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摘要：

《新民主主义论》从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全面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国家学说、不断革命的思想、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历程作了科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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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著作，是长时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理论纲领。这部著作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运动中创造性地运用的重大成果。

《新民主主义论》从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国家学说、不断革命思想、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历程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提炼。

一、《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区分为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范畴，并且认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属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科学划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原理，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所作的最本质、最深刻的概括。列宁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认为：“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列宁同时又强调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最好用‘民族主义革命’这个术语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术语”［1］（P.93-94）。这说明列宁当时就已经估计到了民族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可能存在的区别。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的状况，人民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所以反封建的斗争仍然是这些地区的人民的一个根本任务，这就决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但是，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与以往的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一区别不是表现在某一点上、某一方面上，而是表现在革命的—系列基本问题上。形成这些区别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情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仅遭受着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且同时还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因此，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不仅必须消灭本国的封建剥削制度，而且同时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消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奴役制度；在革命对象上，就不只是一个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帝国主义势力；参加这场革命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和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参加革命时又经常表现出妥协性动摇性，因此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就必须由最坚决最彻底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来担任。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则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根据这些特点，毛泽东同志把这种革命归结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显然，对于这样一场具有多方面特点的革命再一般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显得极其不合适了。

形成这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存在着深刻的国际时代背景。毛泽东同志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同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全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非常精辟地阐发了斯大林同志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部分思想，并且明确地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世界范围内划分新旧两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毛泽东同志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2］（P.660-661）他认为这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特点在于，第一，由于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走向崩溃，它们“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2］（P.660-661）；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建立。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天更加觉醒，他们“愿意为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2］（P.660-661）。这两个方面必然给予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的革命运动以极大的影响，使得“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2］（P.660-661）。毛泽东同志这个科学的分析和论断使得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且用新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从根本上克服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的两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就是因为看不清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个新的特点，把我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混同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在革命领导权和同盟军等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那些所谓的“一次革命论”者，也同样是由于看不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特点，把我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因而在革命对象和革命的策略等问题上，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这个新的提法，总结和概括了同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避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再次犯“左”和右的两种片面性错误，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这个国家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即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制度；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为新中国勾画出了一幅崭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蓝图，宣告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制度将要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由于进行一定的革命运动的结果。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性质总是同革命运动的性质相适应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列宁曾经提出过“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列宁看来，这种专政“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3］（P.578）但是，俄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工农民主共和国，而是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列宁及时地向革命群众发出了武装起义的伟大号召，果断地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临时政府，在俄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革命中各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在革命当中的作用，特别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双重特点，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新民主主义国家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新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使这种新民主主义国家具有更为广泛的阶级基础，更加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还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当今世界上三种不同的国家类型之一。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形式，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P.668）；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2］（P.669）。它将来必定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正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在殖民地国家革命中的具体化。它不仅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所证明，而且也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在全中国变成了现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对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同志后来又多次阐发过。直到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还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地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P.669）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显然是指在中国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制度既然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就不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事物，它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虽然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实际存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它却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三、《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的新见解，发展了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革命。“只有认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了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2］（P.646）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各个阶段拥有各个阶段的特定的革命任务和时间界限。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要更加艰巨、更加复杂得多。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时间是相当长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不完成，就根本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同志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任务和时间上严格地区别开来，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和避免在革命阶段转变上的“左”的偏向。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概括地说就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P.646）构成这种有机联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第二，没收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第三，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第四，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由于这些有利因素的存在，使得由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仅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也完全成为必然的了。

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它贯穿在《新民主主义论》全书之中。这些论述体现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我国在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它在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同时，紧接着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即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

四、《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共产主义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关系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2］（P.679）。他第一次对被人们广泛传诵的“共产主义”一词进行了全面的解释，指出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制度。这就有利于消除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所存在的种种误解，使人们懂得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渺茫的设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时刻为之奋斗，为之实践的一种科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下一革命阶段的任务，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更是遥远的未来，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共产主义还要不要宣传？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人“收起”共产主义。针对这些人把共产主义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等同起来的错误看法，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2］（P.679）“收起”共产主义，中国就会灭亡。

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P.328）。共产主义的运动就是在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革命实践。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至将来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它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每一项具体革命活动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2］（P.680）他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解释和说明，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而且，对于那些借口共产主义社会是遥远将来的事，而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抛在一边。

毛泽东同志又认为，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学习，同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共产主义是我们“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认真地去宣传它，学习它，很好地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时，不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因此，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居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他强调：“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2］（P.697）这是一条不应动摇的根本原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同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等同起来，不应“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的行动纲领的实践。”［2］（P.698）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首先是给我们以正确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不是它的一切具体原则都可以拿来立即去实行。这种革命理论同革命运动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不可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也不应当把共产主义的原则当做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但是，无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不应当削弱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学习。

《新民主主义论》所表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是博大精深的，它所拥有的理论内涵十分丰富，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所归纳的几点内容。比如，《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方针，对文化的民族性和科学性所作的精辟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富有独创性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由于篇幅所限，这方面的内容本文就不一一细论。总之，《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主要是总结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经验的一部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中闪耀着的创造性的革命精神，它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我们革命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的科学态度以及它所阐述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对于我们则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因此，重新认真地学习和宣传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当前和今后思想战线上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列宁，斯大林．列宁斯大林论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责任编辑：周来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