家是公共利益的忠实代表，即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就效率而言，国家的目标不仅包括完成经济核算，实现一般均衡这样的静态资源配置效率，还包括打破垄断，推动创新这样的动态效率。就公平而言，国家通过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彻底铲除贫富分化的社会根源，同时运用劳动收入与社会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政策，在不干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财富平等共享的目标。

在“完美的国家”模型中，国家不仅要将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目标，还要具备足够的能力将这一目标实施。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信息问题。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一般均衡实现的前提是人们对价格、产品质量、交易者身份等信息充分了解并作出精确预见。当信息不完全时，就会影响市场均衡和经济效率。哈耶克从信息角度出发对兰格模式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替代市场来确定价格体系将面临巨大的信息负担，必然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兰格对此提出反驳，他认为，在计划模拟市场的体制中，国家需要的决策信息并不比市场经济多。如果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信息问题，那么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可以比前者表现的更出色。

其次，国家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克服官僚化问题，确保中央计划当局决策的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结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制度。由于国家职能范围更加广泛，权威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重要。权威制度的扩展必然会产生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是执行国家决策的重要媒介。但是，官僚集团会内生出特定的利益偏好，使其与中央计划当局的目标偏好出现冲突。兰格本人已经意识到这种潜在的风险，即“社会主义的真实危险确实似乎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可能对付资源分配问题”。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官僚化问题并不比资本主义体制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可以有效控制官僚化问题，使他们比私人企业家更有效率。

最后，国家还需要保持高度的适应性和纠错能力。在兰格模式中，国家并不是永远不会犯错。重要的是当错误发生时，国家能够及时发现并精准地纠正。当预先给定的价格无法实现供求均衡时，国家必须及时调整价格，以逼近均衡价格；当计划指标与企业生产能力脱节或不适应社会需求时，国家也必须及时修正原计划方案。总之，国家必须以一个社会构建者的姿态凌驾于一切个人和社会团体之上，能够有效克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悖论，不断地将偏离均衡的经济体系引入正轨。国家的适应能力、纠错能力不仅体现在日常的投资规划、生产决策、价格制定、消费指导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进行修正，避免其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受兰格的启发，社会主义国家持续不断的改革就是国家进行制度调整的典型例证。

二、异化的国家

与兰格模式中“完美的国家”模型不同，现实中的国家却展现出极为不同的一面。国家的目标偏好常常偏离效率与公平这样的公共利益，并内生出特有的利益偏好。国家行为也并非总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是成为扰乱计划秩序、损害经济增长的“罪魁祸首”。总之，在传统计划体制中，国家并不完美，而是呈现出许多异化的特征。

克罗地亚经济学家霍尔瓦特指出，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本意，“异化是指人类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存在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实际存在。本质是一个人的潜在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与其本质分离，他就是异化的。社会发展最终要保障人的自由实现和自我决定，这是非异化性的基础；当某些因素阻碍了上述目的实现时，异化就会发生。显然，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也存在着异化的可能。

首先，国家的异化体现为中央计划当局和各级官僚未必将效率或公平作为目标。科尔奈认为，官僚机构的行为动机是多样化的，主要包括：政治和道德动机；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平静的生活；害怕惩

罚。各种动机的相对力量存在很大差异且相互冲突，现实中的各级官僚不可能真正形成“主人翁”动机。美国学者施莱弗也对政治家和官僚的目标提出质疑。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政府都不可能给予经济效率足够的重视；在计划体制中，政府追求政治目标带来的危害要远大于资本主义体制，因为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以计划体制下的短缺问题来论证其观点，即短缺并非中央计划当局计算均衡价格的困难所致，而是官僚有意为之的结果，目的是从受配给限制的消费者那里收取大量贿赂。

其次，国家的异化体现在更深层的制度运行方面。其中一个典型问题就是国家所有制造成的危害。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认为，国家所有制只是社会所有制的低级形式，是“间接的社会所有制”，它不符合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产生了不利于经济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异化现象：(1)国家不仅是政治组织，而且是经济代理人，它不仅管理企业，而且控制着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所有因素；(2)国家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集中管理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3)国家所有制统治下的社会无法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生产资料劳动，并实现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相统一的条件。南斯拉夫的卡德尔也指出，尽管国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异化问题：工人及其劳动与对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其他客观条件的直接管理相分离；工人的社会地位由官僚集团决定，形成了追求权力、缺乏效率和不讲民主的作风；强化了粗放式经营，影响了生产的集约化和技术进步。除国家所有制的负面影响外，官僚协调机制过度扩张也加剧了国家的异化。科尔奈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存在着五种协调机制：官僚协调；市场协调；自律协调；道德协调；家庭协调。在计划体制中，官僚协调机制不断自我复制，其他机制受到严重抑制并持续萎缩，这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1)官僚机构的膨胀使国家需要搜集和处理的信息愈加庞大、复杂；官僚机构的短视与自利行为加剧信息的扭曲，导致政策失误。(2)政治考量超越经济诉求导致企业行为偏离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3)官僚机制的过度扩张抑制了个人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经济发展动力衰竭。

