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与国家体育政策的转折：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探索

摘要：邓小平的“三步走”理论科学地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即“温饱型”社会、“小康型”社会和“中等发达型”社会。本文对3个历史阶段的分期特征进行了阐述。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的转型期，“温饱型”人口还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有些地区、有些人群才刚刚脱贫，还有一部分人口至今未能摆脱贫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体育发展的基点，只能是保证绝大多数人的体育锻炼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权利。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现行的体育发展战略是存在缺陷的，必须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重新审视中国体育发展之路。

关键词： 中国经济；体育方针政策；“三步走”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

中图分类号： G 80053 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3021605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100925

作者简介：刘子建（1955—），男，成都市人，学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体育问题。

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1 邓小平“三步走”理论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问题时，明确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只能分3步走。第1步的目标是脱贫，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第2步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1番，一部分人进入小康水平，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这时虽然人均数还很底，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第3步是在21世纪用30～50年再翻1番，目标大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邓小平的“三步走”理论。

这个理论是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3个历史发展阶段，不是要经过几十年，而是要经过大约100年的时间。“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确立，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重新估计，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的结果。

“三阶段理论”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特征：1）要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这要经过几十年的奋斗。2）中国经济发展将是不平衡的，贫困、温饱和小康状态并存，而且会出现相互演化，社会转型的过程极其漫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对新的风险和新的压力。贫困地区面临的不仅是本地市场、全国市场的竞争，甚至是全球范围的竞争，还面临着进一步贫困化，甚至被淘汰、被抛弃的危险。3）到21世纪中叶，中国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完全确立，现代科学技术才会赶上发达国家，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

邓小平这个伟大理论之于中国体育蕴含的启示是：1）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应该依据“三步走”战略思想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估计来制订，据此，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体育发展的战略问题。2）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体育体制问题，建立新的体育体制。3）应该重新审视中国体育思想与体育文化建设问题。

中国体育存不存在历史发展阶段问题，毋庸置疑，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理论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分析，中国体育是存在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的。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育的发展水平应该与社会发展水平一致，即体育发展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相适应。

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情况是，有75%的家庭属于低收入家庭，在这类家庭中父母都是低薪，很艰难地维持家庭的最必需的开支，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通信、交通、食品、衣服等不可或缺的开支压得他们抬不起头，终年紧衣缩食，方能维持一家运转。对于这类低收入家庭来讲，运动休闲只是奢侈品，收费性运动项目或体育产品消费更是不可能的了。

20%以上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家庭。这类家庭的收入来源也是工资，只是工资水平属于中等水平，没有其他经常性收入来源。他们的收入主要是用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水、电、气、通信、交通、食品、衣服等开支上。从时间上来讲，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们大多是满负荷工作，工作之外的时间用于照顾孩子、老人，处理各种家庭事务和必要的社交活动，余下的时间才能锻炼一下。他们的收入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拿来从事体育消费，如使用收费的运动场地，购买比赛门票，购置运动器材，以他们的家庭财力和时间，他们也只能消费得起低价体育。

在中国，真正富裕的家庭不到5%。这类家庭月收入2万元以上，在银行有大宗的存款，他们是体育休闲的真正消费者，大多数人有常年健身计划，有各种商业运动场馆的消费能力，有的人还聘有常年健身或运动技术教练，有条件购置各类体育设备、器材、服装等。这一部分大多是以各种手段“先富起来的”高收入人群[2]。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95%以上的家庭是中、低收入家庭，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还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城乡分化日趋严重，行业差距更加明显的基本社会现实。市场化改革以来，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消费者支出有显著的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消费支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体育消费需求。经济转型期我国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就业增长放慢，下岗失业者增多，职业不固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滞后，从而使人们的收入增长放慢，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3]。

椐统计，体育消费水平最高的上海，2004年人均体育消费305.68元，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的3.74%，而体育消费水平最低的西安，2004年人均体育消费154.74元，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只有1.97%；其他城市的这一比例也都不超过3%[4]。

有证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也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家庭收入，占有全部居民收入的51%以上，而80%的低收入户只占全部居民收入的40%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来，10年间我国居民储蓄额增长了10倍，不足10%的人口拥有50%的储蓄和现金，高、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甚大[5]。

在极端不平衡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体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仍处在低水平。体育场地设施等资源总量不足与现有体育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并存，制约着群众更广泛地参与体育健身活动。

2 当前历史阶段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主要缺陷

1949年后，中国体育的价值观和哲学文化基础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在强大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下，不可能出现独立的研究。当时的体育思想观就是增强人民体质，千方百计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在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我国体育思想中政治内容与民族主义情结一直是中国体育理念的核心价值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体育事业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国际体育比赛演绎成另一种国际政治较量。体育发展目标过于集中地表现为提高竞技成绩和争夺金牌荣誉，体育体制形成为“举国体制”。这违背了中国体育事业是为增强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基本战略要求，超越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6]。

