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学的现实情怀与湖湘文化的精神追问
时间：2021-02-23 07:58: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聂茂：在具体分析您的小说文本之前，我想请您先从宏观上或者说形而上的角度来谈谈您对文学的认识，您的文学创作的理由。
如果说，这个问题有点空泛而模糊的话，那么，我愿意复述一个有意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本雅明在对文学文本的寓言式阐释中曾经讲述过的。有人问拉比，为什么犹太人星期五晚上大吃大喝？拉比回答道，从前有一位公主被流放了，远离国民，与当地人语言不通，生活过得苦不堪言。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她的未婚夫没有忘记她，并已动身来她这儿了。拉比说，未婚夫是弥赛亚，公主是灵魂，而她被流放的村子是身体，由于当地人听不懂她的话，她为了表达自己的快乐，灵魂就只能为身体设宴。
有人认为，本雅明用这种方式打开了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及其内在的灵魂。
那么，您是怎么理解本雅明的这个故事的？您的文学世界及其内在的灵魂又是什么？
何立伟：聂茂兄，你的问题问得好。文学创作需要理由。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讲一件没有本雅明那么深奥的事。前几天我在江苏宜兴参加一个笔会，饭桌上大家都谈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文学刊物真没看头。有位作家甚至说，许多以前很牛逼的刊物赠寄给他，他连信封都懒得拆。意思是说，文学风景，一无可看。这时一位女作家说了一句愤慨的话：“真是的，好多东西写得那么垃圾，居然也敢拿出来发表。我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这么写！”这恰恰也是我想说的话。而且我也这么说过，中国盛产职业文字垃圾制造家。他们制造垃圾，绝不需要理由。包括现在非常畅销的一些小说，在我看来就是狗屎。这些人和这些作品，在文学上根本不及格，却能大行其道。很可悲，也很可笑。我在几篇文章里都说过，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像我们湖南的韩少功，像北京的史铁生，他们的作品真是有“文学世界”和“内在灵魂”的。他们的作品中所张扬的精神性、审美性以及生命的诗性，直抵人的存在的根柢。但是他们的作品畅销吗？他们被文坛和市场严重低估。黄钟不得鸣而瓦釜大喧嚣。这就是现在的文学现实。
我从来没有号称自己的写作有高尚的理由。我说过，我是一个被自己的兴趣的鞭子抽着朝前走的人。因为我喜欢文学，所以我才写作。我在生活中兴趣很广，也尝试过各种实现自我的可能，但是归根结底，我认为文学最能让自己的灵魂安身立命。写作带来的快乐，是其他的快乐所不能取代和屏蔽的。这就是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离弃写作的根本原因。
为了生活，我也写过一些应制的东西，为此我心里不大好受。但我还是安慰自己，没什么，福克纳、马尔克斯，他们年轻时都这么干过。要紧的不是你干了什么，而是你清楚你干的是什么。你内心里要分清很多问题。事实上，我对文字非常敬畏。我清楚我自己还有时间，还有能力，还有积累，还有精神的压强，或许我能笑到最后。试试看。
一种隐秘的思想，或许也算做写作的理由。我只打算让自己知道。
聂茂：您是一个出道很早的作家，您用特立独行的行文方式、率真洒脱的生活作风和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树立起一道“别一样的风景”。这风景虽不是红得发紫，却怎么也绕不过。
早在1983年，您的小说处女作《石匠留下的歌》便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随后的《小城无故事》和《淘金人》也分别由《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推出，并受到了评论家李陀以及汪曾祺和王蒙等人的好评。而《白色鸟》的发表及其获奖更是将您的创作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对您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状况不大了解，只知道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长沙伢子，出身于书香门第，先是做工人，然后在长沙市一家企业的子弟学校教初中语文，1978年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您似乎比您的同龄人幸运得多，好像既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又没有家庭遭受到残酷迫害等“文革综合症”。
