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是我的天职

时间：2021-02-24 07:52:48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田原：回顾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准确地说，您步入诗坛是出于被动式的“被人劝诱”所致，而不是来自自我原始冲动的“自发性”。从现象学上看这是“被动式”的出发，但恰恰是这种偶然的诱发，使您走上写作的道路。从您受北川幸比古等诗人的影响开始写作，到您在丰多摩中学的校友会杂志《丰多摩》（1948年4月）复刊第二期上发表处女作《青蛙》，以及接着在同仁杂志《金平糖》(1948年11月)上发表两首均为八行的诗歌《钥匙》和《从白到黑》时为止，作为您还不满十七岁，那时，您是否已立志将来做一位诗人？或靠写诗鬻文为生？能简要地谈谈您当时的处境、理想和心境吗？

谷川：回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梦想和心境，我想对于谁都是比较困难的吧。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我当时的梦想是：用自己制作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欧洲的广播节目和有一天买一辆汽车开。至于心境，因为当时无论如何不想上学，所以，一想到将来如何不上大学还能生活下去，就会有些不安。

田原：从您作品的整体特点来看，您诗歌中饱满的音乐气质和洋溢着的哲理情思，都无不使人联想起您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出身于京都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母亲是众议院议员长田桃藏的女儿，且又是谙熟乐谱会弹钢琴的大家闺秀（她也是您儿童时代钢琴的启蒙老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比起与您同时代一起在战争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尤其是那些饱受过饥饿与严寒、居无定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诗人，您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尽管在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之前您与母亲一起疏散到京都外婆家，之后返回东京时目睹了美国大空袭后的惨景，可是作为有过战争体验和在唯一的原子弹被害国成长起来的诗人，您似乎并没有刻意直接用自己的诗篇去抨击战争、讴歌和平。战后的日本现代诗人当中，有不少诗人的写作几乎是停留在战争痛苦的体验上，即战争的创伤成了他（她）们写作的宿命。我曾在论文里分析过您的这种现象，与其说这是对经验的逃避或“经验的转嫁”，莫如说是您把更大意义的思考——即对人性、生命、生存、环境和未来等等的思索投入到了自己的写作中，这既是对自我经验的一种超越，更是一种新的挑战，不知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

谷川：我经历过1945年5月东京大空袭，疏散到京都是在其后。大空袭的翌晨，跟友人一起骑车到我家附近，在空袭后烧毁的废墟里，看到了横滚竖躺烧焦的尸体。尽管当时半带凑趣的心情，但那种体验肯定残留在我的意识之中。可是，与其说我不能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逻辑去思考这种体验（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不具备这种天赋），莫如说我接纳了人类这种生物身上实际存在的自古至今从未停止的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的一面。在这层意义上，你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在我的内心并没有将其语言化为“既是对自我经验的一种超越，更是一种新的挑战”，这跟我个人缺乏历史感觉有直接关系。不过，顺便加一句，最近，我在报纸上偶然读到齐藤野（据说是高山樗牛的弟弟）以拉斯金、左拉、易卜生为例进行的阐述，“在他们面前不存在国家、社会和阶级，只有人生和人生的尊严”，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田原：在您的写作生涯中，一位诗人的名字对于您应该永远是记忆犹新的。他就是把您的作品推荐到《文学界》（1950年12月号）发表的三好达治。这五首诗的发表，不仅使您一举成名，而且奠定了您在诗坛的地位。三好在您的处女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的序言里，称您是意外地来自远方的青年，他所说的“意外”和“远方的青年”即使在今天我相信不少读者对此仍有同感。“意外”无外乎是他没有预料到在战后的日本会有您这样的诗人诞生，“远方的青年”应是他对您诗歌文本的新鲜和陌生所发出的感慨。与中国诗人的成长环境不同的是，不但在战后，即使是现在，大多数日本诗人几乎都是团结在自己所属的同仁杂志的周围，他们的发表渠道也几乎都是通过自己的同仁杂志与仅有的读者见面。我曾查阅过1950年代以后创刊的同仁杂志，洋洋千余种，令人目不暇接。单是1950年一年内有记载的就有三十余种。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日本现代诗的文艺复兴期，产生了不少有分量的诗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时代为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声音提供了机遇。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您的处女诗集在父亲的资助下以半自费的形式在创元社出版，请问当时看到自己新出版的诗集时，您是否已明确了自己以后的写作目标和野心？对于刚刚涉足诗坛的您来说，是否存在您无法超越的诗人？若有，他们是谁？

谷川：“写作目标”对于我是不存在的，是否有称得上“野心”的强烈希求也值得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到了靠写作维生，因为除此之外我没别的才能。而且那时对诗坛这一概念也没有当真相信过，虽说也有敬畏的诗人，但我从没有过超越他们的想法。当时，我曾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独来独往的狼。因为那时对于我来说，比起诗歌写作，实际的生活才是我最为关心的事。例如，我曾把没有固定工作、靠写诗和写歌词、又翻译歌词和创作剧本维生的野上彰的生存方式，作为了一种人生理想。

田原：1953年7月，您成为刚创刊的同仁诗刊《■》的成员之一。这本同仁诗刊也是日本战后诗坛的重要支流之一，它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跟崛起于战后日本诗坛的“荒地”和“列岛”两大诗歌流派相媲美。您作为这两大诗歌流派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三期”诗人群中的重要代表，迅速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都市型诗风。当然，这跟那时日本社会受美国式的都市型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有关，生存的悲喜和不安以及伴随着它的精神龟裂是你们抒写的主题。我曾在您的书房翻阅过出版于不同年代的这本杂志，从每期不难看出，《■》是同仁轮流编辑出版的。但在翻阅中我发现，《■》好像停刊过很长时间，其原因是什么？另外，与其他形成了统一的创作理念、近似于意识形态化的同仁诗刊相比，《■》的存在更引人注目，它朴素、活泼、自由，而又富有活力。茨木则子的深沉，大冈信的睿知，川崎洋的幽默，吉野弘的智性，还有岸田衿子、中江俊夫、友竹辰等。您能否在此简要地谈谈《■》的各位同仁的诗歌特点，以及它在日本战后诗坛里的存在意义。

谷川：停刊是因为同仁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发表园地。再就是，我们同仁之间的关系因为比较散漫，不仅没有团结一致朝向相同的写作目标，而且还把各自意见的分歧作为了乐趣。至于各位同仁的诗歌特征和《■》在日本战后诗坛的存在意义，还是交给批评家们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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