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希我的疾病诗学

陈希我将自己的小说集起名《冒犯书》，的确，冒犯可以看成贯穿他叙事世界的关键词，同时也冒犯了读者及其日常生活秩序；在新作《我疼》的“跋”中，他说道，“我的所有冒犯首先都是针对自己……他们高高在上，他们洋洋自得，他们觉得自己正确，他们不承认自己黑暗。承认自己黑暗是超越的第一步。”承认自己黑暗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作家，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内心的黑暗，那么其叙述就会提供虚假的光明。陈希我就是在承认自己黑暗之后发现了人的疼痛和存在。在新作《我疼》中他着重书写现代人的九种疼痛：痛经、癌症、吸毒、肥胖、强奸、意外伤害等等都是现代社会较为普遍的病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九种痛楚都与现代社会的个人欲望、与现代性息息相关。身体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是陈希我“疾病诗学”的基础。

一、从痛风到疾病诗学

身体虽然与生俱来，但却常常不被意识，尤其是在健康安好的时候。只有在疾病折磨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身体的存在及其威力，疼痛困扰的时候会感叹走在路上的矫健步伐，工作时头脑清晰、精神奕奕，感叹安康宁静时习焉不察的幸福自在。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分析了疾病带来的隐喻作用，疾病带来的消极和奢望，疾病的另一面往往却带来了“浪漫化”的想象，“哥尔德斯密斯认为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已经广为传播——结核病似乎是一种反痛风病”a， 在结核病被认为是浪漫、伤感以及文化修养的代表之际，痛风病却落下了庸俗、过度的标志。陈希我年轻时曾患痛风病，在十八世纪，痛风病常被认为是“吃得太多”的粗俗的资产阶级易患的疾病之一。这般放肆与过度的痛风病与“浪漫、优雅”的结核病截然不同，仿佛二次隐喻陈希我的“疼痛表达”里已经摒弃了传统叙事坚守的浪漫化、神话化叙事。同时，痛风病，一种以“痛”命名的病症、一种与过度相系的病症影响着作家，发自身体的忠告也影响着他对世界的观察。陈希我专挑一些不待见的题材来书写，《抓痒》、《冒犯书》、《我疼》都是些不讨喜的书名，在一个过度消费、过度娱乐的时代，陈希我坚持做一个冒犯者、追问者，让叙事直抵生命的根基。

诺瓦利斯曾谈道：“谁逃避痛苦，就不再愿意去爱。爱者必须由于感觉到缺陷，始终露出伤口。”不回避痛苦，勇敢地正视疾病和缺陷，乃陈希我的写作特质。痛风对陈希我构成的威胁形成他无法抗拒的身体经验，他痛过，他存在，他理解身体的边界和局限，于是他将痛书写下来，并使之具象化，形成独特的“疾病诗学”，这种“疾病诗学”也是五四“大传统”一个密不可分的部分。抓住人的疾病，就抓住了身体的秘密；攫住时代的疾病，就攫住了民族的秘密。“东亚病夫”、“支那人”这种侮辱性的称谓既是他者对于我族的指认，也是激励我族奋起抗争的力量。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指出：“近年来，疾病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象征关系也成为了一门研究课题”，b学者如黄子平、苏伟、唐小兵等等都有专文论述，指出个人的“疾病诗学”乃是了解国家“政治病原学”的关键。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国家意识之形成，每以疾病为隐喻。他认为，肺结核之类疾病的“再发现”既可以看作是个人“主体”的诊断，也可以看作是“国体”境况的寓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脉络里，曾朴、鲁迅、郁达夫等作家已经对疾病有所描述，而且被作为国家形势的症候，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们都曾强烈批评中国人气体虚弱，呼盼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都是有切肤之痛的作品，“救救孩子”、（祖国啊）“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呼告至今响彻耳际。

