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发展理论与军国主义的兴起

摘要：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之所以走上了军国主义罪恶之路，这与日本明治时期所形成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发展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理论包括“大日本主义”的国家观，“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观、“强兵富国”的国家发展观、“天皇神国”的国家教育观等。彻底清除日本军国主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不但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而且还要彻底批判日本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以“大日本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发展理论。而日本也只有在彻底肃清战前日本国家发展理论流毒影响后，才能真正走上与邻国友好相处的永久和平发展之路。

关键词：大日本主义；主权线利益线；强兵富国；天皇神国；军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8－0164－04

国家发展理论包括国家观、国家安全观、国家发展观(含相应的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教育观等，它们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发展理论体系。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与这个国家的发展理论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摆脱西方列强对其殖民化危险后之所以走上了军国主义罪恶之路。这与日本明治时期所形成的一套较为完整的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发展理论是密不可分的。本文试从“大日本主义”、“强兵富国”、“主权线”、“利益线”、“天皇神国”等方面对战前日本国家发展理论及其影响作一剖析。

一、“大日本主义”的国家观

关于“大日本主义”的概念，1921年7月。日本学者石桥湛山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中是这样解释的：“大日本主义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主义。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其实，石桥这里主要是从手段方面来阐释“大日本主义”的。从实质上来讲，“大日本主义”就是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称霸世界的大日本帝国。因为，无论是军事征服还是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建立大日本帝国这个目标服务的。

“大日本主义”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传说公元前七世纪的神武天皇就有“八竑一宇”的构想。神武天皇在统一自己国家之前就关于建立皇都营造宫殿的命令中宣称：“现在应开辟山林。建造宫室，恭敬勤勉地登临宝座，安定国民。对上报答神灵授国之恩，对下则光大皇孙的养正之德。然后统一国家，建立都城，再合天下为家，这不是很好吗?”这是迄今所见关于日本欲征服世界最早材料之一，这个有关神武皇帝称霸世界的传言被日本后来统治者奉为经典。1578年，乱世英雄丰臣秀吉完成统一日本大业后公然宣称：“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并确定了一个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征伐印度，建立“大日本帝国”的宏大计划，还为此先后两度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虽然这两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因此丧失了国内的霸主地位，但他“大日本帝国”的梦想却始终阴魂不散。1823年，幕府时期日本著名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0)在其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称：日本天皇之使命在于“安抚世界万国苍生”，主张“先取中国，再使全世界皆为郡县，万国国君皆为臣仆。”佐藤的狂妄言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抨击，中国第一任驻日参赞黄遵宪称“其志过狂”，发展下去必有“举鼎断足”之虞。

1868年，日本虽然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危险，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然而，羽毛尚未丰满的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表明它要承继“前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同年2月，明治天皇在《亲征诏书》中宣称：“朕虽不肖，然欲继承列祖之余业，先帝之遗志，内以安抚列藩百姓，外以使国威耀于海外……”在《天皇御笔信》中又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使日本成为“八纮一宇”大帝国。

与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相比，明治政府将有着悠久历史源渊的“大日本主义”提升为国家观，构建了一整套“大日本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便是“天皇神国论”。明治政府成立不久便向民众宣扬“天皇即神”的观念，1869年，明治政府在其发布的《告谕奥羽人民书》中就说：“天子乃天照皇大神宫之子孙，自此世之始即为日本之主。正一位等神各国有，但都为天子所封，故天子比神尊贵。一尺之地、一人之民均为天子之物……。”明治政府之所以大力宣扬“天皇是神”，其目的就是为“大日本主义”服务的。因为既然天皇是神，那么日本就顺理成章由凡国变成神国了。由神及神国来统治世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日本政府正是通过宣扬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使“大日本主义”对外扩张假借天皇取得了“合乎天意”的解释。

明治政府借天皇神国确立“大日本主义”的合法性后。众多学者便由此衍生出许多支撑这一国家观的理论。“大和民族优越论”、“日本文化优越论”、“脱亚入欧”(实际是侵亚理论)都来源于“大日本主义”，形形色色的日本法西斯理论也大多都是“大日本主义”的变种。

