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时间：2021-02-21 07:56: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关键词：西昆体;七律;李商隐;白体;晚唐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8-0149-07
“西昆体”是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宋诗概念，也是第一个属于宋人自己的诗风，这与宋初的白体、晚唐体略有不同，可惜学界以往对此多有忽略，大多文学史对其也是泛泛提及①，认为其完全模仿李商隐，成就不高。事实上它在很多方面对宋诗的发展影响极大，它奠定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正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甚至直接促成江西诗派的形成。西昆体诗作虽然模仿李商隐，但“西昆体”这一称谓本身反映了宋人对本朝诗歌的一种体认，是宋诗脱离唐诗的第一个概念尝试，是宋诗新变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有必要对其学术意义及地位进行重新论定。
宋初诗风承晚唐五代，在诗体选择上以近体诗为主，尤以七律为重，因此，从七律入手研讨宋诗的变化，可谓从诗体学方面抓住了宋诗发展的本质。就七律创作来看，西昆体似乎依然披着唐诗的外衣，亦步亦趋地模仿李商隐，但其内在却有着宋诗的精神筋骨。在唐宋诗转变过程中，西昆体外唐而内宋的特征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可以《西昆酬唱集》为例，对西昆体七律的题材、风格、创作技巧及创作理念进行分析，在与李商隐诗歌的比较中，探讨其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一、《西昆酬唱集》七律创作概况
据统计，《西昆酬唱集》共收诗250首，参与唱和者17人。其中，杨亿75首，刘筠72首，钱惟演55首②，李宗谔7首，薛映、张秉各6首③，刘隲、丁谓各5首，李维、任随、舒雅各3首，刁衎、张咏、钱维济、晁迥各2首，陈越、崔遵度各1首。集中共计有70次酬唱活動，其中杨亿参与66次，刘筠参与61次，钱惟演参与48次，李宗谔参与7次，刘隲、丁谓各参与5次，李维、任随各参与3次，刁衎、张咏、钱维济、晁迥、薛映各参与两次，陈越、舒雅、崔遵度各参与1次。《西昆酬唱集》中诗体比较单调，全为近体诗，只有五言排律（16篇，51首）、五言律诗（15篇，25首）、七言律诗（43篇，145首）、七言绝句（2篇，29首）四种。
这种以近体诗为主的诗体取向，受晚唐五代及宋初诗坛诗体取向的影响。晚唐五代诗坛以近体律绝为主。宋初白体诗人及晚唐体诗人基本沿袭此种状况，诗集中也多为近体诗，古体不多，有的诗人甚至没有一首古体诗。另一方面也受其宗主李商隐的影响。李商隐本人亦擅长近体，其存诗594首，近体为550首，其中七言律诗为122首。而《西昆酬唱集》中基本也以七言律诗为主，约占全书的58%。
《西昆酬唱集》的取材范围远远大于宋初白体诗人的唱和集④。其七律题材大致可分为五类：咏史七律有8次唱和，共30首诗;咏物七律有7次唱和，亦为30首;爱情诗有6次唱和，共28首;寄赠交游之作有8次唱和，共27首;咏怀之作有13次唱和，共30首（其中《因人话建溪旧居》为杨亿独作）。
二、西昆体七律的审美倾向及艺术特征
从西昆体七律的题材取向及表现手法来看，它将思致转向了人物内心，转向了历史典籍。这一转向，开启了北宋七律“以才学为诗”的先河。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这种融会贯通在后昆体诗人及欧阳修、梅尧臣等诗文革新派的七律中皆有体现，最终在王安石、苏轼、苏辙、张耒、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七律创作中得以定型，成为典型的宋型七律。
西昆体七律以咏史、咏物、爱情三大题材为主，这也是李商隐七律中成就最高者，显示出西昆体对李商隐诗的正确把握。
1.西昆体咏史七律的选材倾向及讽喻艺术
咏史诗是《西昆酬唱集》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诗集中的咏史诗全部为七律，这一点与李商隐略有不同。李商隐以擅长咏史诗著称，其咏史诗以七律、七绝为主，但七绝是其首选诗体，占整个咏史诗作的三分之二⑤。就咏史诗而言，七绝长于议论，七律长于铺叙，这种诗体选择上的差别显示出西昆体诗人学李变李的特征。西昆体诗人围绕咏史题材进行8次唱和，分别是《南朝》《汉武》《公子》《旧将》《明皇》《成都》《始皇》《宋玉》，全由杨亿首唱，这就体现出杨亿学习李商隐诗的用力之处当以咏史诗为主。馆阁唱和为杨亿进一步涵泳并模仿李商隐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刘学锴先生认为杨亿是“宋代最早提到李商隐的咏史诗并对它作出评论”⑥的诗人。
李商隐咏史诗在题材、诗体选择、创作手法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往往借史事以发议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见解与现实的思考，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智慧，正如清代施补华所云：“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⑦西昆体诸公学李商隐咏史七律，除精心编排大量史事，组织成精工典赡的对仗，以叙为论，表达自己对历史尤其是现实的见解外，还有两点颇为神似，一是以丽语咏史，二是以健笔咏史。西昆体咏史也能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所驱驾的书卷甚至比义山更为繁富，不足之处是略欠神韵。李商隐与西昆体诸公咏史诗虽然呈现出明显的传承关系，却也有明显差异。
在取材方面，李商隐咏史诗涉及面极广。就时段而言，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前后涵盖一千三百多年，其所咏对象除帝王妃嫔、文臣武将等政治人物外，尤其关注文士的命运。西昆体诸公咏史诗的取材基本出于李商隐，同时结合自己的现实政治需要对李诗广阔的取材范围做了取舍，在内容上亦有所调整。西昆体诗人在咏史诗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帝王为主，如《汉武》《明皇》《始皇》。诗人选取这三个帝王很具有代表性，在历史上他们都属于政绩突出而荒唐事亦不少的君主，给后人留下很大的品评议论空间。三者都有求仙封禅之举，尤其《明皇》尚有女祸之诫，正好可以用来讽喻当时受奸人挑拨一心想要东封西祀及宠爱后宫的宋真宗。以帝王为题还容易直接起到托古讽今的效果，这对于皇帝偶尔会驾临的馆阁之地而言，无疑最具有现实讽谏意义。其二，以典型的历史时段或地点为主，如《南朝》与《成都》即以不久才亡的五代示警于宋真宗，同时也联系到当时王均等乱蜀的现实状况，由此阐发自己的观点，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其三，以典型历史人物为主，如《宋玉》《旧将》《公子》或感伤才士之怀才不遇，或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借以联系到自身及现实，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由此可见，三类诗的最终指向都与现实相联系，这与李商隐咏史诗一脉相承。西昆体诸公咏史诗取材将李商隐诗中的题材与现实政治、自身命运相结合而进行的取舍，有其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