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日战争后期关于夺取沦陷区城市的战略探析

摘要：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制订了以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重点的夺取沦陷区城市的战略，这一战略从实施到调整充分反映了抗日战争后期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的博弈，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颇大，对中共战后方针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关键词：抗战后期；沦陷区；城市战略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6—0174—04

一、中共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战略构想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控制了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1944年春夏日本以40万兵力发起“一号作战”，先后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军队没能有效地抵御日军的凌厉攻势，首先在河南战场出现了大溃败，结果一溃千里。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指出：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在河南一触即溃，胡宗南部也调到了河南，“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大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军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在抗战后期开始提出自己的战略构想：

其一，把城市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鉴于国民党军大溃败的情况，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企图依靠国民党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观点，而要靠我们党来担任从大城市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

其二，准备城市起义。“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各局各委必须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太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把争取敌占区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区城市和交通要道。”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6月5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不仅要大力加强各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工作，而且要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旦时机成熟，就互相配合，里应外合，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二、中共对夺取沦陷区城市战略的前期部署

1、设立领导机构，调整领导班子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9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调整了中央城市委员会班子，并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为商讨性质的组织，城工部为实际执行工作的机构。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必须建立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管理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并认真配备干部，保证城市工作的顺利进行。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彭真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指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两大争取对象是千百万的工人苦力和庞大的伪军伪警；并要求每个城市都要组织一个或几个委员会专门开始工作。

2、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敌后战场做了一系列新的部署

鉴于河南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向沦陷区发展的战略，必须向敌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且河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华中、华北、陕北的交通枢纽，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来说，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豫湘桂战役以后刘少奇、陈毅电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按照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同时中共中央希望在鄂西和湘粤边建立强有力的战略基地，以便内战来临阻止国民党军东进抢夺沦陷区城市。中共中央预计，“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华中局派出主力部队和干部，南渡长江，进军苏浙皖边和浙江沿海，开辟江南抗日根据地；从陕甘宁边区派出以359旅为主的精锐部队，并配合大量的干部，先与湖北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然后准备挺进湘粤边，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同时要求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北发展，与之会师，以共同造就南方强有力的一翼。

3、准备配合可能会到来的美军在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

由于从1944年下半年起，美军观察组已经入驻延安，而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比较中立，中共对美国有一定的信任，因此存在着两军配合作战的可能性。8月，毛泽东指示华中局：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10月，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华中局：美军很快就有可能在杭州湾登陆，应该“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11月，毛泽东在与赫尔利的谈话中，也明确提到了共产党军队配合美军作战的问题。

三、中共对夺取沦陷区城市战略的急速实施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要求“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次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要求各地“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从8月10日24时到11日18时，朱德连续发出7道公开的延安总部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军队迅速向被包围的日伪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则坚决消灭之。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烈扩大解放区。

中共中央首先关注的重点是上海起义，上海起义计划的出台和终止浓缩了中共中央战后夺取沦陷区城市的变化过程。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上海等沦陷区大城市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后，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切实研究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并立即成立城市工作部。随后“工委”书记张祺到浦东，向杨进、杨东林等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共产党员进一步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迅速组织起地下军，其主要目标是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地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同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派高骏到上海组织工人武装，以配合新四军攻占上海。高骏到上海后，先于上海党的“工委”书记张祺取得联系，并由高骏、周晓华、丁祖宪、刘志荣组成“上海地下军”领导小组，分别在沪西地区和西郊地区的工人农民中，开展组织地下军工作。1945年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会议，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并要求城工部立即派干部到上海发动群众，以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但8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暂缓执行上海起义的计划。由于华中局对局势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于8月19日致电中央，提出上海我方可控制的力量有20万人，力量相当强大，“且均跃跃欲试”，“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起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上海起义领导机关——上海党政军委员会，由张执一、陈伟达任正副书记。并任命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同时，新四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向上海两翼运动，淞沪支队在青浦重镇一带集结，浙东纵队向上海南郊逼近，由张执一指挥上海工人地下军，具体领导人民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受华中局乐观情绪的影响，8月20日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计划，并指示“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当天，中共中央还致电晋察冀等分局，要求“对于北平、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

