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贺古道区域瑶族认同汉文化的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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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是交往互动的必然结果。一个族群认同另一个族群的文化，既有族群内部的因素，也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推动。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认同汉文化，既有政府政策、学校教育、信仰引导的推动，又有瑶族自身生存、发展、追求民族平等等内在因素的主动追寻，是内外力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互动、共同建构的结果。

[关键词]潇贺古道；瑶族；汉文化；文化认同

[作者]韦浩明，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副教授。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26－006

潇贺古道区域是指秦汉时期开辟的、由湖南潇水连接广西贺江流域的潇贺古道及其岔道的辐射区域，包括汉代的临贺郡和部分苍梧郡地。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大致包括湖南的道县、江永、江华，广西的恭城、平乐、苍梧及贺州市，广东的怀集、封开等市县的全部或部分，相当于湘、桂、粤三省(区)交接地。它是我国目前瑶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境内有3个瑶族自治县和8个瑶族乡，约80万瑶族人口，几乎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平地瑶最主要的聚居地。根据史料记载和调查，瑶族自唐代开始陆续迁移至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建构了对周边汉族的文化认同，确保了本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族群互动与族群文化认同问题。本文以文化认同的基本理论为依据，从潇贺古道区域汉、瑶族群关系和谐的现实出发，探讨区域族群文化认同尤其是瑶族认同汉文化建构的历程，总结规律，为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格局中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潇贺古道区域瑶族认同汉文化的现状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文化确认。正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包含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意蕴。这一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精神分析家埃克里松提出，后被其他学者广泛运用到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中，着眼点是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强调的是较为长期的民族情感依附和归属。国内学者对文化认同的研究，大多数情况下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如周星、王建民、崔建新等，强调族群成员对本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妨碍对他族文化有选择的认同，只是认同过程始终以本族文化为基础和前提，是建立在本族文化传统上的认同。这些理论，对于本文探讨瑶族认同汉文化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目前，潇贺古道区域汉瑶族群的文化认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瑶族文化中深深的汉文化烙印成为不可争辩和无法回避的事实。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语言认同汉族。以“西南官话”为代表的相关主流方言成为瑶族对外交往、交流的主要语言，族群母语在削弱甚至消失。会讲瑶语的人数越来越少，富川瑶族自治县能讲者约占瑶族人口的2.5％；钟山县能讲者仅占瑶族人口的10％；江华瑶族自治县境内的瑶族，对外交流均讲“江华官话”。考察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潇贺古道区域的平地瑶族群，基本上能用“西南官话”与外人交流。二是文化教育认同汉族。习汉文、读汉书、写汉字、考汉官，认同汉族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礼仪规范。瑶族民间保存的“族谱”、“过山榜”、“千家洞源流记”、“盘王歌”、“师公经”等古籍均用汉字抄写。三是节日、习俗认同汉族。汉族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节日普遍被瑶族接受；婚丧娶嫁的习俗及各种禁忌基本一致；宗族、祠堂、家谱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过汉族节日的风俗日益浓厚，本族节庆也融入了大量的汉文化因素。四是宗教信仰认同汉族。汉族神灵诸如雷神、土地神、观音、社神、山神、灶神、财神、门神、关帝、城隍、孔子等全部被瑶族接受；认同儒家思想，汉族的风水观念、宗族观念、祖宗崇拜、祠堂祭祀、道教佛教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等大多被瑶族接受。五是器物用具基本上认同汉族。正常的生产生活用具、村寨布局、房屋样式、寺庙、祠堂、桥梁、衣饰、服饰、语言、文字、姓名、字号、流水薄、神龛等等，从里到外，无一缺少汉文化的痕迹。

总体而言，当你置身于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村落中，并未感觉到与汉族的差异。这一切表明，在漫长的族群交往与互动中，瑶族的文化习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认同汉族文化。那么，这种局面是如