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疾病不再是关乎个人与“国家”关系命脉的隐喻，伴随疼痛的疾病成为个人精神的症候。陈希我敏锐地感知到疾病的身体与精神的隐蔽关联。人在身体到达生理痛楚极限之时，精神痛楚必然同时光临，精神上承受着的是对生命脆弱的体验，甚至是死神来临之际的灵光。在小说集《我疼》中：《我疼》中的“我”承担着父亲过去的痛楚，依赖吸毒来止痛，结果愈演愈烈；《母亲》中母亲背负的不仅仅是她身体功能渐渐衰退而承受的病痛，还是女儿们对她的执念，女儿们却在爱与罪中感受生命临终的折磨和疼痛；《又见小芳》里的小芳，富有然而过度肥胖，肥胖从身体变成了精神的疾病，抽脂恰如一场酷刑，让“小芳”清晰地看到了自身的穷途末路，无穷无尽的欲望堆积成雪球般的身躯并在身体上刻下了永久的烙印，对她的情感构成巨大的压迫；《欢乐英雄》的儿子小多为了给老师买礼物而去偷钱，结果从二楼摔下……陈希我渴望以疼痛来揭开现代人精神孱弱的症结，成为疾病诗学传统的继承人。在很多作家沉湎于历史伤痕的时候，陈希我直接面对新时代的弊病，他从这些与精神息息相关的身体疾病入手鞭辟入里，渴望凸出时代的精神病灶。鲁迅曾以《药》来表达自己对民族精神沉疴的思考，在否定了僵硬的传统的同时他也否定了那不被民众理解的盲目革命，于是民族的前路继续陷入寂静之中。未竟的现代性依然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严肃课题，是有执着追求的作家们所不能忘却的使命。

陈希我与鲁迅、郁达夫等五四作家具有相同的留学日本经历。日本和西方不同，我们对日本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它是西方东方化的成功范例，是上个世纪初我国现代化构想的参照；另一方面，它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隔着历史的伤痕，民族情感阻碍我们以客观的态度去打量它。鲁迅曾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日本人的精神启迪鲁迅去改造国民性。经过蜿蜒曲折的20世纪，虽然，今天我国在经济上有了突飞猛进，然而，两国关系依然复杂紧张，日本依然是一面清晰的镜子，能够照见我们的弱点和缺陷。陈希我继承了鲁迅的思路，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他的中、短篇小说都不以故事取胜，故事只是一个表层的物质外壳，在这外壳底下，他借鉴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地进入人物的心灵世界，领读者去探触灵魂的极限。这也是他与其他写作者颇为不同的叙述资源。

二、“灵魂比肉体更虚弱”

详细考察《我疼》的九个疼痛故事，它们不仅是陈希我针对“疼痛”的原型化描述，更直指了“疼痛”的隐喻书写以及其文化诗学的极大潜能。诗人维庸曾写下现代人精神的荒诞境遇：“灵魂有时比肉体虚弱/为了摆脱掉痛苦的想法/他高烧到39度8/为了摆脱掉迷糊的状态/他吃下了十四片低塞米松。”（《一个白血病患者的速写》）。同样，在陈希我的故事里面，“疼痛”频频击败理性，成为人的生理与心理的主宰者。在绝望的描述之下，“疼痛”是他解释“灵魂有时比肉体虚弱”的证据。再次回顾苏珊·桑塔格两部关于疾病的隐喻的论著，疾病成为一种隐喻带上了政治与文化野蛮攻占，“疾病”的道德伦理色彩皆是一道“摩耶之幕”，是我们在意识形态之下的幻觉。“灵魂比肉体虚弱吗？”还是“灵魂本身就比肉体虚弱”，如果说维庸的诗歌给我们假设了前者的可能性，陈希我在他的故事里为我们提供了证实后者的论据。