四、中共对夺取沦陷区城市战略的迅速调整

正当上海武装起义已开始行动，其他城市(包括北京)的起义也即将发动之时，中共中央于8月21日两次急电，命令停止敌占大城市的武装起义计划，要求这些城市“党的组织尽可能保持秘密状态”，“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地党委和各军区又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指示》，指出我军应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指示要求“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夺取沦陷区城市战略迅速做出了调整，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战后蒋美勾结企图发动内战。抗战进入尾声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十分嚣张，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蒋介石此时要求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解放区军队原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同时要求日伪军维持地方，命令日、伪军“负责”对人民军队作“有效之防卫”。这就给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新的变数，加上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后期所实施的全局性部署尚未完成，中国共产党原来所进行的准备争取伪军、伪警起义或者中立的工作遭遇了预想不到的困难，使得中国共产党夺取沦陷区大城市为主的军事行动出现了很大的冒险性。

其次，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角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是全力准备夺取沦陷区，争取日伪和消灭日伪，以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蒋介石仍然希望在战后恢复其一党专政的军阀统治，在军事上开始积极准备，但为了拖延时间和争取主动，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谈判，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日本投降之后，中间派别正在积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全国人心厌战，也渴望和平。蒋介石8月14日发出第一封关于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电报，第二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同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执行原定的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军事行动，也有可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舆论的指责对象，在政治上产生消极后果。而如果中共中央领导人能够对蒋介石的邀请电采取积极回应的态度，主动参加重庆谈判，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对共产党有利。因此，在20日和23日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后，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国共和谈，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最后，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影响。战后美国崛起为头号强国，开始插手欧洲和亚洲事物，在中国大力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苏联则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苏联利用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心理，企图谋求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而美国奉行“一种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共产党所要实施的战略与苏联的对华政策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为了干预中国共产党正在准备的夺取沦陷区的战略，斯大林连续两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停止军事行动，与国民党进行和谈。

中共迅速放弃夺取沦陷区城市的战略，转而参加重庆谈判，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态度和反映，还是苏联方面的压力呢?这个问题胡乔木有过回忆，他认为：“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胡乔木还极力否认中共中央政策的改变是迫于苏联方面的压力，到底是胡乔木刻意避谈苏联方面的压力，还是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计划的危险性?我们很难作出准确判断。但是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第一，中共中央对于发动上海起义是模棱两可的，从8月16日指示

暂缓起义到20日批准起义，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希望在上海大城市发动起义，又怕过于仓促而导致失败。因为中共中央在批准上海起义的当天即8月20日曾电询华中局，问上海、南京举行起义有无胜利把握。当时已经到达上海负责领导起义的张执一等根据实际情况回电华中局并党中央，如实报告当时主客观形势，认为仓促发动起义，很难有取得胜利的把握。第二，这涉及到如何看待斯大林两封电报的问题。一个关键的细节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究竟是哪天发出的?由于电报已烧毁，这就成了史学界一直在猜测和争论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周恩来在1967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到电报是8月22日或23日发来的。固而师哲的回忆只是说明两封电报前后隔两三天。但这里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是8月20日当天发来的，而第二封电报才是8月22日或23日发来的。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中也认为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有在8月20日前就发给中共中央的可能性。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8月20日夜24时，中共中央就向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停止举行上海起义的通知。

不管是基于何种考虑，面对战后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所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既定的夺取沦陷区城市的战略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调整。8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党委、各军区发出指示，决定停止进攻大城市，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并准备与国民党谈判。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也就是“法国的路”、“独裁加若干民主”。“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8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各地中央局和各解放区党委，指出“争取和平建国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

中共停止了旨在夺取沦陷区城市的战略，基本确立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战后方针，但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城市和乡村工作的领导，以中小城市和乡村工作为主题的指导思想重新得到恢复。这为解放战争中中共掌握战略上的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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