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漫游札记

之一：单性人的心境

归飞体更轻。

——李商隐

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

——维特根斯坦

黄昏的东京街景有一种让人揪心的美丽，它极其适合一个面容倦怠而情绪安详的异乡人对心境的写意，这种心境无意与任何人言说，这也是拒绝“我思故我在”的说法的心境。异乡人最多的东西，就是一种颇感苦闷并故作沉重的“思”，这里面所包含的更多的是世俗的内容。那么很显然存在仅仅是活着，犹如一只躲在枯枝败叶中叫不出声来的知了。我想，有关异乡人的诸多特点我可以忽略不提了。

我想说东京街头的黄昏景象，现在我回忆它，但我回忆的不是人，而是物、气候和许多种声音。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要经过一家台湾人开的书店，它叫“海风书店”，在水道桥往神田神保町的路上。我当然想得起来这家小书店的内部布局，还有那位戴眼镜的瘦高个年轻老板的模样，还要加上老板娘，她天天在听收音机里的宗教演讲。但这些对我毫无意义，只要是人，在哪儿都能找到相似甚至是雷同的样子。

我被黄昏的澄明和温馨所吸引，于是我几乎天天要在小书店门前的书柜前停留十几分钟，翻阅各种杂志。东京的黄昏之景抒情又善解人意。我在一本美术杂志里看到旅居北欧的画家吴山青说的一句话：“我其实是个单性人。”

现在我回忆那次随意翻阅那本书时意外的收获，就像被女人的手抚摩了额头，我心若洞明。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不知出于何因，曾忧伤地写道：“已无所求，但求真实的感觉，/不要怜悯，不要名声，不要治疗。沉默的妻子，/我们可以坐下来凝望大海，/

并且让这辈子淹没在/碌碌无为和琐碎小事之中，/活得像块岩石。”对于普通人，假如他愿意为此而“思”，是否会感到诗人的言不由衷？奇怪的是，这些诗句已经很接近单性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存处境，可是单性人并不欣赏它们。沃尔科特不少这样的诗篇令我在默诵时，感受着东京的黄昏正微微倾斜。

吴山青说：“我有一个挪威妈妈，有两个丹麦姐妹，我经常觉得忙得不可开交，但没有什么结果。我逼几位朋友买几幅画，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但房间里的布置看上去像个有钱人，而且我使用的绘画颜料都是最高级的，虽然我不太常使用它。”

吴山青时常往返于北欧的几个袖珍国家，可是极少举办画展，因为没什么人请他去做这种事。知道他是谁的人并不认为他有多么了不起，可能还开他的玩笑，或者是被他开了玩笑，因为谁能肯定他的那些画有没有价值呢？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模仿一些性情孤高的北欧画家呢？总之，他已过而立，仍没有妻室。他可不是中国的安徒生，他也不可能在一次夜间旅行中与一位高贵的夫人产生难以抑制的感情，又羞于表白。他正如他所说的：“我其实是个单性人。”

当年的吴山青不可能被邀请来东京。有时我想，他的深思熟虑使他为一种特殊环境中一群特殊的人作了命名，准确又漂亮，它的重要性或者说这一命名带来的名声，应该相当于当初斯坦因女士命名海明威那一群人为“迷惘的一代”一样。可这只不过是个人之见，是许多单性人中的一个为此产生的共鸣而已，自然不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现在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我莫名其妙地对一些问我今后想干什么的人说：“我要反身。”问的人起先也无深究，只是不太肯定地鼓励道：把日本有的我们没的搞出来，会赚钱的。孟子《尽心上》中有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即反省、反思，反躬自问而发其心性中至善者，可达于“诚”。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实现自我的高峰体验”（张志扬语）。到后来，问询者的一脸困惑甚至恼怒，使我深感不安。但我心中暗喜，怎么说呢？照我看来，“反身者”的体验其实是人生失败之徒的“高峰体验”，可是只要你不明说，谁又知道什么呢？失败，然后反身，这便是单性人的心境。“当然你有思虑，否则你就不会有动作”——《哈姆雷特》。我的“动作”即静止不动。如同我还站在那家小书店的书柜前，翻阅种种杂志，而东京的黄昏街景似乎很懂我的心情，它朝夜晚移动的步子是那么慢，它一直保持着每天的样子，让我静静地感受着物、气候和许多声音。在这些声音中仅有的一次人声是如此的感人肺腑，听一遍就不会忘掉，它说明人声中尚含有突如其来的智慧之识：“我其实是个单性人。”