二、历代政府建构瑶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无论哪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依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一套民族政策，以维护国家和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我国历代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对汉、瑶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具有直接作用。传统上，中央王朝“对于少数族群的政策目标是一种族群融合的多元体制，(如果这些族群)放弃了(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并模糊地表示对皇帝和他代表的儒家伦理效忠，就足以达到这一融合所需的水平。只要这些族群不构成对中华帝国的威胁，他们的传统习俗、语言和统治系统就不会受到干涉”。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是汉唐时期的“和亲”、“羁縻”政策，都强调“以和为主，兼以武功，先抚后攻，宽猛并济”的方略，主张通过华夏文化的辐射来凝聚周边民族。尽管不同时期相关政策会有所变更，但是通过礼俗规制来教化“蛮夷戎狄”，调节族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是历代政府追求的共同目标。宋明以来，大批瑶族从各地陆续迁入潇贺古道区域，汉瑶族群关系成为明代岭南地区最重要也是最难以处理的民族关系，民族冲突时有发生。面对这种情况，明清及民国政府，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建构瑶族对汉文化的认同，以消

(一)通过剿抚兼施、编户齐民政策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国家政策在建构族群文化认同中具有主导性作用。作为瑶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潇贺古道区域，是汉、瑶民族矛盾较为激烈的地方，政府处理这一区域民族问题的策略，主要是镇压、招抚、防范、编户齐民等。军事上，一是巩固卫所，征调“俍兵”到潇贺古道区域屯田驻防。二是招抚瑶民下山到平地定居，实行编户齐民，使之耕田种地，纳税服役，逐步改变其生存环境，最后“与齐民同”。“江华竹子尾宿等三宿，俱在上伍堡，乃平地瑶也。洪武初年，瑶老李东仂等共十七户约三百余名，原系县令周于德同百户招抚下山，准买大同乡民田秋粮壹百四十壹石三斗零为业，编户四十有伍。”现存于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武昌府永州江邑铜牌”也有同样的记载：“奉、唐、李三姓平地瑶……设立伍堡，分为三宿，丈田额粮，划分边域为三，分防镇守，把守三条九隘之夷。”富川的平地瑶，是景泰元年(1405年)起义失败后，被知县羽云招抚到平坝地区定居的。这是瑶族民众接受招抚并被编成兵丁、屯田戍守的最好证据。经济上，额定赋役，保障瑶族群众利益。明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入籍”瑶民的统治和管理，“明初，设抚瑶土官领之，俾略输山赋。”道光《永明县志》记载：江永县的清溪瑶、古调瑶、扶灵瑶、勾兰瑶，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归化，皆为熟瑶，例为户籍，服物采章，与编氓无异。富川瑶民税赋较轻，“每四亩

仅输民税一亩，赋而不役”；清代，“熟瑶纳粮当差，令行禁止，与民无异。”对于新“人籍”的瑶族，视情况给予适当减免，且固定税额，不能轻易更改，甚至刻石碑以示后人，如保存在富川瑶族自治县文物馆的“八都奉县勒碑”就是例证。政治上，实行“以夷治夷”策略。清末，在确保“瑶老制”的同时，还推行“保甲制”，“每瑶立长以总之，目以佐之，小争则长与目听汀，大事则讼于官。”民国时期则设“瑶总”，由政府任命，负责管理瑶族内部事务。这样，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瑶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逐步向主流的汉文化靠拢，加速了瑶族认同汉文化的进程。

(二)通过学校教育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创办学校，培养稳定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鼓励接受汉文化的传统和理念，是建构瑶族认同汉文化的重要手段。明清及民国政府，十分重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学校，加强文化“教化”与“化导”，培植认同汉文化的基础。史载：“边夷设学，故以导其向善耳”；“先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俾存其心、养其性，语言端谨，容止整肃”；“训官男以移土习，立村长以约壮丁，立社学以教壮竖”。特别是明代，“封建王朝镇压各地瑶民起义之后，在增设州县统治机构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兴教化，立学校’的措施，以‘开导’瑶民……有的地区则采用‘立社学以教瑶童，广廪额以资多士’的办法来灌输封建思想。对一些归降的瑶族首领的子弟，则‘乃贷其死，并与其子弟入学’，以便笼络”。在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地区，建立义学、书院，鼓励民间创办私塾，对瑶族实行封建教化。如明朝万历年间恭城瑶族地区出现了势江源社学。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在富川创办“五源书院”；次年，又在东五源瑶区创办“蒙泉义学”，招收附近瑶族子弟入学；教授《三字经》、《神童诗》、《教儿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内容。明代规定富川的学额是岁、科两考生员各18名，廪生、增生各20名；清代给予的学额基本相当。民国时期的新桂系，极其重视发展特种部族教育，创办多所“苗瑶”学校，对瑶族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强制推行主流文化，以达到感化瑶族，促使其认同主流汉文化的目的。学校教育的加强和族群成员交往互动的频繁，培养了一批懂汉文、习汉礼、适应汉族生产生活及各种制度规范的有才之士，使汉文化辐射日益深入，极大地缩短了汉、瑶民族文化的差距，为瑶族进一步认同汉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通过神灵崇拜引导对汉文化的认同