“举国体制”的核心有3个：1）国家化，即由国家机构实施管理，管理人员为国家公务员；2）体育事业由国家财政拨款予以维持，每年国家花在体育管理和体育训练上的拨款大量用于人员开支上；3）金牌政绩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各类区域性和国际性赛事中“追金夺银”，以此作为体育工作的最重要的指挥棒。

邓小平总结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惨痛教训，毅然提出的“三阶段”理论，是实践检验真理理论的具体化，对中国体育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但长期以来，在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认识上，在对体育实践标准的认识上一直没有突破。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的核心价值只能是全民体质的增强，这是我国体育事业唯一的、根本的“实践标准”，也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基础。用实践真理的观点来分析，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3个基本点应该是：1）体育经费应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2）体育竞赛主体应为基层社会组织。3）体育组织应实现非政府化。4）坚决摈弃体育成绩金钱化、政绩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表现在3个方面：1）大众体育、大众健身有所发展；2）建设了许多运动场馆；3）竞赛成绩快速提高，出现了一些有稳固基础的优势项目。但是，只要比较分析中国大众体育的实际需要和现阶段发展状况，比较分析我们为“举国体制”的金牌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和现有的竞技体育界所出现的种种弊端，比较分析“精英体育”“金牌体育”带给我们的各种困难和困扰，就会发现，现行的中国体育发展政策和策略总体上不符合中国国民体育的基本国情，超越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一些地区、一些项目和一些部门出现了“官办体育”“权利体育”的状况，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生体育”“民营体育”“民主体育”。

最近10年，我们在体育领域看到的大量事件和案件，都可以在现行体育体制中找到根源。中国官办体育的弊病首先是体育圈存在“权利定律”和各种“潜规则”，在中国体育活动的各个领域，无处没有“权利”的存在，其基本运行机制本身就是“权利机制”。第一，有一个庞大的政府体育机构和庞大的体育官员人群。第二，有一支体育“官军”，即由国家财政支付其工资的一大批教练员、运动员及各种行政人员。第三，教练员、运动员由官员选拔、录用；赛事由官员审批、管理；运动成绩由官员评估。在许多地方，体育成绩异化为政绩，运动员的成绩成了体育官员保职和升迁的政治资本。体育与政治，体育与官场腐败联系起来，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用政治手段、行政手段干预、控制运动员和竞赛。体育官员将体育竞赛作为行政资源，操控运动员的个人命运，操控竞赛过程与竞赛结果，权利干预体育形成权利体育。体育竞赛一旦成为行政资源，就势必造成体育组织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运动员依附教练员；教练员依附官员；下级官员依附上级官员，这种依附关系带有浓郁封建色彩。在这样的体制下，国家大量经费用于维持机构生存，而不能投入公共场馆建设。体育界官风流行，体育场上空笼罩着官场气氛，官场弊病毒害了体育事业。

体育成绩金钱化的表现形式则为体育成绩与相对应的一定数量的金钱相挂钩，中间没有经过“自我实现”“荣誉感”“人类成就”等精神提炼过程。缺少了提炼过程，就去掉了体育运动本身的人文价值，成了劳资关系。

较大范围内出现的“官场体育”与“金钱体育”现象铸就了狭窄的体育利益集团，阻碍了公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这种局面也导致许多项目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群众基础的项目也就不可能持续出现优秀运动成绩和优秀运动员，从而削弱了我国竞技体育的生长能力，造成竞技运动项目资源匮乏。

金牌乃政绩，金钱使体育的崇高价值理念尽失，运动场成为名利场。体育政策的制订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所导致的第1个后果就是，发展了中、高水平的收费体育，超越了大多数人群的体育消费能力，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活动的需要。体育的服务对象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是社会高收入人群。第2个后果是制定过高的成绩目标，在体育竞赛的指定性目标上超越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在现有的各类竞赛中视金牌与金牌数为唯一追求目标。第3个后果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权利化和金钱化，严重阻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要解决上述问题，体育发展战略必须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3 运用“三阶段”理论，对中国体育战略的重新认识

不同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体育形态。体育形态要符合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能超越社会物质发展水平。中国体育的发展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首先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需要。中国体育发展历史阶段，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个基本历史条件就是：经济落后，人民体育消费能力底下；人多地少，体育场地严重不足。

首先，中国的运动人口多集中在大城市；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走的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密集型”道路，城市中人口密集，建筑密集，交通密集，运动用地紧缺，人均体育用地量极低。