我记得我曾被这一声音刺痛过一次，那是我对这同一声音多次聆听之后，发现自己的内心变成一段朽木，看到它，就像异乡人一样故作沉重地“思”，而我的肉体依旧轻飘飘，宛若一沓黏在一起的钞票。我怕失去，于是我紧拥自身，那样子看上去够滑稽的。哦，这是我做的梦。

现在我坐在我的出生地的一家酒吧里，或一家咖啡屋里，或酒楼包厢里，随便，只要我是坐着就行。因为我很清楚，我仍然是无数单性人中的一个，我的心境仍然是“单性人的心境”，想改变也改变不了。我有时会刻意凝视着窗外，寻觅黄昏的街景，我知道，“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季节，/都將是一模一样：你将不得不摆脱/感性和概念。”但我觉得凝视比倾听有意思，不那么吃力。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北京妈妈，两个西安姐妹，我会厚着脸皮要我的朋友买几双我从东京带回来的连裤袜。我选择最高档的文具从事美好的写作，我住一套崭新的单元房，然后我往返于那些似曾相识的新街道，在想：何时离开？

之二：雨天里的决死之行

我在东京住过的地方的文具店都能买到五颜六色的布纹纸，助长了我自制一本诗集的念想。同处一室的姚远似也有此兴趣，答应用他的掌上打字打印机帮我录入。那段时间他似已就职，晚间还兼差，不知活累不累，有关雨天的二十五首诗作（《雨天：静居与放逐》），几乎都在打工间隙给整成的。出国前他做过编辑，有较深的文学情结，支持我的写作某一阶段成果首先是向空气其次是向人汇报，似是其职业的延续之举。在他心里，可能还认为住在我这里，做点事也算表示谢意。其实我们各付一半房租，他减轻了我的负担，只是形式上我是户主——算二户主。

那年春天的某一天，我用姚远买回来的布纹纸做诗集的封面，动手装订。这天是我生日。晚间姚远从中野打工回来时见我在忙着，也来帮忙。我希望每一本的封面各有其色，但太花钱，装订了十几本似才用了两种颜色。姚远突然问：“今天也不庆祝一下？”我说不。没有理由。生日是废物。姚远只听到我说“算了”，便不吱声，可能觉得我是个古怪的无情趣的人。我确实是。我只在小时候见过这东西，感觉那都是“隔了几个时代的事”。

半年前，东京秋雨绵绵，连着下了些日子。我每天在这样湿冷的天气里来去，有时上午出门打工无雨，晚归时要打伞了;有时相反，我带着伞出门，晚上或忘了取伞同归，或将自带的伞换了一把不同的伞提在手上。这把伞多半更漂亮，是谁的？可能是无人领取的，可能是那刚进门与出来的我擦肩而过的;他人，永远陌生，轻声细语，彬彬有礼。东京伞太美，太多，透着富足的风雅和文明的情调。我要写诗了。写一组诗，与雨天有关，与在雨天中疲于奔命的我有关，与陌生人有关，与回忆及其衍生的一些思想和心事、一些事件有关;与风景有关;自始至终，我绕不出的——与命运有关;当然，还有与冥想有关——也就是深沉又单调的发呆。