神灵崇拜对于统一意识形态、维护区域族群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历朝政府除了从政策、教育人手培养瑶族认同汉文化外，明清统治集团还重视从精神领域引导对汉文化的认同。前述接受政府“招抚”的瑶族，大多数被安排到平地定居，从前“吃了一山又一山”的生存环境已经完全改变。在政府的鼓动和引导下，逐步接受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信仰观念和意识形态，如“天地君亲师”观念、“三纲五常”及其封建理学思想等，并使之等同于本民族传统的信仰。实地考察发现，在潇贺古道区域三个瑶族自治县内，政府有意识地筹建关帝庙、孔庙、昭忠祠，主持相关的祭祀仪式；给地方名人或者符合封建伦理要求的模范者立碑、立传、立牌坊，极力弘扬主流文化的意识导向。久而久之，这些观念逐渐渗透到广大瑶族同胞的脑海里，成为集体意识，他们不但祭祀关帝、拜孔庙，而且把汉族的各种神灵与本族传统神灵，甚至地方神灵等同起来，一起祭拜。在富阳镇洋冲村的盘王庙里，祭祀着盘王、庙王、武功娘娘、两个道师、太尉、判官、土地、白马大王、刘仙娘及其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白龙王、刘三姐、云飞等16个神像；福利的南阁庙，虽然以祭祀乡贤沈公八郎为主，但庙中还有各种地方神灵17个；里松的大王庙则是盘古、张公、观音同置一室。通过神灵信仰的重构，使瑶族从精神到心理都实现了重大转变，达成祖宗、神灵、先贤和谐相处的观念，这是瑶族在自身传统信仰基础上认同汉文化的重要标志。

(四)通过册封瑶族精英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从宋代开始，政府在瑶族地区“择授土官”，采取“以瑶治瑶”的政策笼络人心。明初，官府同样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洪武初，命将讨平溪洞，立瑶首以领之，朝贡方物，赏赐有颁”，并“访有胆力智知者立瑶老”，委任一批“瑶首、瑶老、瑶领”，让他们招抚瑶民入籍、管理瑶族事务，沐浴皇恩。如永乐至成化年间(1403～1487年)，多次组织“瑶首”进京朝觐和进贡，皇帝均亲自训诫并给予较为丰厚的物质赏赐；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做出升任有功“瑶官”为副巡检以上土官的决定。这是劝导瑶族精英熟悉和学习汉文化的重要体现。明孝宗时，追认生母瑶族女性李唐妹为孝穆皇太后，并追谥其先祖；在李唐妹的出生地广西贺县(今贺州市)桂岭镇为其先祖修筑坟茔、衣冠冢，祭奠母亲先人。现存于桂林市西门外东街“圣母寺”前的《孝穆皇太后父母诰封碑》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这一做法，既有“汉瑶一家”的形象，又是“孝道”的具体体现，反映出“蛮女亦可扶正，蛮族亦可教化”的理念，表明孝宗皇帝对蛮夷种类之瑶族血缘的认同。同时还直接影响到孝宗执政期间的民族政策，把“招抚教化”政策当作建构瑶族认同汉文化的重点。现今，富川瑶族自治县的油沐一带还广泛流传着“何廷枢与盘兰芝”的故事，清晰地反映出明朝后期以“盘妃娘娘”及其父亲为代表的瑶族盘氏家族对汉文化的主动认同。清代直至民国的历届政府，均没有放弃“册封精英”、“教化精英”的“化瑶”策略，这是建构瑶族认同汉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整体而言，“只要一个群体绝对控制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权力资源，这个群体就可以决定少数群体适应的形式和方向。大体上说，规定和批准文化适应与整合的各项政策的总是支配群体。”明清政府对瑶族的“招抚”、“优待”以及“编户齐民”措施，文武兼用，刚柔相济，在某种程度上迫使瑶族自我调整对封建主流文化的政治认同；“经济优抚，文化教化”政策以及建构近似性的信仰，进一步培植了瑶族向汉文化靠拢的心理，文化上变得更加相像。这是潇贺古道区域瑶族尤其是平地瑶族群大量“汉化”原因。

