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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先声

    时间:2021-02-27 08:00: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正在由“请进来”转向“走出去”,迫切需要历史经验。萧乾是一位中外文化交流先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卓越贡献。萧乾取得的成就,固然离不开历史的机缘,但把可能变为必然的是他深沉的爱国心和民族文化自豪感、深厚的中英文学、文化和语言功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西方对待中国文化态度和倾向的了解,最后还有他个人的勤勉和为文化交流所作的充分准备。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先驱;萧乾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73—03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走向世界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逐渐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请进来’转向了‘走出去’,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考察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无疑会对“走出去”的战略提供历史的经验。在这一领域,萧乾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作家、记者、编辑、翻译家,还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在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更是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萧乾文化译介活动的成就萧乾早期的文化译介活动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求学和旅英期间,那也是他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最活跃的时期:包括为《中国简报》所作的译介工作,为《辅仁杂志》翻译的三部中国剧本,协助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第二辑)以及在英进行的各类演讲、出版的包括自译短篇散文小说集在内的五本英文著作。

    1931年萧乾接受美国青年威廉·安澜的邀请,负责由他主办的英文刊物《中国简报》的文艺版,先后译载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章衣萍、沈从文等中国新文艺代表作家的作品,并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简单评介。在《中国简报》第八期,萧乾列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包括继续译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出版系列文学专号等内容。尽管该计划由于经费原因未能具体实施,但萧乾所做的是前无古人的开拓性试验。他承担了选择作品、评介作品和翻译作品的大部分工作,为中国文学后续译介工作埋下伏笔。

    1932年,萧乾在《辅仁杂志》上陆续翻译了三部戏剧作品,分别是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王昭君》、熊佛西的《艺术家》和田汉的《湖上的悲剧》。《辅仁杂志》是一份面向全世界天主教文化界发行的英文月刊,萧乾将他的这些翻译称之为在《中国简报》上汉译英工作的继续。

    1933年萧乾开始同杨刚一起帮助美国记者斯诺选译《活的中国》第二辑。他们共同选出了包括柔石、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等14位作家的17篇小说,还收录了萧乾的《皈依》和失名(杨刚)的“日记拾遗”。这些作品的初译基本都由萧乾完成。这部《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的英文版在1936年由伦敦乔治·G·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借助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的经历,萧乾把众多优秀的中国作家介绍到西方世界。

    1939年10月,萧乾赴英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并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1942年夏,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英文系读研究生,主修文学;1944年6月离开剑桥,投身“二战”反法西斯战场的采访直至1946年6月回国。萧乾旅英共七载,在“二战”的背景下继续着“沟通土洋”②的努力:让中国了解“二战”状况,也让世界了解战时中国。七年之中,他同援华会、国际笔会和伦敦笔会中心以及剑桥各种社团往来频繁,多次进行关于中国的演讲,为介绍中国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英国出版的五本英文著作是介绍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们从不同角度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架起了一座桥梁。China but not Cathay(《中国而非华夏》)和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千弦琴》)两本编著以泛览中国为目的。前者介绍中国概况,后者对中国的文化作了多角度的描述,在当时也可被称为一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大全。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苦难时代的蚀刻》,是萧乾应贺尔门·欧鲁德约稿,为他主编的《笔会丛书》写的一部书。该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艺复兴”,即白话文运动,分析了为何一直以来闭关自守的古老中国要进行这样翻天覆地的文学改革。萧乾把中国现代文学称为“正在成长的一棵幼树”③,并通过后续的几章接连描述了这株幼树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翻译各方面受到的磨砺和成长过程。在萧乾所描述的这幅文艺图中,有对战时中国文艺的思考,对文艺发展趋势的分析,也不乏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析。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prints(《龙须与蓝图》),收入了他的两篇演讲和两篇对印度的广播稿,表达了他对战后文化进行的思考。萧乾把龙须比作中国的传统,把蓝图和足球比作近代工业科技和国防。当近代中国在世界课堂上努力争取“民族生存权”这张“毕业证书”时,画蓝图踢足球成为必修课。但龙须会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等待真正和平的到来。④The Spinners of Silk(《吐丝者》,中译又为《蚕》)是萧乾自编自译的散文小说集,收录有作者1933年至1937年间创作的十篇短篇小说和两篇散文。这些作品大多以底层人民生活为背景,反映着现实,思考着人生,也充满了诗性。杨义认为萧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艺术探索精神和创新才华的作家之列”⑤。经萧乾优秀的文笔自译的小说集,虽有众多删减,也可让不谙中文的西方读者一窥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采。