我要记录在东京的这段日子，我的狼狈不堪的生活，我的身不由己的没有未来的悬空感。我见过的某人，某位男人某位女人，就要忘记前，匆匆记下一笔。后来又想起，后来又忘了。这场雨是个契机，让我“倾盆而出”。我每天行走在雨中，有喜悦，因为有诗了，更常见的是失重之感。知为何而来，未料如此举步艰辛。雨中行感觉犹如壮举，诗同我一道颠沛流离，每天都如最后的一天，我当它如此，不要停留。向何处而去？心中茫然，脚下清楚：我要赶回家，安静下来，喝水，抽支烟，把诗写下。

在破旧的四帖半榻榻米小屋里我想着刚才所见所想与记忆中的经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定是语言可以道出一二的超越凡俗的意境和独特的发现。痛苦但是尚有解脱之道的时候，便是如此，因一种不乏神秘的感召之力，正闻声救苦。雨中行，感觉每天都在了解外界，却体验着与世隔绝的生之处境，但在心上有一个地方，我正独自前往与万众铁骑决一死战。为战而战，期冀之后的生命有幸运的安居和哲思的放逐。后来观影，在《东邪西毒》中见到形象成形的景象，那位快瞎了眼的武士，就是这样陷入马贼之群，他还说，没想到第一次听见血的声音是自己的。昨又观此作的“终极版”，惑从心起，郁闷，这哪是我当初的感觉？怎么会如此装模作样，吐不完的滥情之丝？但张国荣的眼和嘴角仍是原来的邪魅，还我一点兴奋。较之以往，这组诗作更不为人所知。我也寄出了，后来连几份手稿都寄人。记忆是可靠的，就因为这之后再未遭遇相似的连绵雨天，我几乎失去了观察的能力，不再那样随心所欲地去看，去听，去找随后会有语言冒上来的事物。我不再有孤单的自豪感，没有了一些东西，便只能向内而去，就像撤退落单的士兵，老在盯着外面的动静，不安着，唯此生息，匪夷所思。

那不是天才的雨，它仅淋湿于方寸，而我已尽力而作，确实进入了万众铁骑之阵，嘶喊一通，亦确如兵卒之所能为，然后败下。“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我以此俗言安慰一个枯枝败叶的过去。

札记之三：

我不需要日常生活的神奇想象

被驱逐出境的约瑟夫·布罗茨基逗留在某个中转站的飞机场里，有人从另一通道追喊过来：“嗨，约瑟夫，你想去哪儿？”布罗茨基一脸茫然。“要么你到欧洲来吧。”于是这位曾被指控为“社会寄生虫”、散文集《小于一》的作者，被带进“不管我站在大路还是灰色的人行道上，它总在我心灵深处徜徉”的欧洲。文化名人奥登对他关怀备至，“他想帮我站住脚。”好比一个潜质极佳的弃儿，转眼间变成杰出的人物。其实布罗茨基本来就是超前的才俊，只不过缺少一个适合他放声的场所。他的声音，后来——“像那只鸟一样，他成了他的祖国慷慨地向他投掷的各种石块的目标”——时常盘旋在我的脑际，是我独行已久的日常生活中的“纯净的盐”。

我的执迷于倾听和默语的岁月，随着踏上归途而悄然结束。那些非凡的智力，那雄辩的隐形姿态和犀利的洞察力，曾是长期绵绵细雨中突现的持续涌动的晚霞，我得以体验到一次酣畅淋漓的诗化的晕眩：在东京，在那儿的几条我经常走过的街道，腋下夹着书籍，我仿佛在模仿正阅读中的某位作者，比如切斯瓦夫·米沃什;由于年轻人总是既热衷又迷惑于那些多半是臆想出来的神秘事物，而我那时需要某种为理性所承诺的相当冲动的期冀，“很是骄矜，锋芒毕露，只因为我处于悲剧心理的顶峰”。我的写作实际上杂乱无章，是即兴的，是轻易地受感动之后的，是以冷静之纸擦拭思维的虚脱的水渍。我以为“可以那么写自己，对自己说那样的话”，尽管随即便忧郁地发现，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