最后，国家的异化体现为国家所有制与官僚政治相结合产生了新的阶级差别，导致国家与社会的背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镇压，使阶级冲突成为贯穿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主线；由于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阶级对立自然体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通过革命，无产阶级将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利用政权的力量改造社会，最终消除阶级差别，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统一。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并未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社会差别并未消失，国家与社会处于另一种两极分化与对立的状态。霍尔瓦特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生产资料完全由国家所有，由官僚机构控制。在这种体制中，官僚阶层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普通民众位于社会金字塔的底端，在社会的上下两极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全部官僚性上层建筑对抗着工人基础”。总之，国家所有制和官僚体制对权力的垄断产生了新的阶级差别，这种阶级差别形成的分裂型社会结构更加封闭和僵化。

三、有效的国家

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国家的过度扩张与独断专行是传统社会主义存在困境的主要根源，这种国家被证明是官僚化的，并且缺乏效率。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消除社会主义同一种过分的、无效的国家的有害联系。虽然一些激进主义者主张彻底抛弃国家，实现完全的社会自治，但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改革方案依然为国家发挥应有的治理功能留下很大空间。只有当国家有效履行职能时，市场社会主义者才赞同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在东欧学派那里，分权与自治被视为改革国家、提高国家有效性的途径。布鲁斯认为，计划体制的集权模式需要在信息传递、官员动机等方面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条件；随着经济的复杂化，满足集权模式的条件越来越少。与集权模式相比，分权模式在经济决策和信息处理方面具备优势。分权模式并非放弃计划管理，而是在宏观层面保持必要的集中，将微观决策交给下级去执行，下级的行动要遵循中央决策。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央一企业一家庭三层次决策相结合的分权模式。科尔奈认为，计划体制下的短缺、信息失灵、激励不足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都与集权模式的缺陷有关。因此，他也主张局部分权，并提出了“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模式”。在该模式中，国家不是主要依靠行政方式来控制经济，而是借助于宏观政策和参数进行管理；国家与企业通过法律形式界定利润分成；国家只负责对少数大企业进行救助，企业恢复经营后立即偿还债务，其他企业遵循硬预算约束政策。

以卡德尔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学派更加注重企业自治、工人自我管理对于改革国家制度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分权模式。他们认为，社会自治与国家职能社会化符合国家消亡的总体规律。在经济层面，伴随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以及由劳动者联合体实际支配，国家将削减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在政治层面，自由联合体也将取代国家机构，采取“直接社会自治”。然而，强调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再发挥作用，它依然具有保障共同利益的职能，如外交、国防和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的消亡将包括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渡期，它在过渡期的各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实行自治并非立即取消国家，而是要克服集权国家的弊端，提高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20世纪80年代，一批支持英国工党的学者提出了市场主导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市场社会主义理解为“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强调市场在提升经济效率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客观评价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张国家与市场有机结合。该模式认为，市场不仅在信息处理、鼓励技术进步和产品革新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在推行自由民主等价值观方面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在提供公益品、消除公害、解决就业、克服经济波动、协调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加以弥补。英国著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诺夫指出，如果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履行重要职责，如维持就业、收入政策、巨额积累和投资优先、抑制通胀、防止经济波动等。美国学者罗默也认为，尽管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国家干预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福利国家的措施继续存在，如收入分配、失业救济和工人再培训计划等，国家还将参与企业的投资规划。

苏东剧变后，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从更深的制度层面来检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失败，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其中一个聚焦点在于重申民主化对于改革国家制度、控制国家权力以及提高国家有效性的重要意义。这里的民主化囊括了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三个方面。

经济民主始终是贯穿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存在于以自我管理、共同参与为特征的合作经济组织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资本主义和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被视为实行经济民主的典范。美国学者施韦卡特认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民主模式具有三个特征：(1)劳动者对企业实行民主管

理，日常决策按一人一票原则进行，企业领导由劳动者选择；(2)经济民主模式依托于市场经济运行，至少在资本金和消费资料配置方面采取市场经济；(3)对投资进行社会监督，社会对投资的监督是平衡市场的力量。经济民主可以将计划与市场两套机制有机结合，它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具有经济内涵。经济民主模式不仅比资本主义民主更民主，而且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

新市场社会主义不仅致力于在工厂、企业中塑造民主的经济秩序，而且致力于将这种秩序扩展到政治领域，对国家制度产生影响，形成真正民主的公共治理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相互关联、协同演进的。帕特曼、达尔等学者认为，经济民主是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途径，它提高了个人的政治作用和能力，也为控制国家、克服国家异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林德布罗姆认为，在多元治理模式下，由于企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它们在民主政治中拥有“特权地位”，能够对政府决策行使“否决权”。市场社会主义试图改变私人资本权力通过代议民主制歪曲公共意志的弊端，矫正被私人经济利益破坏的民主权威与责任。杨克、罗默等学者则试图利用宪政改革、政治竞争、议会民主、公民自治、社会监督等多重手段构造出一套适宜的制度安排，将国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最小化，确保民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获得生存。

