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健口述：文学创作、翻译生涯
时间：2021-02-27 07:56: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我搞创作是偶然的。我是乡下人，老家在大别山。我们县叫红安县，出了很多名人，如：李先念、秦基伟、董老 (必武)等。我们村太贫穷了，没平地，是个半山区。我家既没房也没地，只好到外地去谋生，去同乡开的商号当店员、当学徒，或做个小生意什么的。
我十来岁在私塾念书时，正是1925年，北伐时期。一批在武汉董老办的中学学习的同乡学生，回到家乡，就宣传革命。这些同乡同学中，有的家庭条件还比较好。所以，我的家乡闹革命比较早。我家住在县城的边远地带，南接黄岗武汉。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打得乱七八糟的，呆不下去了，我就离开了家乡。当时，我才十三四岁，无法谋生，想学点儿东西，学点儿知识，学点儿新知识，好谋个生活。
那是1929年，我离开家去了外地。家乡已闹了好几年革命，我知道些革命的事情。到大城市去后，又开始接触了一些新的东西。1929—1930年，上海有个“左联”，蒋介石压得很厉害。日本人来了，人们要求抗战的情绪很高，我们都受些影响。本来想学点儿新东西，有用的，好搞建设，有点儿像现在搞现代化似的。但蒋介石不抵抗，哪年才能搞建设？还是先搞思想运动，动员全民抗战，反蒋抗日吧。我读了些东西，后来才知道，鲁迅本来也是学医学的，夏衍原先是学化学的，他们都改行了。我开始读他们的文艺作品，很鼓舞人心，就这么搞起文学来了。我读的苏联文艺作品，也是他们译过来的。我书读得多了，视野扩大了，书中还涉及到世界革命，让我了解了一些别国、别的民族的事情，懂得了各国要相互支援，慢慢地思想开化多了。本来在中学，我想学的是几何、化学。抗战来了，条件不适合了，才下决心搞文学，也搞翻译。
当时我二哥在武汉当店员，参加了工会，革命活动搞得挺厉害。蒋介石叛变后，要抓他，他逃到上海租界去了。我去找他时，正好“左联”也在上海。我当时还觉得国家落后，应搞现代化。到1932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打到内地来了，还搞什么科学？就下决心搞文学了。那时我十六七岁，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武汉的学校到上海招生，我想，读书花不了什么钱，就到武汉考取了一所普通学校——华中师院。我哥哥给了我点儿钱，够一个学期用的。
我上大学时，开始写东西了，但没写太多的东西，谈不上参加“左联”。我考到武汉大学，读外国文学。文学系用外语教学，使我打下了外文基础。那时，我写些杂文，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当时的大公报副刊《紫光》编辑是孔永胜，张光年也给该报写些文章。孔永胜是从哈尔滨流亡到武汉的，对抗战很积极。那个报没什么钱，但我们还是给它写，可真写了不少，什么文体都写，主要是杂文。当时，国民党蓝衣社在学校里的活动很猖獗。我的笔名不知换了多少个，写的那些杂文现在也者随失了。
后来，我开始研究外国，向读者介绍些外国情况，特别是弱小民族受压迫的情况。鲁迅、沈雁冰在早期文学研究会出了个刊物，介绍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我也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同时开始写些短篇小说。我的笔名很多，用得最多的是“马耳”，现在还有人叫我这个名字。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红军用国民党的番号，叫八路军。皖南事变前，蒋介石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残暴。文学上也要搞统战，譬如，发表个宣言哪，主张统战。发表文章总得有个名字，我用的就是“马耳”。1947年，成立中华全国抗敌协会，这是张光年等在武汉发起的，我也用“马耳”这个名字。
再后来，我就接触外文多了，搞外国文学，慢慢地转向研究国际文学方面去了。世界弱小民族的作品，与我们很相似，特别是东欧、苏联的一些弱小民族，夹在帝国主义之间，受压迫情况跟非洲一样。他们的作品很古老，有的作品很感人。我就翻译他们的作品。但他们的语言，我看不懂，不像英文、法文那么通用。然而，有一种文字在东欧很流行，就是世界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这些国家的文人也希望把民族的感情，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播到世界去，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我还是1932年在上海与日本人打仗时，跟中国搞世界语的人学的。我想中国人被压迫，世界上不知道，我也想使用世界语，与世界弱小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因而埋头搞世界语创作。