“可是，你们不懂得疼！我几乎骄傲地应道”（《我疼》），《我疼》囊括了陈希我对“疼痛”描述的最大化，牙痛、月经痛、癌症痛、吸毒等等，“我忍着，像水中炖煮的青蛙，抽着腿，能忍则忍，直到彻底把我疼晕。”这种疼痛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后来并没有克服它是因为我读到了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麻木”一词，“我”将痛苦演变为“麻木”；当“我”月经痛的时候，满屋子被我搅得一片狼藉，床歪了，挂衣架倒了……一疼就往地上钻，然而妇科主任却只丢下了一句“结了婚就会好起来的”。“我好疼，疼，一种一颗蛀牙暴露在风中的疼”，最后“我”同样以杜冷丁镇痛，才真正地解脱了这些痛楚。我们用借口与麻木去代替痛疼，相信理性的力量，最后却溃败于理性之中，堕入更深的陷阱。陈希我以此来展示现代人在精神中的自我折磨及自我释放。在《母亲》中，我们同样以母亲的疼痛来掩饰我们的自私，在披上传统的道德伦理之后，我们谁也不愿意为母亲摆脱痛苦，因为我们不愿意做“杀害”母亲的凶手，而母亲的痛疼化作为了支持这种具有腐蚀性的伦理钳制的举证，痛疼是肉体王国的公民，伦理是精神王国的公民，在这里，那岌岌可危的精神王国公民面对痛疼与疾病时显示出原始野蛮与无情，这无疑成了一个悖论。现代人以物质的丰富掩盖了生命伦常的不可逆转性，而当陈希我再次提醒起这些结症之时，有人停下来沉默思考，有人选择继续逃避。

这是认识陈希我的“疼痛”书写的第一步。当下，书写资源丰富却繁乱，疾病诗学不再是新鲜话题，一再深化，在五四作家看来是一则无果的国族寓言。在陈希我看来，疾病与疼痛与精神抗争的结果，在现代社会却有可能影响到精神伦理的常态。

在小说集《我疼》后面的七个短篇小说里，陈希我讨论了以“疼痛”作为延展的几个话题，当代社会的各种精神候群症也渐渐浮出水面，“惨不忍睹”“脏”“烦躁”“死”“绝望”伴随着“哈哈大笑”“调戏”“笑了起来”“丢人现眼”等等词语频频出现在这些作品当中，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伴随着人物的“哈哈大笑”戏谑地出现在读者面前，陈希我的黑色幽默充斥着他对荒诞现实的复杂感情，也是其书写情绪的流露——愤懑与自我消解两者循环，同时，陈希我在书写中常常转换叙述人称，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到第三人称等反逻辑叙事当中呈现出其感知精神常态扭曲的暴力揭露。在《又见小芳》这个含情脉脉的主题之下，一场丑陋的闹剧正在上演，现代社会对“美”的疯狂消费引致的“减肥”，因为肥胖而得不到“美”的认同的富婆内心陷入了绝望的孤独，那个硅胶娃娃小芳是她最后的幻想稻草，精神再次在肉身的所谓“缺陷”之下沦陷。《风吕》涉及的则是陈希我常常关注的写作母题——日本的中国移民的生存状态，淑女与华仔二人在日本苟且生存，而淑女为了让华仔得到来到日本的担保而被老板玷污，她并没有得到华仔的感激和理解，相反让华仔从内心彻头彻尾地嫌弃自己，而第三方观察者劳伦斯先生，一个日本历史研究者（或者是一个日本慰安妇历史研究者），自己一边沉浸于对慰安妇历史的愤怒中，一边观察着邻居淑女与华仔的一举一动。作为人性沦丧的历史祭品——慰安妇的出现，见证人类精神溃败的第一步，同时慰安妇自身的贞洁真的不能挽回吗？甚至在精神上的圣洁也无法挽回被蹂躏的“肮脏”肉体？那么因为爱人而被玷污的淑女，她何尝不是一名现代社会的“慰安妇”。在高举精神万岁的旗帜之下，历史无法忘记，正如被玷污的肉体/国土正印证着被羞辱的过去，那些聊以自慰的道德、爱、浪漫化的故事，正是陈希我愤懑与自我消解的对象。其中，在自嘲、黑色幽默、戏仿等艺术手法下所自然呈现的是无奈、绝望、愤懑、痛苦、挣扎等等现代人情感的纷呈色彩，而这种复合型的情感色彩鲜明地呈现出现代人与现实生活相悖的尴尬与绝境。

