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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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时代
一门三秀才 初涉新式教育
高一涵（1885—1968年），名永灏、一涵，字效梁，笔名涵庐。民国后，即以号为名。高一涵兄弟4人。长兄永著，字熔经，郡庠生，庠名梦溪；二兄永昭，字德章，郡庠生，庠名梦龄；三兄永澈，字澄清，例封登仕郎，从九品，册名梦松。高氏兄弟出生在世代书香门第。高祖乡贤公，精通儒家学说，曾著有《四书解读》、《周礼义疏》等书，今安徽省图书馆还存有他的《易经初学快观》一书5卷，仙逝后被朝廷“恩准崇祀乡贤祠”。祖父高纯青，青年时代入官办学堂，即享受朝廷“膏伙”（即学习生活费）。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进六安，高纯青戡乱在前，不幸遇害。父亲高显墀，字联臣，从九品衔。先从儒，后从商，在南官亭街上开个杂货铺，并有祖田200余亩。
1885年农历二月，高一涵出生在南官亭金狮寨下田埠榜的张家湾庄。8岁时，从长兄在本庄读儒塾，17岁辞长兄而从二兄游。其长兄永著一生追求科名，41岁，第4次应江南乡试，仅以副举人（副贡生）而终其科。二兄永昭亦中乡试案首。19岁的高一涵于1904年考中清末秀才，次年，入六安中等学堂（今六安一中前身）学习。只有老三永澈科榜无名，于是他花钱买了个“监生”名号，学位高于秀才一等，但不被乡人承认。故乡人一直都说“高氏一门三秀才，三不秀才”。意思是说老三不是秀才。光绪末年，高家人口浩繁，于是老大永著分迁到小田埠庄。一涵随二兄永昭分迁至南官亭茶叶冲另起新宅，即今人所说的高德章小庄。原住张家湾庄因故出卖。故一般史料都称高一涵的故居在茶叶冲。
高一涵在青少年时代，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肆意侵略，满清政府媚外投降，他深为国步艰难、民生凋敝而忧愤。其二兄永昭也有较多进步思想，于是他有机会读到梁启超的《中国魂》、同盟会的《中国日报》等进步书刊。
1906年，高一涵于六安中等学堂肄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庆的安徽高等学堂学习。在高等学堂学习期间，高一涵阅读了学堂总监、中国晚清思想启蒙大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安徽青年学生思想转变的概况》一文中说：“1905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更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我个人关于《民报》有一段小故事。我在考取安徽高等学堂以前，曾在六安县中学肄业。这个中学监督喻康侯是一位道学先生。当六安县政府选送我投考安徽高等学堂时，他在临别赠言时说：你的前途很有希望，但千万不要同革命党往来，千万不要看《民报》！他把《民报》说得那样可怕，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一到安庆就设法寻找《民报》，但是没有找到。嗣后与霍邱革命前辈徐迂亭谈起想寻找《民报》事，他教我不要声张。一天他把藏在旅馆房间内地板下的一册《民报》拿出给我看。我先是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碍政治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天演论》和《民报》这样一批先进书刊，把他引向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探索征途。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高一涵与同盟会会员韩衍以及王肖山、史大化、朱尊一等10余人，组成北伐队，建立统一机关处，创办《安徽船》报，加入同盟会，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为创立民主共和国而冲锋在先。
1911年暑期，高一涵从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并被授予优质生称号。随后供职于安徽省都督府教育司普通科任中学课员。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断提出有关改革的意见，遭到守旧派的反对，终于被迫辞职。
次年，他在家乡进步青年刘希平等人的鼓励下，自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法科就读。期间，他接受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较为系统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理论，这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初，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对内破坏民主，镇压革命，大搞封建复辟；对外丧权辱国，引来国人一片唾骂之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高一涵结识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这时的李大钊，正同中国留日学生中的优秀青年组织了一个名为神州学会的秘密组织，进行反袁活动。此时的高一涵，先后做了两件大事：
1914年，高一涵和陈独秀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高一涵又协同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在这个进步刊物上发表许多重要文章，提出了系统全面的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全新理念。李大钊看过这些文章，心情振奋，便主动前来访晤，约高一涵与他们一起进行反袁斗争。高一涵随即参加了神州学会，并被推选为留日学生总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和总会干事，李大钊为该会文牍干事，负责编辑进步刊物《民彝》杂志。因思想一致，两人时相过从，他与李大钊的关系亲密无间，这对高一涵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学成回国
襄办《新青年》 播扬马列主义
1916年7月间，高一涵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科毕业，并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回国。李大钊已于6月底回到上海。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为了网罗留日学生来做他的政治工具，便装出礼贤下士的面孔，请李大钊到北京去创办《晨钟报》。李大钊便在上海邀高一涵一同北上，高一涵因探母病在家耽搁，于9月2日才到北京。由于李大钊等人编办的《晨钟报》一开始就主张发扬民主，反对军阀独裁，宣扬新思想、新文化，倡言社会主义，并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深为汤化龙等人所不容。高一涵到京后，与李大钊一起同汤展开了斗争，但因局势无法挽回，9月9日，他同李大钊一起，被迫退出《晨钟报》编辑队伍，同住北京皮库胡同。
1917年，他和李大钊受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许世英的邀请，经过3个月的努力，制成《自治法规》草本。由于该《法规》主张军政分权而遭到北洋政府的否定。这一年章士钊还约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李、高二人轮流，每人每隔一天为该报写一篇社论，其内容多为反军阀、反封建的。俄国十月革命兴起后，高一涵、李大钊在报上开辟专栏，向国人介绍俄国革命的理论和新闻。后因张勋复辟帝制，李大钊、高一涵脱离了《甲寅日刊》。高一涵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编译处任编译员。这一年，他还与陈独秀、胡适、李辛白等人一起声讨倪嗣冲祸皖的罪行，为结束倪氏在皖的独裁统治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