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妙笔外篆隶规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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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传世书迹
北宋名相司马光(1019-1086)向来以他的卓著政绩和史学巨制《资治通鉴》名垂青史,其书法上的造诣却显得飘渺悠忽,不为大众所熟知。其实历史上司马光书法颇为人所重,对温公书法评论著录也颇多,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南屏山兴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学》篇,司马温公书”。《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录其《与邢和叔帖》、《与范忠宣帖》。《石渠宝笈》录《通鉴稿》及《宋儒遗墨》中司马光楷书尺牍。《式古堂书画从考》录《天圣帖》、《两淮帖》及《短启》。另外见于各种书籍记载的司马光题迹,题跋也为数不少。时至今日温公的传世书迹渐微,寥寥数帖,屈指可数,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其风采。
目前司马光传世书迹主要有以下几种:墨迹有《通鉴稿》《宁州帖》《天圣帖》;摩崖有南屏山兴教寺隶书《家人》《中庸》《大学》三篇;墓志碑刻有隶书《王尚恭墓志》,篆书《富弼墓志》的志盖;篆书钱文“元祐通宝”;以及文征明父子刻人《停云馆帖》和乾隆皇帝刻入《三希堂法帖》的《与太师帖》。下面对各帖情况作简要介绍。《资治通鉴》手稿残卷局部
此卷为行书,墨迹,纸本。共29行,计460余字。现藏国家图书馆。是《资治通鉴》的部分手稿,卷末有宋代任希夷、赵汝述、葛洪、程琰、赵崇和,元代柳贯、黄缙、宇文公谅、宋德润、郑元等人的跋识。据《式古堂绘画考》,其后尚有韩性、吴莱、甘立三人之跋,乾隆时《石渠宝笈》著录时即已散佚。卷后有陈谢状5行,24字。此卷可以可定为司马光真迹无疑,北宋黄庭坚评曰:“司马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文之度盖如此。”虽为行书,却一丝不苟,不越规矩,尖锋入笔,收笔出锋,结体呈正方,笔画外拓与内擫兼而有之。(图一)
《宁州帖》
此帖为楷书,墨迹,纸本。共18行,150余字,纵32,7厘米,横57,6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是司马光写给其侄子司马富的手札,主要内容是训斥司马富应以侍养父母为重,不应在尊亲老迈之时出外为官,令其辞官归里,供养双亲,为司马光67岁时所作。《宁州帖》结体规整,方正中略显扁平,提按分明,用笔利落,融隶意人楷,古雅厚重,可谓是小楷中上品。(图二)
《天圣帖》
此卷为楷书,纸本。共17行,每行字数不一,共150余字。纵30,3厘米,横48,6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是为陈省华手书诗稿所作跋语一则,因以“天圣”二字开头,故又称《天圣帖》。此帖较之《宁州帖》笔画略细,结体稍纵,取法唐人,楷法谨严,布局疏朗,笔力劲健。小字难于宽博,此帖却能小字中见大字气象,比较难得。(图三)
《与太师帖》
此帖刻人《三希堂法帖》,是司马光写给太师的信,内容是向太师诉说自己身体状况,病情及治疗的情况。此帖经摹勒上石,重新棰拓后,显然跟有点细节失真,笔画更加细收,更加强调起笔、转折和收笔。不过总体风格和《宁州》、《天圣》二帖一致。(图四)
《王尚恭墓志》局部
《王尚恭墓志》刻于宋元丰七年(1084)十月,于1936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厘米,厚15厘米。志文为隶书,分上下两列,每列14行。每行20字。现藏开封市博物馆。《王尚恭墓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此碑隶书结体取纵势,与汉隶字形呈扃方不同,取魏唐时的隶法,转折与起笔处兼有楷意,虽不甚高古,但也笔力刚健,布局停匀,颇有气势。(图五)
篆书《富弼墓志》志盖
此志盖发现于2008年,内容为“宋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致仕韩国公赠太尉谥文忠富公墓铬”,文纵向书写,分5行,共25字。和“元祐通宝”篆书相比,此25字笔画细劲,师法秦篆,结体取纵势,有李斯《峄山石刻》遗风。(图六)
篆书钱文“元祐通宝”
北宋哲宗元祐(1086-1093)年间铸造。钱文篆书与行书成对。篆书由司马光书,行书由苏轼书。篆文因为空间原因,不似秦篆和唐篆取纵势,而是取法汉篆《袁安袁敞碑》,结体呈正方,笔画较粗,多用圆转,俯仰柔美,圆润厚重。(图七)
《家人卦》
此书摩崖司马光书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屏山兴教寺,刻于长宽约3米的岩石壁上,隶书12行,每行17字,字径12厘米余,旁有“琴台”2字,摩崖书迹自汉以来不绝于各地,飘逸如《石门》、流转如《郑文公》、苍劲如《瘗鹤铭》者皆是神品。此摩崖气势雄壮,字大逾拳,笔法纵逸,直逼汉法。
司马光书法的特点
司马光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后世对其书法还是推崇有加。除上引黄庭坚《论书》语外,宋代董更《书录》亦引《中兴小历》中宋高宗对司马光的评价:“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清罗天池曰:“端严古茂。”近人马宗霍云《霎岳楼笔谈》称:“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黄庭坚在“宋四家”中地位仅次于苏轼,书法造诣精深,要求甚高,从讥苏轼的字“如石压蛤蟆”就可见一斑,其书评一般比较公允。宋高宗赵构也是一位善书的皇帝,在宋代皇帝中,除徽宗外,无出其右者。他的评语显然有点夸大司马光的书法造诣(司马光的造诣确实不及“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但由此可见司马光亦是能书之人,他的书迹也被很多人认可和追捧。马宗霍为近代著名书家,曾著有书论专著《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在书论方面也颇有造诣。