    二、萧乾文化译介活动的意义

    萧乾早年的文化译介活动是一个创举,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先驱性和开拓性。萧乾是将“五四”以后的中国文艺作品译成英文向世界介绍出去的第一人。⑥《中国简报》至少在英语世界,是最早介绍中国新文艺的一份刊物,而萧乾的《苦难时代的蚀刻》在英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纷纷载文回应。《泰晤士报·文艺副刊》说:“从这第一次的介绍中得知,中国新文学充满了活力。”⑦小说家约翰·韩普森在《观察家》说:“凡是有志于研究东西方关系的人,都应该仔细读一读萧乾这本文笔精炼而优美的论著。”⑧

    此外,萧乾编著的通俗读物在当时那个年代给了完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一个接近古老东方文明的机会,让中国文化多维度地展现在他们面前。这一点从《千弦琴》包罗万象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虽然阿瑟·魏礼一贯不赞成用读文选的方式去认识一个作家,但他还是为这本书写了序,并称萧乾编纂这本书是做了一件好事。20世纪90年代,英国珍本书出版社希望萧乾能够在该书的基础上重编再版,说明该书至今仍有着不衰的魅力。

    萧乾在英国作了大量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演讲,促使西方读者了解或加深了当时中国为寻求现代发展而进行的斗争。在此之前,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仅限于秦砖汉瓦、唐诗宋词。如喜好收藏古玩的诺丁汉博物馆馆长在听了萧乾的关于现代中国的演讲后,才知道中国并非仅是一个“老古玩店”,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示了浓厚的兴趣。⑨乔治·奥维尔致信于萧乾,称《苦难时代的蚀刻》在他面前呈现了一个他以前一无所知的崭新世界,他由此知道了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的生气勃勃。⑩

    西方读者能够较早地亲身经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得益于萧乾的翻译。他的三部戏剧译作受到众多西方读者的关注。他们觉得非常新奇,并要求杂志多刊登中国的新文艺作品。由读者的热情可以窥见萧乾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至于他自编自译的短篇小说集对西方读者来说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印度旅英学者穆尔克·拉贾拉南认为,萧乾的小说“尽管有着战时中国的激荡,他能在情致上不反常态,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高尚情操”。虽然萧乾的翻译只能为读者掀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冰山一角,但它由具体的实例向读者显示了现代文学的生命力。这一点在当时是弥足珍贵的。

    萧乾以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愿望,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二战”时期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当然,在当时萧乾对上述作家作品所进行的评介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的,甚至有些还存在着谬误。但诚如符家钦所说:“退回去半个世纪,一个人赤手空拳,全凭对祖国文艺事业的热情,依仗一管生花妙笔,把波澜壮阔的新文苑图景呈现在欧美读者的面前,这种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确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三、萧乾文化译介活动成功的因素

    及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萧乾曾谦逊地把他在英国连出五本书并都有再版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历史机缘。他是当时新从战时中国去往英国的唯一记者,而“珍珠港事件”后,英国读者想了解中国的愿望空前强烈,所以稿约、演讲不断。我们在看到这一外因的同时,更不能忽视萧乾的个人因素。

    萧乾进行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并取得了成功,首先源于他对祖国怀有的使命感和人生追求。不管是同安澜合办《中国简报》,还是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还是受英国援华会嘱托去英国各地进行有关战时中国的多次演讲,都是他希望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愿望的体现。如斯诺所说,希望让世界了解当时中国虽内忧外患,但是“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萧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做的这些文化交流工作不仅未得到资助,他还谢绝了斯诺和援华会的所有酬付,因为他把这一切活动看做一个中国人对祖国应尽的义务,这是他不懈地进行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撑。