三、瑶族自身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少数民族既能维持对本族文化的认同，又能主动认同代表主流的汉文化，无论对少数民族自身、还是区域内其他民族甚至国家的和谐与稳定，都具有积极作用。所以，统治集团的各层级，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采取积极稳妥的民族教化政策，弘扬主流文化，建构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而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会主动汲取汉文化的优秀成分，认同汉文化。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才对汉文化进行改造并纳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使之成为推动本族发展的积极因素的。而瑶族的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习俗、禁忌等传统文化强调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如何约束、管理、疏导本族成员接受王朝的管理，以实现族群内部的整合、运行、安全和延续、发展。反映瑶族历史记忆的“盘王券牒”、“过山榜”等诸多史迹，都蕴藏着与主流文化认同的渊源和乞盼和谐的信息，虽然对主流文化犹豫不决，但始终强调与它的关系，明显地体现出依恋、向往、认同的一面，这是建构瑶族认同汉文化的心理基础。

(一)族群互动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每个族群都期待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竞争中认同并吸收外族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改造，使之为己所用。正因如此，族群的交往与文化互动，往往指向一定的物质或精神目标，如果获得意想不到的满意结果，又会促动对新目标的追寻，这是驱动族群成员付出努力去完成目标的动力，也是族群文化互动持续发展的结果。瑶族迁居潇贺古道区域，时断时续，游耕不定，直到清末，尚有未能定居者。加上每批次定居的瑶族人口数量有限，只能夹居于汉族之间或居住于山区之中，生存需要迫使其不得不与周边汉族发生交往互动。首先是生活必需品互补的需要。“瑶居山冲，……种禾、黍、粟、豆为食，能为材木器具及猎山兽，采山蔬市钱以供日用；”“就山伐巨木，璇为盆、碗、锅盖、鼓鞓之属，入城贸易；”“能作竹木器，舁负赴墟以易米盐”。其次是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造成瑶族对汉族制造的工具及诸多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如铁制犁、铧、耙、锄头、刮子、镰刀、斧头、四齿耙、禾剪等铁制生产工具，要么从汉族地区购买，要么请汉人到村里制作；其他如造纸、建筑技术等也需要汉族的支持。三是读书识字以及与官府沟通、协调的需要。瑶族没有文字，各种材料的记载，需要借助汉字来实现；与官府沟通、协调，需要汉字的文本、记录。如富川陈、盘、黄、李四姓瑶族与毛氏家族争夺土地山场的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只有学习汉文化，掌握汉文化，才可能争取与汉族平等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驱动瑶族主动认同汉文化的原动力。

(二)生存环境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生存环境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移居潇贺古道区域的瑶族，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的发展，从明代开始陆续下山定居，“高山之瑶日下平地”，耕田种地，开创基业，与当地的汉族交错杂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民间俗语“民人(指汉人)在中央，瑶人住两旁，富川立城好，两边自水流”就是瑶、汉民族分布的基本写照。定居平地的瑶族，“田占沃饶”，“上下二排瑶人，莲花村最大，居住平原，余皆烟火相望，其田甚沃。”生存环境的改变必然促成经济生产的转型，接受汉族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极大地改善物质条件，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生存环境的变化也使瑶族意识到，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主动适应平地族群长期创造并凝聚在日常活动中的生存习性。交往过程中，他们逐渐体会到汉文化的优势不仅在经济、政治上，而且还在社会评价标准、文化习性、文化风俗、文化传统等等之上，认可、模仿汉族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习俗，建构适合本族发展的最优文化情境，努力寻求融入主流社会的路径，是本族发展的最佳选择。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们与时俱进，主动模仿、诠释、吸收有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汉文化成份，久而久之，族群内部的制度、习俗和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自忘其为瑶族、僮族，外人亦几难于分辨。”这种情况表明，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族群互动的频繁，瑶族主动协调同汉族的关系，认同汉文化，促进了区域民族和谐和社会稳定。