明治政府不但以实现“大日本主义”理想为己任。而且还制订了实现“大日本主义”的五期扩张战略。即第一征服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东北和内蒙古)，第四征服中国内地，第五征服世界。明治政府这个五期扩张计划为战前日本历届政府所恪守。从明治初的“征韩论”、“征台论”到1927年侵略我国东北的“东方会议”；从1925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独霸东亚的“天羽声明”、“广田三原则”到奴役亚洲各国，并向英美旧殖民体系发出挑战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日本对外扩张无不是按照明治五期扩张计划而行。而其扩张计划每一步的实施，日本政府也无不抬出明治天皇作“幌子”。1927年以占领我国东北为其志向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奏折中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它如系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

明治政府“大日本主义”理论的完善和五步实施战略的确定表明“大日本主义”已不折不扣地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理想变成整个日本的国家观，并由此对日本国家前途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统领着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将日本举国上下都纳入了对外扩张的轨道，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原因。

二、“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基本认识。18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扩张市场。向东方发展，使赢弱的亚洲各国面临着空前的国家安全危机。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并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沦为半殖民地时，邻近的弹丸小国日本陡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15年间翻印或翻译出版了二十多次便是这种危机感的反映。伴随着空前的危机感，国家安全问题

也急迫地摆在了日本面前。如何避免象中国一样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明治政府考虑的头等大事。与传统意义上防卫国家安全观不同，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将日本国家安全建筑在对邻近国家的侵略和控制上，即为了避免遭到侵害，日本必须侵害邻国，“以邻为壑”，筑起一道防卫日本本土的“篱藩”。明治初年，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伯茅征在一篇文章中称：若以“全皇国为一大城(池)，则如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皇国之藩屏也。”这是明治政府官员最早提到日本安全与邻国问题关系，即“以邻为壑”。将朝鲜、中国等周边国家作为日本安全的“藩屏”。1890年3月、12月，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致外务大臣的《外交政略论》和在第一次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在谈及日本国家安全时公然提出了不仅要防卫主权线，而且要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宣称：“维持一国之独立，决不可只防卫主权线。而且必须保护利益线”。“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于形胜之地位”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若不能保卫利益线，则该国“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山县有朋口中“主权线”就是指日本本土，“利益线”其实就是佐田伯茅所说的“藩屏”，就是要将朝鲜、中国等邻近国家变成日本国家安全的屏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日本主义”国家观的影响，山县有朋所谓的日本国家安全“利益线”范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初次提出利益线时解释称：“与邻国接触而形成对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发关系之区域”。然而，在不久他关于《施政方针演说》中特意将“与邻国接触而形成”等字删除了。言下之意，权益线不仅指邻近地区了。实际上，日本的国家安全观与大日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当日本自感实力强大时便实施对外扩张的“大日本主义”，当自感实力尚未到扩张时便奉行安全主义。事实上，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不断拓展，日本国家安全“利益线”也在逐步扩大。甲午战争日本控制朝鲜、占领我国台湾后。便将满蒙列为“日本的生命线”；占领满蒙后，日本又向国民灌输“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甚至说“亚洲和南洋是日本生命线”。1936年6月，日本著名海军评论员石丸藤太写了一篇“海南岛在军事上的价值”文章，称：“日本之生命线有三：第一是大陆正面的生命线，在‘满洲国’，第二与第三是海洋正面之生命线。前者在内南洋，即日本托管的太平洋诸岛。后者在外南洋，即包括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及英属北婆罗洲等诸岛。”这篇集“生命线”之大成的文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日本政府后来向日本民众及亚洲各国宣称要将“亚洲从白种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正是“生命线”理论的延续和扩展。