从上述几位书家的评论以及图片可以看出,司马光以正书、隶书和篆书为主要书体。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人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雁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隶书的特点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威而不怒的风致。其篆书的特点是:远绍秦汉,近承盛唐,用笔流转,笔画劲健,结构谨严,中规中距,不越法度,虽无开创,亦无过失。
司马光书风形成原因
司马光的书风非常特别。清代以前帖学一统天下,很少有书家涉猎先秦两汉的篆隶,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甚至说“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至清代因为帖学传统难以维系和乾嘉朴学之风的影响,书家们才把目光转向碑学。司
马光何以在帖学盛行的宋代能专意于碑学并融碑入楷、入行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可能是形成或影响司马光书风形成的因素:
首先,和他的严谨的性格、刚直的为人有关。南宋高宗朝宰相李纲历来以人品出众为后世敬仰,他对司马光其人其书敬服不已,在《梁溪集》中说“温公帖……如对德君子,瞻其形仪,面其语论也。使人钦慕不能自已”。《宋史》本传中称司马光“自少至老,语未尝妄”,“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之学”。可见其不喜虚妄,讲求实学。又加上十几年的编史的经历,使其谨严之风愈加根深蒂固。他自己曾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可见其为人正直刚介,光明磊落。这种性格投射到书法审美上,必然偏好法度谨严,一丝不苟,结体端正,带有庙堂气象的正书(广义正书包括楷、篆、隶)。
其次,和他的观念和认识有关。司马光崇尚传统,是北宋旧党代表,曾力阻王安石推行新法,并在当政后立即下令废除新法。可见他很难接受新生的事物。他在《答陈充秘校书》一文中说:“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胜,虽或近或远,或小或大,要为不失其正焉。”这种观念和认识反映到书法上,必以隶书、铭石为古雅庄重,以楷书为正体,不喜欢个性太鲜明、随意性比较大的行萆。
第三,文人特有的审美观也影响了司马光的书风取向。宋代是文人字的滥觞期,这一时期不再以法度森严的庸人为标榜,而是追求文人特有的意趣。习字论书不必出规人矩,个体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增大,书法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倾向来选择自己的取法对象。这就是宋代的尚“意”书风。苏、黄、米、蔡根据自己的“意”在行草领域自立门户、随意挥洒,而司马光则钟“意”于篆隶。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审美倾向,跳过行、草。研习篆隶。
第四,与宋代金石考古的兴起和盛行有关,这是司马光书风形成的时代背景。当时文人士大夫有收集和研究金石的风尚,关于金石的著作大量涌现,如刘敞《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李公麟《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徐《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王复斋钟鼎款识》、赵明诚《金石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洪适《隶释》、《隶续》、崔君授《京兆尹金石录》、刘径《成都府古石刻总目》等等。如此多的著录金石之作,金石考古在宋代的风行可见一斑。司马光自然也不能置身时代潮流外。他的一些诗文也表明他对书画和金石学抱有浓厚兴趣,如《徐浩诗碑》形容徐书“锋芒半折犹能健,圭壁微瑕自足真”,《谒三门禹祠》则日“铭书绝壁高”。又加上洛阳为历代古都,极富金石碑版,他长于篆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结 语
古人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受到儒家伦理观的影响。由于这一观念的左右,在他们鉴赏艺术或文学作品时,常常掺人道德因素,以人品论书品,由点划结构看修养的高低、学识的多寡,甚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暂且不论它的合理成分,这种作法绝对带有极强主观色彩和个人好恶,但在当时却如无形的枷锁制约着古人对艺术美的深入领略。古人认为字如其人,奸邪小人不可能写出好字,正人君子则无意求工而自工。基于这种审美观的评价,往往会有失公允,夸大其艺术成就。普通人又容易人云亦云,难免做出不够客观的评价。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司马光书法竟有“米芾不能仿佛”的评价。平心而论,在书法史上,司马光书法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上不及蔡襄、米芾,开创上亦不如个性鲜明的苏轼、黄庭坚,实不能跻身大家之列。但其中所蕴涵的艺术品质和人文意蕴以及其作品折射出来的传统观与士人修身原则却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