作为一个沐浴湘风楚雨的知名作家，您生长在屈子吟咏、太白寄情、子美寓魂的铜黄热土，这里大道兴盛，天下望归。您充分吸纳长沙的地气、麓山的精气和湘江的灵气，锤炼出一种“惟楚有材” 的傲气、“敢为人先”的霸气以及“经世致用”的豪气。正因为此，您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自觉，不盲目，不媚俗，有着清醒的审美体认和强烈的精神诉求，因而，您一出场就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而这样的高度对许多文学青年而言，也许要走很长的路，甚至是一辈子的摸索。所以，我很想了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创作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向文学之路的？您能不能梳理一下自己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在您的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前，您是否经历过所谓的“磨炼期”或试笔阶段？是什么力量激发了您的自信使您敢于把自己的小说处女作投给最具权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据说这篇小说差点被当时的副主编王朝垠先生当做手纸扔掉了，假如命运真的如此捉弄人，您觉得您仍然会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下去吗？
何立伟：先澄清几个事实和概念。一、我的出身不算书香门第。我的父母只是国家干部，与书香关系不大。二、我没有教过初中，我在一家企业的子弟中学和一所正规中学教的都是高中。三、我也谈不上“幸运”，“文革”中，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身心所受到的冲击和摧残并不少。何况我生性敏感，我的内心不幸很不少。卡夫卡从人生经历上看算不得坎坷，但同样，他经历的都是内心不幸。我以为只有经历内心不幸的人，才能从事文学，才能从血管和潜意识里发出悲声。
另，你所说的“傲气”、“霸气”和“豪气”这三气里，可能我有点“傲气”，但是缺少后两气。
如你所说，我从一开始创作就有某种“自觉”。因为我不想随大流，我想与众不同，我想显示我的个性和独特。这种意识至今仍很强烈。
我在青春期特别敏感、忧郁和苦闷的情形下开始写作。我至今最害怕的其实就是失去这三样东西。我外表上给人的印象是乐呵呵的，但我骨子里是个忧伤的人。这忧伤是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平时看不见，被生活的日常表演所掩盖。我知道这种气质在生活中不是好东西，但在文学上却是一种难得的蓝调。它不可能不释放出来。一个人气质里有什么，作品里就会有什么。
如果谈到“幸运”，在发表作品这一点上倒真是如此。我几乎没有退稿的经历。我埋头写过一年的诗，被我一位同事发现，拿给他的邻居于沙先生看，结果于沙推荐给流沙河，后者主编的《星星》诗刊给了两个版面推出。所以一出来起点很不低。一年后我改写小说，第一篇是《石匠留下的歌》，自由投给《人民文学》，王朝垠先生如厕时恰好从一叠稿件中抽了它去看，一回到编辑部就给我写回信，说这篇小说既可作小说发，也可作散文发，但作小说发，是一种新的风格。于是小说处女作就发在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刊物上了。后来王朝垠又约我的稿，这样我又写了《小城无故事》《淘金人》等一批短篇。基本上都发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上。这都是1983年的事。第二年，国庆号的《人民文学》上王蒙先生发了我的《白色鸟》，他非常重视我的小说，并力排众议，推荐这篇小说获了当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我当时努力学习唐诗，并有语言自觉，试图将小说写出一种情绪和意境来，形成了那一阶段创作的个人特色。我很感谢于沙先生和王朝垠先生，没有他们的慧眼，也许我也要经历“抽屉文学”阶段。
聂茂：读过您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强烈感受：与其说您是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不如说您是用小说的形式写诗。换句话说，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诗人。而且听您夫子自道，在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前，您“涂鸦”过不少诗作，可是，你在世俗的层面上获得成功的却是小说。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尽管梁启超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样的高论把历来被评论家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只能流落于市井酒肆之小说来了个彻底的“拨乱反正”，但饶有意味的是，小说“屈尊地位”的结束，并未昭示以“载道”为己任的诗歌秩序遭到瓦解或颠覆。一段时期以来，诗歌仍然是主流话语的正统文本。王国维在总结小说戏曲的特质时甚至还用“诗歌的正义”来概括——较之诗歌，小说仍然处于“被命名”或“被描写”之“他者”身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