无论是明治政府时期山县有朋提出的“主权线”、“利益线”，还是后来为侵略满蒙及中国大陆抑或称霸整个亚洲而提出的“生命线”都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理论。按照这种逻辑，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把自已的利益线划到他国的领土上，去干涉他国的内政，侵略他国的独立主权。那就必然造成世界永无宁日。当时日本著名政治家石桥湛山自九一八事变在其主持的《东洋经济新报》连续发表社会驳斥说：有人说满、蒙是日本国防第一线，没有满蒙，国防就会危险，“这正好象英国为保全国防而主张必须占有对岸欧洲大陆的领土一样。”

与“大日本主义”国家观相比。“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观对于资源贫乏、经常面临各种自然和外来危机的岛国日本民众来说更具欺骗性。它激发了民众不分是非地为所谓“国家安全”而战，其作用及影响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战前日本政府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每一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前。都少不了利用“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理论对国民展开所谓的“国防教育”，使其成为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养成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三、“强兵富国”的国家发展观

明治政府在通过明治维新摆脱日本殖民化危险，在国内稳定了自己政权后，便着手国家发展之路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明治4年(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使欧，其成员包括从外务卿转任右大臣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参议、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等重要官员，这次欧洲之行，除了修约外，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考察欧美各国的制度和文物”，研究欧美各国的经验，确定日本的立国模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这次遣使十分重视，他在送别辞中说：“外交内治"前途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在使团临行前，三条太政大臣、西乡参议等政府重要官员还与使团约定“国内事务以待大使归国后进行重大改革为宗旨。在此期间应尽量不另行改革，如不得已而改革时，应知照派出大使。”

岩仓使团这次考查历经美、英、法、德、俄、比、丹麦、荷、瑞典、奥地利、瑞士等12个国家，历时1年9个月21天。这次考察关于日本立国道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走瑞士之路，一种主张走普鲁士之路。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是“富国强兵”还是“强兵富国”之争。前者以农商务省大书记官前田正名(1850－1921)为代表，主张把提高人民生活，培育民富促进地方产业近代化放在优先地位，自下而上均衡发展经济。以松方正义(1835－1924，1881年十月起就任大藏相)为代表的政商(特权商人)、财阀资本则强调走对外扩张“强兵富国”的军事化路线，并得到在军部及政府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日本军部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后任首相)的支持。山县有朋在上奏天皇的奏折中写道：“而今若以富国为本，强兵为末，则民主日趋追逐私利。不知公私之所在……苟如斯……一旦发生战争，则叛君卖国之贼。将群起而不可御焉。”并向天皇提出把原先“富国强兵”用词改为“强兵富国”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采纳了山县有朋的建议，提出“强兵高于一切”并以引为“最高国策”。

为了使日本上下认识军事扩张之于日本的重要性。明治政府大力宣扬“强兵富国”理论。1880年，山县有朋在《邻邦兵备略》对“强兵富国”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再次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明治维新时期一些启蒙思想家也乐此不彼。被日本历届政府称为“明治时期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所著的《通俗国权论》(1878年)中称：“各国交往之道有二，消灭他国或被他国消灭”，“百卷成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成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

“强兵富国”的国家发展观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家走上了一条普鲁士式的依赖战争掠夺的畸形发展之路。“强兵——对外侵略(掠夺)——富国”成为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国家发展的信条，并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通过甲午之战。日本夺取了中国的台湾和相当于日本全年财政总收入五倍的中国财富，并用掠夺来的财产发展

重工业。在20世纪前十年完成了工业革命。这种看得见的实惠使“强兵富国”论在民众中极大地泛滥起来，军国主义由此大兴。

四、“天皇神国”的国家主义教育观

一个国家的教育观与这个国家的国家观与国家发展观是密切相关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就是为大日本主义的国家观与强兵富国的国家发展观来服务的。它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全民树立“大日本主义”国家观。全力支持日本对外扩张的“强兵富国”道路，其途径就是通过“天皇神国”引导全民盲从军国主义对外扩张。