第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能够定时参加运动并享受专业教练指导的运动人口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少部分，甚至只占城市人口的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没有条件参加运动，更没有条件享受专业教练指导，这直接导致许多运动项目在中国缺少群众基础。

受上述2个基本条件地制约，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道路还很长，必须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实践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其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必须以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为目标。体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体育发展亦必须以大多数人的体育状态的改善为目标。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的科学性，确定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也具有3个相应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温饱型”体育阶段、“小康型”体育阶段和“中等发达型”体育阶段。

“温饱型”社会的公众体育需求，是非消费性的体育需求，人们无需支付一定的货币就可以加以实现。具体地说，就是政府或体育事业部门无偿地向社会提供各种体育劳务或服务产品，如运动休闲场地、学校体育教学、业余体育训练、群众体育指导及其他体育活动形式等。我国居民由于受收入水平、体育供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消费性型体育需求，人们把主要的体育需求集中于非消费性的体育产品，依靠体育运动的社会公益性。研究表明：在我国，90%人口的体育需求方式是非消费性的，他们只有能力享受免费或低价的体育需求[7]。

“温饱型”社会形态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需要是“免费体育”“廉价体育”“平价体育”，而不是“收费体育”，更不是“高价体育”，其基本点是全民的免费体育。政府和机构向社会提供免费的体育运动场馆和场地，当然，也存在收费体育，但比例很小。从我国体育发展战略来讲，不能实现免费体育，社会大多数人将无力参与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公众失去了体育锻炼权，这就表明体育政策脱离了中国社会现实，超越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全民免费”的体育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谈，但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其实现的主要形态是“空地体育”“绿地体育”“开放、免费的场馆体育”。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路同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是一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住宅建设快速发展，城市设施建设滞后，城市越来越拥挤，城市居民体育活动只能在住宅间的空地上或社区的广场上进行。这一大众体育现象极为普遍，称之为“空地体育”。“空地体育“是指城乡居民利用居住地附近的空地进行的体育休闲活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远古还是当代，“空地体育”都是民间最简单方便的运动休闲形式，其运动方式与空地的大小有关，也与空地周围居民的年龄、民族、收入等社会性要素有关；但无论何类居住小区的人群，其运动休闲所依托的最基本元素都是“空地”。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土地的商品化程度极高，楼房高度密集，人口居住集中，密度很大，大多数居民区建设根本没有考虑留出“空地”，导致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可用于运动健身的空间，这是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失误。“空地体育”是中国“温饱型”社会最基本的体育发展形式之一。从我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我国的体育发展战略必须大力发展“空地体育”，向社会最广大公众尤其是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体育锻炼权，即“体育权”。正是从保障公民“体育权”的立场来分析，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体育发展战略在保障公民体育权方面是有缺陷的，这个战略没有能够保障公众的这一权利。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我们不是在中国的一些社区空地都能看到群众体育休闲活动吗，不是看到那么多秧歌表演、交谊舞会、健身操、太极拳，以及太婆腰鼓等群众活动吗？不错，这种现象正好反映出群众对“空地体育”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群众对规划“空地”、增加“空地”的强烈愿望。根据调查，现在城市中有条件进行“空地体育”的多是退休老人，他们中许多人为了找到一块“空地”往往要跑很远的路。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空地体育”纳入我国的体育发展战略，在城市建设中把“空地”规划进去，依托“空地”设立各项运动设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有机会参加到“空地体育”中来。“空地体育”是现阶段我国公众体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所谓“绿地体育”是城市住宅小区中或小区周围的较大块草地，这类草地面积较前述之“空地”为大，是质量较好的草坪，在这类草地上进行的体育活动，称之为“绿地体育”。一个或多个社区拥有一定面积的绿地，可以是草坪，也可以是树林，面积较“空地”要大，运动设施更好，居民可以自由、免费使用。“绿地”体育也是“温饱型”社会中公众的主要运动、休闲形式。

根据全国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调查，我国“绿地体育”基本为空白。“温饱型”社会的体育设施和场地必须是开放和免费的。我国“绿地体育“的缺失，是绝大多数公众没有搞项目运动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又一严重失误。

“温饱型”社会国家体育事业的第3种形式，是开放的、免费的“场馆体育”，即由政府投资修建，对公众开放，免费使用。

“温饱型”社会形态下的中国，尚不具备体育产品商品化、体育产业化运作的物质条件，不应该超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提早追求体育产品的商品化和体育产业化。 “温饱型”社会体育的本质是“民生体育”。

在“小康型”社会发展阶段，体育形态有所不同。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对中国式小康的定义是：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8]。