二
我从1935年开始大量搞创作，就是写小说，把它当成严肃的工作来做。我用世界语写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1935-1936)，在国内外发行，其中，第一篇叫作《岁暮》。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写的是学校的历史。我早期都是用外文写作，同时也翻译些作品，译文者暇表在《收获》等杂志上。《岁暮》是我用世界语创作的开始。前年，剑桥请我去讲学，路过武汉，那里的世界语者还找到这篇小说的原始版本送给我。
我写小说，也写一些杂文，也做些翻译，主要是与世界弱小民族进行文学交流，互相理解，相互支持。我把中国名著译出去，要是现在来看，算是最早的对外文学宣传了。对象目标是：服务于抗战，让外国、特别是弱小民族了解中国。那个短篇小说集，先在国内出版，后在日本出版。当时中国人用世界语原创向世界发表文学作品，我是第一人。所以，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提一笔，我算是世界作家了。这是第一部。
短篇小说集，笔名叫“马耳”，后译成英文。那时，我把中国抗战期间姚雪垠、刘白羽等的作品都翻译成世界语，总题目是《新任务》，对外发行，大概是1939年。后来，随着抗战的发展，规模大了，我就用英文译，再后来又用英文写。国民党不向外宣传革命。我觉得中国人民的声音，应该向外宣传。早期，我不愿用别的国家的语言写作，就用世界语写作、宣传。1938年，四大家族都联合外国人了，我的思想也解放了。1939年，我去了香港，因为在内地，我的外文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我到香港编刊物，可直接送到欧洲、苏联，影响更大啊！1939年，我出版了一本中国抗战的集子，名叫《战时中国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出的，英文版的。
到了日本人快占领香港时，大概是1941年，我到了重庆，没事可做，就到外事局做外文工作，还翻译了几篇作品，在莫斯科国际文学刊物上发表。皖南事变后，压力很大，我就找个地方去教书，教外文。我在复旦大学、重庆大学都教过。他们不知道我以前干的工作，就让我教外文，一直教到1944年。
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英国战时总动员处要搞抗战宣传，中国抗战多年，他们要找个年青人去演讲，讲中国的抗战，挑来挑去，认为我合适。丘吉尔还算是个政治家，他虽然反共，但大敌当前，还是跟中、苏联合。他在国内也搞联合，联合国内共产党、工党。所以，那时英国共产党还是起作用的。当时搞宣传的恰恰是个英国共产党员，他到过延安，在世界学联工作过。他们请我去英国各地演讲，也知道我的思想，认为我是自由派的，知道我与国民党不是一派的。但他们与国民党有外交关系，不便于直接请共产党人。
在英国各处演讲，感到英国人民是进步的，他们也宣传中国共产党，不过不点名罢了。蒋介石节节败退，人们是知道的。这件事，一直做到欧洲解放，日本投降，我的宣传工作才算结束。于是，我就到剑桥大学去搞研究工作，还继续搞创作。当时，国内正在打内战，我的写作对象是欧洲读者，于是就用英文写，写了不少，有短篇，也有长篇。安徒生童话也是那时开始研究的。我对安徒生作品很感兴趣。我喜欢小孩，后来，我回到国内开始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这在当时中国还是新品种。过去，中国小孩读《四书》、《五经》，是中国的小大人。我发表了一些翻译的安徒生的作品，小孩很感兴趣。他的作品有趣事，有哲理，成年人读起来兴趣也很大。这对我们搞儿童文学的，很有启发，其影响也很大。
三
全国解放后，我就搞外事活动去了，同时，也搞些文化外交活动。有些老同志知道我搞过这方面工作，解放后，开亚非作家会议，陈毅还让我参加。现在，搞笔会方面的事也不少，与国外作家、文化人常有来往。我成为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者，因年轻，一干就下不了台，直干到1974年，总是非常忙。我1949年回国，1950年开始主编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月刊。在对外文化事务局，搞些对外文化公文，编辑刊物。真正搞创作，没时间了。自从在大学时还有时间写些东西外，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搞抗战宣传，到武汉、到香港、后到重庆，创作的时间少了。皖南事变后，不敢动了，就教书、去了。在剑桥大学时，还有时间做点儿研究工作，写了好几部小说，如：《山村》、《他们飞向南方》等。现在，英、美等国，还把我当成英文作家，他们作家协会还约我参加笔会。因为文学无国界国际笔会就看你用什么文字创作了。所以，我是双重身份。