在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之外，还存在着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第三个维度，即社会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消亡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国家将其从社会中夺取的权力全部返还给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差别也将消失。但在传统体制中，国家并未消亡，而是不断强化。因此，如何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依然是贯穿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问题。赫尔德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是任何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在民主秩序中，应当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它将超越国家的控制。任何试图取消这种区分，将全部生活纳入国家统治的尝试将抑制个人自由，甚至走向专制。只有当国家与市民社会都得到改造的前提下，市场社会主义倡导的民主自治目标才能实现。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改革应成为“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家层面，新型民主国家将展现出如下特征：权力下放；双向民主化；扩展公共领域；改革政府官僚作风；采取直接民主形式；建立“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在社会层面，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同样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的公民社会体现出如下特征：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激发地方主动性并实现社区复兴；第三部门参与本地治理；保护地方公共领域；以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建立民主的家庭模式。总之，市场社会主义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实现双重民主化，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合作与互补的关系，这是建立新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四、总结：通向有效国家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市场社会主义蕴涵着丰富的国家理论元素，它伴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着自身的理论观点，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如何通过适宜的制度改革来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计划与市场相互协调的框架下建构一个目标理性、制度完备、行为适当、能力充分的国家制度结构与治理模式，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兰格模式奠定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试图在计划体制中局部引入市场机制，以完成经济核算与资源有效配置。兰格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完美的国家”的有力支持。但在现实中，国家并不完美，而是呈现出许多异化的特征。这不仅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绩效衰减，也决定了兰格模式无法有效发挥改革计划体制的功能。

自兰格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虽然对高度集权的国家持批判态度，但他们也注意到现实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并不能彻底废除国家。虽然引入市场能够部分克服国家过度集权、僵化的弊病，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但也会产生许多“市场失灵”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秩序紊乱和经济发展困境。因此，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建立一种权能范围合理、治理能力充分的有效国家。建立有效国家的途径之一是实施分权，既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也包括政府与市场、企业的经济分权。由此形成了东欧许多分权和自治类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建立有效国家还需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合理界定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功能，形成国家与市场相互增进的治理结构，这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市场主导型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苏东剧变后出现的各种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民主对于有效国家构建的重要意义：(1)实行经济民主，让民众真正成为社会财富的主人，并享有广泛参与经济管理的权利，其微观基础就是重建社会所有制，形成各种自治类型的企业制度；(2)实行政治民主，有效约束国家权力，防止其蜕变为“掠夺之手”；(3)实行社会民主，建立多元、开放和具备利益整合功能的公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推进民主化进程，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交流、相互扶持的良性互动模式。

当然，囿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它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往往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削弱了其实施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模型还是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参照系和理论工具，有助于我们从国家演进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演化轨迹，揭示隐含其中的制度变迁规律，并探寻建构有效国家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从现实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的无效性以及对其改革的失败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踏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转型启动后，各国面临的一个核心任务仍然是建立支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制度变革路径。完美的国家、异化的国家与有效的国家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自由派改革者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训喻，选择了一条激进主义的国家解构路径。结果，人们看到的并非是理想的民主法治体制、有效的市场经济与和谐自由的公民社会，而是国家、市场与社会陷入系统性混乱的治理危机之中。

与激进主义的国家解构路径不同，转型国家还存在着另一条通向有效国家治理模式的路径，即渐进主义的国家有机构建路径。该路径秉持了这样一种国家治理理念：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意味着彻底废除国家干预，也不意味着将发展经济的责任完全推给市场和私人部门，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制度改革建立起国家与市场及私人部门相互扶持、互惠共生的新型关系。尽管与计划体制相比，国家的职能范围会有所收缩，但在某些领域，国家的职能需要强化甚至是重塑，如提供法律秩序和公共服务，实施宏观调控和经济监管，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的风险管理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转型模式则体现了渐进主义的国家有机构建路径，并在国家与经济及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取得了秩序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转型奇迹”。

总之，对所有转型国家而言，通向有效国家治理模式的道路显然要比预先的设想更为复杂曲折。它不可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激进战略在“大爆炸”声中一蹴而就，只能在国家、市场及社会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加以构建，而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观也能够在此过程得到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的升华。

注　释

①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市场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市场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演进过程；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协调与混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论证等。

②由于不存在资本市场，生产资料的会计价格仅是一种统计和计量的符号。

③兰格认为，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计划模拟市场更加容易，用计算机搜集、处理信息并求解各种参数可以使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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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