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应当说是中国式小康社会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低水平是中国小康社会的特征，低水平是指人均国民总收入还不高，甚至还有相当比重的人口没有进入小康，大体上只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进入小康，还有1/4左右的人口达不到这个水平。不全面是讲总体上的小康水平基本还处于生存消费的满足，主要是指解决了衣食无忧的问题，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恩格尔系数还有待下降。发展不平衡是总体上小康水平的人口在全国分布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发展水平存在差距。

中国式的小康型社会也是渐进的，具有明显的反复性。所谓“渐进”，是指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小康，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十分严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以及地区差距仍然很明显，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维持着“温饱”水平。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空地体育”“绿地体育”和“开放的、免费的场馆体育”应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基础。

但是，在这一时期，体育产品的商品化过程加快了；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橄榄形”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扩大，他们形成了特殊的体育需求。中等收入家庭的体育需求主要包括：专门的付费运动场馆；体育赛事门票；各类体育俱乐部会费；运动器材、服装消费。民营资本迅速进入体育市场，体育商品大大增加，提供了大量优质、专业的运动训练服务。体育消费能力的形成和体育产业的出现与扩张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体育消费能力形成一定规模之后，中国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

“小康型”体育的本质是“民营体育”。经历了长期的“小康型”社会历史阶段，体育消费需求日益扩大、深化，体育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扩大，成为举足轻重的行业，体育消费市场业已经成熟。在这个历史阶段，“空地体育”“绿地体育”和“免费的场馆体育”仍然存在；但在国民体育活动中只占很小比例，占主导地位的是“付费体育”。“付费体育”满足各类消费者的个性化体育需求，包括个性化场馆，多种多样的商业赛事，健身服务，训练指导，体育器材服装的多样化。体育博彩，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庞大的产业，中国体育开始转入“职业体育”形态。

必须指出的是，民营商业资本主导下的中国体育产业，必然要求实现非政府的管理模式，即“董事会”管理模式。“中等发达型”体育的本质是“民主体育”。这包含了3层意义：1）体育产业形成为国民经济重要行业；2）体育职业行为已纳入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之中；3）各级各类体育机构、赛事组织实现了非国家化，政府撤出体育管理和经营领域，国家体育机关撤销，国家体育官员不复存在。国民体育实现了“民主体育”。

4 中国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理论，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应该经过如下4个历史阶段。

第1个历史阶段，大规模的“空地”和“绿地”建设阶段。“空地体育”和“绿地体育”就是全民体育，是一个国家体育事业的基础，也是竞技体育的根基。“绿地体育”发展起来了，才能极大地提升全民的身体素质，这是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目标。大规模建设空地和绿地，开展空地体育和绿地体育，是我国真正走向体育强国的第一步。空地和绿地建设要分3个级次来实现：首先，是在大城市的小区和社区，规划和建设运动空地和绿地，这些绿地星罗棋布，向社区和小区居民提供运动场所。第2个级次是在中小城镇建设绿地，为大多数城镇居民提供运动场所，由此培养我国的体育人口，建立广泛的运动技术人才基础。第3个级次是在农村乡镇建立绿地，农村的人口也能参加到较为正规的运动中来。3个级次运动绿地建设起来后，我国的大众体育才能真正实现。建立3个级次的运动绿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至少需要15～20年时间。

第2个历史阶段，体育场馆的建设阶段。场馆体育是大众体育的标准模式，我国现有体育场馆的人均占有率极低，场馆的人均使用率更低。在我国，占人口90%以上的人群没有经常性的可免费使用的运动场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体育、全民体育是无从谈起的。

第3个历史阶段，形成全新的竞赛组织。有了广泛的绿地体育和场馆体育的基础，以社区、乡镇、城市体育为特征的区域体育组织将会逐步形成。这类体育组织会以多种形式出现，有业余的俱乐部、职业俱乐部，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协会和俱乐部。这些组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形式的各类体育机构的出现，是建立中国新的竞赛体系的基础。

第4个历史阶段，建立我国新的竞赛体制。在众多非政府体育组织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新的竞赛体制。这个新的竞赛体制有一些基本特点：首先，它是非政府主导的竞赛体制，其主要规则由民办体育组织商议、辩论和表决产生；其次，它是按自愿原则产生的；最后，它具有商业活动性质，受国家相关法律制约，是完全的民事行为。

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标志着我国的体育产业已经成熟，体育体制将发生根本变化。政府体育机构将逐步退出、取消；政府财政将不再承担体育活动的费用；体育官军解体；所有赛事由官办转为民办。到这个阶段，中国体育达到了邓小平“三步走”理论所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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