我的作品《山村》，国内翻译过来了，那是因为有人不了解我在国外搞些什么。翻译了两部，另一部是短篇小说集。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回国后，国内搞什么忠诚老实运动，谁还敢与国外联系?！国外的事，我也不清楚了，连我的稿费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完全失去了联系。后来，他们发现我还活在人间。当然，我现在年龄大了，不搞大的事了，但还搞点儿交流活动。我的书在国外还在出版。《山村》是1947年出版的，今年是1984年了，还在出版，属古典范畴了，这回是在挪威出版的。我手里拿的这本《山村》是上个月在香港出版的。
我开始是与弱小民族打交道，后来搞英文，范围就扩大了。过去，洋人对中国的理解，是通过林语堂、熊士义他们，写些东西骗洋人的。外国人不知道旧中国农民有多惨，旧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没饭吃，中国人民不革命不行呀！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在革命过程中。那个《山村》就是写这方面的事情。不过，写法不同，写标语口号，人们不愿意看。写法应考虑外国人的喜好，写得平易近人，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要根据读者的水平，通过人物的描写，感动读者，让读者理解，也只有这样写，才能说服他们。所以，这些长篇，人家感兴趣，还在出版。我还有些未译成中文的小说，有些过时了，有两部长篇，《木兰花》我就没叫他们出版，还有一部写上层家庭崩溃的。总之，这都是时代的产物，无论外文写的，还是中文写的。
解放后多年来，我都一直在当干部，在作协是业余工作，编制在外文出版局，1974年才离开。毛泽东诗词发表，向外介绍是我和钱钟书、赵朴初等共同研究翻译的，我只是参加翻译，毛泽东的东西都是集体搞的。
解放前，我就着手写《土地三部曲》。解放后搞翻译，花去十多年时间。“文革”靠边站，白天劳动，晚上编刊物。我继续写《土地三部曲》。“四人帮”倒台后，会多了，我写文学作品都是占业余时间。国家把我当成外文人才，不是作家。“文革”中，偷偷地写了《土地三部曲》。我的作品，冰岛这个十几万人的国家都翻译了；在南斯拉夫当成当代文学作品，出了豪华版；西班牙也出版了；还有很多种文字都出版了。但是，30多年来没有和国外来往了，说不清了。在国外者姒为我是英文作家，名字也搞不清楚了。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国内也搞不清我的身份，一会儿说我是翻译家，一会儿说我是外事工作者。到国外开会，那些出版过我的小说的国家才把我改成作家。
我们培养的西藏演员，不仅能演西藏戏，还能演莎士比亚的戏。国外不是说中国把西藏文化都毁了嘛？这不正说明西藏文化很好嘛？!我在英国《泰晤士报》上作了介绍，影响很大。这篇文章欧洲好多报。转载。我是以外国观众的评议身份写的。一般我的作品都是刊登在头版上。
现在，我也写些介绍国内中青年作家的文章。不然，人家怎么知道？！茅公去世以后，我也写了一整版的纪念文章。对野天鹅的保护，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都要对外宣传出去。目前，我没有木的写作计划。不过，《山村》再版后，我想再去大别山熟悉生活，写个《山村》续集。
我这一生，国家是大锅饭，搞创作只能见缝描针。改革开放松绑后，还没有完全摆脱文艺的限制。我打了一生杂儿，属严肃作家，不那么浪漫。《人民文学》约人写我的传记，来找我谈了多次，看了许多我的东西，还看了较多资料。《山村》后面也有一点儿我的东西，是我爱人苑茵写的，她在北京文史馆工作。
改革开放后，我国是最繁荣时期，中国是大国，要走向世界，要从长计议。人家影响我们，我们也要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提供些东西给国外，要有高水平的精彩的东西给世界。现在，刊物数量不少，要刊登、出版有质量的东西。像舞蹈、体育、文艺作品等都是要攻关的，就像打球那样，都得十年功夫。芭蕾舞是洋东西，要变成中国东西。现在，作家出国机会也较多，但光出国不行，出去看看可以，还是要努力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别国对大部头好作品也是进行翻译的。我国30年代早期都是翻译英文的，后来才翻译俄文的。我们的东西翻译过去的少。这有多种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总之，现在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都不同了，要进行世界文化交流，我们自己要发奋图强，创作出优秀作品来贡献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