陈希我的文字刻薄，他不断地与圣洁、高尚、纯真对抗，就如他揪着你的衣领大声喝问：“这身体，再洗，能洗得干净吗？”“疼痛”真的能以精神战胜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精神上的斗士吗？陈希我阅读鲁迅，在引起“疗救”的光明引途之下，他却同时看到了这位精神巨人犹豫、黑暗的一面。然而，再次回到疾病的隐喻的思考，我们应该秉承苏珊·桑塔格对隐喻惯性的思辨，在描述疾病/痛疼时，我们不由自主地赋予了其负面、消极的情绪，但是在陈希我的书写之下，疾病/疼痛有可能是一种常态，一种生命必然的常态。

三、“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

我还想到了死，那是怎样一种极端的疼？那是一生疼痛的总复习。可是疼痛是不是有极限？超过了这极限，感觉疼的生命就不存在了，所以死又是一种解脱。c陈希我认为疼痛的极端有可能是“死”，死亡是疼痛/疾病的终结者还是延伸？在疼痛与精神对抗较量之间，“死亡”作为疼痛的终点，是否就能超脱了肉体，让灵魂战胜肉体？他的思考在“死亡”中继续延伸。

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死亡是不吉祥的、需要忌讳的，在日常话语中，我们以百年、无常、往生等词汇来替代死、遮盖死。死是一个突兀的词，是会硌痛我们肉身的魔咒，我们极力回避它，仿佛只要在话语中避开它就真的能让死神却步。这种对死的怯弱态度实质上影响了文学对生命的态度。如何处理死亡成为对作家的严峻考验。初学写作或者粗糙的写作者经常随意地滥用死亡。死亡在陈希我这里有特殊的价值，因为死是生的终点，透过死亡可以显示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你可以战胜得了活，但你战胜不了死。我只能在写作中战胜死，让一个叫李杜的诗人和一个叫王妃的情种去死。”通过《欢乐英雄》的最后一段独白，陈希我袒露了自己的一段虚构与纪实相交的经历，他在福建师大的图书馆最高层往下望时，已然感受到死神的召唤，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他以写作企图战胜死亡，叫那些故事里面的人物为他探寻“存在”的可能性。“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要接受自己的死。只要‘死亡’存在， 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死显现出： 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死不是一个事件， 而是一种须从生存论上加以领会的现象。”d

“诗人叶赛宁的非正常死亡，成了一个巨大的载体，人们可以把对这世界的种种不满注入其中。但这不妨碍他们离开葬礼后继续他们原来的生活。他们不会去杀死自己，更不会无知地戮杀自己的心。他们知道是‘脑想’，而不是‘心想’，也知道‘脑死亡’是死亡的科学概念。”（《上邪》）在《上邪》中，诗人叶赛宁与如洇的爱情导致了“诗人之死”，作为“诗人之死”的调查者老枪从中不断思考自杀的合理性，“一个都没有自杀的社会，又是很可悲的。”（《上邪》）自杀是走向死亡的其中一条道路。《又见小芳》 《罪恶》 《欢乐英雄》 《上邪》等故事中主人公的死往往是故事的开端或者结局，呈现出“死亡”与“生存”的平衡性。在海德格尔所谓的隐藏的“状态”之中，陈希我明确地感知到“死亡”不是疼痛的终点而是另一种延展。小说集《我疼》里“死亡”性主题的反复书写也正是为了对抗死亡随时的到来，从而抵达自我救赎的彼岸，从另一个层面抵达向死而生的母题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希我的“向死而生”性正是其疾病诗学底蕴意义之所在。