我曾惊讶于“铅块浮在水面”，这是奇迹抑或噩梦：神性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暴露着它的身体。它穿越机器的噪音和人造的环境，要来温暖我的脚踵，给我勇气，给我足够让我唾弃虚幻之念的信心。有时当神性尚在穿越之途，一种近似依赖的愿望就造成它仓促地进入我的世界，因此我隐隐感到因神性的廉价，想象力更变得奇货可居。我深感汉语言的木讷无力，它竟无法让这一袖珍世界呈现其完整与耐看，必得神性的参与，神性的無处不在，才使我舒了一口气，我完成了当时的不可能的任务：对诗的神奇想象。“虽然我已变成岩石，却仍记得/你怎样成长”。

有过整整一周，我待在东京杉并区西荻洼的出租屋里制造一部作品：我想对《在两个世界里爱同一个女人》做一番艳俗的改写。不过我对这首接近经典的、我想象是“把绿色泼在我们身上，用滔滔的杉林之波掩盖我们”的长诗，仅有朦胧的好感。我孤立地将它认定为优渥的土壤上的中产阶级的岛屿梦幻，美不胜收。而在另一边贫瘠的心田里，“那个女人”必须绕过有许多错别字和写作上的基本功的欠缺及性格里记忆与惯性的荆棘，将从最初就形销骨立的灵感变成一把沮丧的灰。每天都在自我折磨。每天只出门两次，在人迹稀少的街上，一次走向便利店，另一次进入澡堂。在果腹之后净身，或者相反。那“雾气迷蒙”的七天，替我留下一份自闭的审美主义者的趔趄的“便条”。这部如烈日下干枯葡萄的作品，曾寄给一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文人，她很客气地回了一封短函，我轻扫一眼就将它夹在报刊堆里了。

霉味自始至终飘逸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你已生活在别处。“活的劳动只是增加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怎样才能使其“扩大、丰富和提高”自然成为生存的唯一价值取向。我把一个月的不多的余钱存入银行时，考虑的是它可能是我的哪一等级的同胞的月收入;我因极少向室友讲到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必会遭遇的羞辱，而使他们很不开心。你不能因为有点存款就以为自己在这里是上档次的人吧？平庸和粗俗才是日常生活的存在容器，它们结结实实，砸向你还能让你捡起来砸出去。但我在陌生之地有一定的心理优势，我能对抗，我能够训练出跋涉者才有的决死的耐力和感情，就像我触摸到表面上无助的状态中多出一顶防寒帽。

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在家里、西荻洼车站附近的便利咖啡店、高田马场的小餐馆厨房这三处进进出出。我如牵线木偶。潮湿的灵魂在三扇门前颓废地发芽。我不留意周遭的人群，太单一了，以至于不屑观察。可我在便利咖啡店里时，往往紧张如潜逃的士兵。我看书，并艰难地尝试着写作;我在想词，在想，在链接着想。我想用一首诗来证明这一天简直非比寻常，每一个的“这一天”务必是独特的、尖锐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让另一种如利器般的记忆割开天幕，“看见乌鸦在绿光中飞翔，连歌喉甜美的鸨鸟也禁不住脆声欢叫”。