(三)发展需要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随着族群的发展壮大，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逐步改善，瑶族对汉文化认同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迁，提高生活水平、追求民族平等、避免民族歧视成为整个族群发展的共同目标。“学习富有者、有权者、多数派的生活方式会带来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像他们，借助这一标记通常更容易被他们接受”，这成为瑶族认同汉文化的内在动力。首先是学习区域汉语方言，如平地瑶族群，主要用汉语方言进行交流；盘瑶、土瑶的绝大多数成员虽然保持传统母语，但至少会讲两种以上汉语方言。其次是创办私塾，改变过去不重视读书、识字的习惯。使用与汉族学生同样的教材，学习同样的内容，接受同样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瑶獠之居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义”。花山瑶村“今渐次有读书作文游庠序者，国朝风化于兹为盛矣”。三是改良风俗，编纂族谱，制定家规、家训，主动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民国初年，富川县新华乡瑶族曾拟定改良风俗的条文八款，刻碑示戒，并保存于“五源书院”中。许多瑶族还广修族谱，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等儒家伦理来规范族群成员的日常行为、品德操行。调查发现，潇贺古道区域的盘、黄、李、邓、任、廖、赵、周、唐、包、沈、奉、蒋等姓瑶族，都有族谱、族规、族训，其普遍性绝不逊色于甚至超越当地汉族。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此区域瑶族从发展的需要出发，主动认同汉文化，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已经不亚于当地汉族，无怪乎民国和解放初期许多瑶族自认或被认为汉族。江华、富川、恭城三个瑶族自治县瑶族人口大规模变动的情况，虽然是政府政策调整的结果，但和讲汉语方言、与汉族习性没有本质差别等事实有关。

(四)瑶族文化创新建构对汉文化的认同

任何族群文化要取得打破常规的飞跃式发展，必须借助外族文化的推动，主动与外族文化交流，虚心学习外族的经济文化成就是促进自我发展最明智的选择。迁居平地的瑶族，传统游耕的生计方式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前单家独户、小村小寨布局、简陋的房屋桥梁建设亦发生本质变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和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展现在眼前的汉族生计模式及其优越的主导性文化和物质条件。他们主动向汉族学习，在实践中融会贯通，创新汉族的生产工具，使之更适应瑶族生产的需要，最终增加了物质财富，促动族群传统组织结构的变革，并引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的改变。现今平地瑶聚居的凤岭、凤溪、大围、福溪、铁耕等古村寨，从房屋设计、街巷布局、门楼建筑、宗祠结构、寺庙、天井、桥梁，包括瑶族风雨桥在内，其装饰、图案、架构、选址、造型、建筑材料等等，都有深深的汉文化烙印，是吸收汉文化并加以改造，促动瑶族文化创新的典型。我们对比了近百年来潇贺古道区域内瑶族各支系的民间织锦，其图案、花色、样式在继承传统文饰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汉文化色彩日益显现，如绣上了革命标语、时髦语言；缝制衣服的款式也深受汉族服饰的影响，颜色、类型日益多样，整体上向“合体”靠近，过于宽松的服装有明显被淘汰的痕迹。这一切表明，对汉文化的兼容并收、交汇整合，促进了瑶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族群之间文化认同的产生与发展，既受到客观自然环境、物质环境、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又受到族群自身传统文化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潇贺古道区域瑶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建立在复杂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状态的变迁之中，是政府政策倡导、族群精英及其成员长期实践的结果。他们从使用汉族生产、生活用具的物质层面开始，逐步引发价值观念的变化，最终深入到精神层面、心理层面，促动整个族群对汉文化的认同。这一文化认同的实现，既是瑶族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推动，又是政府种种策略建构的结果，它使区域内各族群的利益相互依存，最终培植并形成符合国家政权需要的价值取向，即“多元一体”的族群文化认同格局。不仅有利于避免民族歧视，消解民族差异，促进各民族的平等，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