陈希我曾经说过，探索人性幽暗的国度是其写作的基本动力。刻意的行为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包括刻意回避、故意遮蔽、装模作样，那是理性策略，但是文学最好是瞄准非理性。《绑住我》描述了一个看似合理却处处隐含着反抗和讽刺的故事，在泰国旅游里，我和妻子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男子屁吴，他行为怪异，常被人当作笑话，但他依然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在香港逛街的时候，他看中了一件粉色有胸口袋黑色纽扣的女装，而我也为妻子买下了这件女装。这件女装仿佛有着无穷的魅力，我与妻子一夜疯狂的鱼水之欢过后，妻子便怀孕了。而屁吴却因为妻子坚持不要这件女装而和妻子离婚。那些生活中的麻木被惊醒，非理性是生命的常态，也是陈希我寻求本真的手段。在充斥着“死亡”、“非理性”、悖论的故事里，陈希我的疾病诗学是带有探索性的，是不确定的，他尝试更加接近生活的真相，在“时间与存在”之间探寻超越时间的可能性，即故事的恒久意味。

黄子平在《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中提出，“弃医从文”与丁玲笔下的“弃文从医”的文人转换，是因为认清了文学家的自我“治愈”的幻象。e然而，疾病不再是一种隐喻，没有内烁着其他文化精神特质，疾病即是疾病，疾病本身组成人的身体的一部分，疾病也属于“恶”的一部分。《罪恶》描写了一个罪恶的发生，罪恶或许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内部存在的痛疾因子将组成一桩恶行。作者一步一步印证了一个小小的动作怎么以“蝴蝶效应”演变成一桩死亡。“我”、欧阳、妈妈桑、两个陪酒女、厨师，他们看似与日本人阿部的死亡无关，但是却渐渐引爆了这桩罪恶。正是这样明目张胆地以“我”的角度描述出来，才发现那些细微的好奇、好胜心、妒忌心、占有欲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这是一个怨恨之圈，每个环节都产生罪恶。就连行善，都要怀疑是否被欺骗，救人怕被冤枉，所以不做，见死不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恶一环。难道就不能斩断自己这个环节？罪恶到我为止！”是引起生理痛楚的才是疾病吗？而“性本恶”也是一种阐发于我们身体内部的“疾病”。再次在非理性的情节下，我们一步步靠近死亡，死亡成为了故事的开端（阿部被杀），引致我的推理又成为了故事的结局（阿部的死亡使酒局的斗争归于平静），“向死而生”在海德格尔的叙述里，是一种抵抗死亡的积极生存理念，陈希我的写作常常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在表面看来绝望、消极、黑暗的叙述当中，他高呼“罪恶到我为止！”印证了海德格尔关于“向死而生”的抵抗死亡的积极态度。

陈希我坚决与犬儒主义对立，“好死不如赖活着”是麻木的特征之一，将“强奸”化为“顺奸”，还可以享受一下快感，隐喻现代人在精神生活匮乏之下，寻找理由为自己的丑陋和罪恶辩护。艾青曾写道：“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瘙痒，而作家却并不是欢喜给人瘙痒的人”f揭露处处伤疤，反抗宿命，反对麻木活着，陈希我建构起了他的精神叙事的资源和立足点。

“灵魂有时候比肉身更为虚弱”，陈希我在“假扮上帝”的写作中认清了自身的写作角色，也认清了其写作任务——提供人类精神的镜像。在处处疾病隐喻成风之际，陈希我摒弃隐喻的丰富资源，让灵魂与肉体正面交锋，只有一句“我疼！”才唤出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极致忧思。

【注释】

a苏珊·桑塔格：《作为隐喻的疾病》，《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b王德威：《革命加恋爱》，《历史与怪兽》，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页。

c陈希我《我疼》，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d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8页。

e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涯》，《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58页。

f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