并非每天都能如愿。每一天投入眼帘的银杏树是俊俏的，也是冷漠的;有时候可能会碰上的下雨足以令人陶醉——因有那么多色彩缤纷的伞——却也不乏忧伤。默读让我忘时，写作让我警觉时间飞逝。还需要写吗？那些能让人从头至尾读完的作品，提醒我摆脱不掉仅仅是旁观者的尴尬。即便他们漏掉了属于我的细节，忽略了我的一些联想，简化了我对局部的精妙构思，也不能使我相信：我的补充不是笨拙的，不是徒然无功的。我也会碰到其他情况，在一些读得很勉强的作品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会有那么多的可怜虫，徒劳地抒发着心声，贩卖着单薄才能背后的穷酸的情绪，而且还与“对日常生活的神奇想象”有关。在其中，我特别不能忍受译者和阅读者对类似西默斯·希尼的《挖掘》这类作品的解析和赞赏。“据我的本家说，现代诗作带有一个颓废时代的烙印，是不应该太当真的：一个作者坐在窗前，试图用以捕捉凌乱的感觉印象的那些聪明的文字编织物，又能再现什么呢？在那些渺小的游戏诗文里，没有什么奇特的东西，像过去几世纪的前景所显示的：诗（神圣的灵感）的真正源泉毕竟很少表现出来。”我刚好可以用米沃什的外交官叔叔的这段话来定论那些将简单当作纯美，或将在简单词汇下表现出的乏味的想法当作名言警句的作品。不妨说在任何一个领域，这种表象覆盖了绝对的现象一直很醒目，不管是用说还是用文字或图像来加以突出的那些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在糟糕的阅读中感受到被轻蔑，还是在苦涩的写作中体验到力不从心？我选择了后者，同时拒绝对日常生活的神奇想象，将其看作是妖言惑众的江湖把戏。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世界从不会在沙子中，世界与你闪电般不期而遇，在你飞翔、疼痛和心智健全的时候。它收起你的翅膀，让你用小心谨慎的心态去摸索，去做一个语言和思想的宵小。也许你这一回两手空空，下一回却满载而归。你惊喜万分，或懊丧异常，世界都不会一览无余地在你的世界里。

对便利咖啡店我没有感觉，对小餐馆厨房也一样（“它躺在万物之下/精疲力尽/十分清澈”），还有对家（“它流向子宫遇见蛆虫和腐烂/

它洒泪而归渴望一死了事”），我只求不出意外。这半年我被允许可以熟视无睹地活着，机械地行走和干活，但我的大脑却像遇到惊扰的蜂房，每一枚蜇针都在寻觅它的目标。有一次我有意识地拐进一家跳舞店。在消毒水的怪味和恶俗的音乐的包围中，我发觉自己的脑中出现帕斯的诗句，也许所在的场景不对，但是我很是暗中喜悦：我沿着你的腰肢行进/像沿着一条河流/我沿着你的身軀行进/像沿着一个树林/我沿着敏锐的思想行进/像沿着直通深渊的蜿蜒山路……

帕斯是否做到了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还是我做到了时刻沉浸在“敏锐的思想”中，以此来保护自己，避免山穷水尽？有一枚蜇针刺痛了我。卑微的人，神性使你的右手有力，命运却毁了你的左手。当我回来，精神屋宇坍塌了，肉体复活，但干燥如斯;说话流利了，深刻了，犹如拽住了真理的衣角。只是很荒唐，就像“魂兮归来”那么荒唐，这不是处在状态中的小品人生。我失去了后盾。布罗茨基失去了生命，据说他娶了一位意大利公主，为了活得更好，操劳过度而亡。人们总说：要活得像个人样。布罗茨基的“哪怕锁在囚牢里，徒对四壁，后来又数次迁徙，我仍不忘写诗”，显然不像个人样。不少暴徒被行刑后，狱警也能在他们的遗留物中找到写给“妈妈”的告别诗;他们在诗中忏悔，让人动容地矫情。布罗茨基呢？那时他多倒霉，他不得不在法官面前肯定自己是诗人。他写过无乐的歌，他“致暴君”，他向约翰·邓恩致敬，他崇拜欧洲。他最后以人上人的“大师”身份进入天国去见那些“文明的孩子”;他的生和他的死一样，都是这一文明的结果。尽管我对像他这样的“浮起的橡实”的印象，仍停留在那个中转站的飞机场里。那个响彻大厅的声音如今回荡我心，已经有点不着边际。它曾经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比另类的像芝诺的“飞矢不动”之说要形而下？它是中年启蒙吗？它真实吗？“你的影子在分开时遮盖了我/这悲痛太深沉/我的心无法理解，承担”。

我又恢复了每天走上一段路回家，似乎还是那样熟视无睹，颇感厌倦，又若有所思。与以前不同的是，我总预感到会在路上见到熟人，要寒暄，却没有便宜的咖啡店可供选择。这里一向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看看从你身旁走过的人们，你们这种擦肩而过的情景从不会像生活那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