如何在各阶层的民众中树立大日本国家主义。使民众甘心情愿地为“大日本主义”卖命，明治政府在这方面可以说颇费了一番心思。就一般情形而言。对民众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宗教。但日本并没有统一的宗教，利用宗教来传播大日本主义其效果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明治政府于是打出了“天皇牌”。日本自建立天皇制至今，一千多年来，统治实权虽几经更替。然而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即所谓天皇万世一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所仅见。这种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无疑为日本政府通过天皇来凝聚民心、从而贯彻大日本主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即通过对天皇的神化，借助“天皇神国”(即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的概念使“大日本主义”在民众心目中合法化、神圣化。对于天皇的此种作用及尊崇天皇的奥秘。我们从明治时期的一些理论家及政府要员相关文章或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也可窥见一斑。1881年，福泽谕吉在其《帝室论》一文中称：“西方各国宗教盛行，不仅寺庙僧侣，世俗亦结成宗教职工会社，经常开展慈善活动，因此笼络人心，树立德风。而我日本宗教，其功德不能达予俗事，只停留于寺院内说教，以此宗教显然不足以维持国民之德风”，“我帝室一系万世，今日人民之所以依此而维持社会安宁，乃因明确理解而不疑也。”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在一次内部会议也称“我国宗教力量微弱，无一可作国家之机枢……可作机轴者惟有一个皇室。”

为了将民众纳入“大日本主义”思想轨道。明治政府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实质是“大日本国家主义”教育运动)，1870年，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下令人民信仰“惟神之道”，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并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天皇巡幸”活动，还在各地设立“神官”进行宣教，为神的天皇孝忠成为国民的必守道德。1882年1月4日，日本政府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将原以陆军大臣名义公布的军人“读法”改为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士兵必须“忠君爱国”，为“神”的天皇尽忠为荣。1886年，明治政府改革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天皇主义。1890年，明治天皇又颁布了《教育敕语》将天皇主义教育推及到全体国民。指出“皇祖皇宗肇国宏运，树德深厚”，要求国民“克忠孝，亿兆一心。”

为除了向国民宣扬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外，日本政府还利用日本国民“尚武”的心理大肆宣扬“武士道”精神，将“武士道”变成为天皇“卖命之道”。从而强化国民对天皇的绝对忠诚，成为只知盲从。没有思维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更是把“武士道”推广到各个领域，强制所有民众遵从“武士道”精神。在生产领域。把从事生产的人称为“产业战士”，鼓吹“产业武士道”，让民众心甘情愿地变成战争经济的生产机器。在商业领域。要求商人尊奉“武士道”，觉悟到自己是担任大日本供给战线上的大部队中的一名士兵。

日本政府长期不遗余力地通过“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以及对“武士道精神”的大力弘扬对于国民精神产生了强烈的麻醉作用。它混淆了国民对于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非侵略的界限，为天皇尽忠，为神国而死成了他们至高无上的荣光和追求。而每逢发生重大对外侵略事件，日本政府总是以一切手段将民族感情都聚集到天皇身上。受政府管制的各大媒体在宣扬天皇方面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正是在“天皇神国”及“武士道”精神的麻痹下。日本民众既成了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也成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加害者。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一次在南开大学演讲中指出：“确实，日本在战争中制造的暴行已经到了极限。个人疯狂这是事实，更严重的是民族的疯狂，非常遗憾，日本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40年代的前半期，直处于这种疯狂的状态。”究其原因。日本民族在战前的这种疯狂就是“天皇神国”大日本主义毒害的结果。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发展理论无论国家观、国家发展观、国家安全观还是国家教育观无不浸透了大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因子。正是在这种国家发展理论指导下。日本不可避免地踏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罪恶之路。战后军国主义复活固然与美国对军国主义处理不彻底有关系。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家发展理论的影响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历史渊源。现在日本有些人(包括为数不少的政府要员)尊崇天皇，怀念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富强。日本政府甚至与美国共筑所谓“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实际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的翻版)，所有这些无不打上了战前日本国家发展理论的烙印。要杜绝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不但要揭露并督促日本政府深刻反省日本历史上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侵略罪行。更重要的还必须深刻研究、批判战前日本国家发展理论。挖掉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而日本也只有在彻底肃清战前日本国家发展理论流毒影响后，才能真正走上与邻国友好相处的永久和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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