    萧乾的作品选材精当,从不同的层次满足了西方读者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疑问。他的成功选材主要得益于他旅英七年间同英国知识界的往来和对西方了解中国动态的关注。如《龙须与蓝图》这篇文章,就是源自他1942年底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进行的演讲,而这次演讲源自他在剑桥的社会生活中得到的启发。当时英国知识界热衷讨论战后要个什么样的世界,哲学家罗素坚持认为物质文明是条死路,战后中国要致力于保存振兴古老的精神文明。萧乾在向往这一理想的同时,以核桃的桃仁需要硬壳为喻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委婉地驳斥了那些劝阻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好心人”。英国汉学家魏礼醉心于中国的唐代文明,甚至为了维持脑海中的唐代中国形象而不愿来中国,萧乾带着“微微的抗议和热切的希望”指出国与国之间需要深入的了解,仅凭唐诗无法走进现代中国。可以说,萧乾出版的作品均有的放矢。

    作家毕飞宇认为,在文化交流中,要“换位思考,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拿来主义’的问题。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萧乾的文化译介活动验证了这一强调自我建设的观点。他在国内用英语介绍中国新文学的三部曲就是一个案例。对文学的热爱让他义无反顾地耕耘在新文学的领域,有了一定的准备和积累。这样他才能在安澜邀请他编辑《中国简报》的文艺版时充满信心、应神父之鼓励翻译了三部戏剧,最终同斯诺合作,完成了他在国内向西方译介中国新文学的心愿。国外的经历也是如此。萧乾以前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这样一个“文化输出”的角色,但当机遇到来之时,他的个人素养和多栖身份已经为他做好准备。正因为萧乾身上综合了记者的素质、编辑的经验、作家的天分和语言的优势,他才能从容应对挑战和机遇,在译介新文化运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

    最后还要一提的是萧乾在译介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这同他的新闻出身以及斯诺对他的影响有关,也同他一贯的文学思想一致,即以读者为中心。萧乾曾说:“新闻写作训练一个人提起笔来心中有读者。”斯诺忠告他不能照猫画虎,并提醒他在翻译中国小说时,要以对中国毫无了解的读者为对象。这一思想决定了萧乾在翻译中追求忠实的基础上也非常重视语言的流畅性和译文的可读性。需要指出的是,萧乾在翻译他人作品和自己作品时采取了不同的忠实态度:对前者严格而对后者相对自由。比如,萧乾在自译作品中便略去了很多对西方读者来说不易理解或易产生误解的地方,这其中自然有他作为原作者的自信,删改之中仍可不悖原文。但无论怎样,这一翻译策略和文学思想都使得读者更容易接近并理解一部来自异国的作品。不难想象倘若一篇小说满是注解,满是不易理解的陌生,阅读起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读者如何能够享受品读的乐趣?他们选择中途放弃也在料想之中。在当时文化交流不畅的环境下,面对着无数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读者,萧乾的这一翻译策略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做好自身建设,还要专注中译外人才的培养。黄友义在第二届中译外高层论坛上指出,鉴于中西方在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通晓中文的外国人极为有限,这样的重担只能落在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肩上,但“业内人士估计,能够胜任中译外定稿水平的高级中译外专家在全国也超不过一两百人”。如何培养优秀的中译外人才,不断扩大这支队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关口。萧乾等老一辈翻译家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译介所付出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

    事实上,旅英归国的萧乾并未停止文化交流的步伐。不管是编辑英文刊物《人民中国》,还是重新焕发艺术生命后的频繁出访,他的一生都活跃在文化交流的第一线。回顾萧乾取得的成就,固然离不开历史的机缘,但把可能变为必然的是他深沉的爱国心和民族文化自豪感、深厚的中英文学、文化和语言功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西方对待中国文化态度和倾向的了解,最后还有他个人的勤勉和为文化交流所作的充分准备。

    注释

    ①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②⑩萧乾:《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萧乾全集五》,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5、638、625页。③④萧乾:《萧乾英文作品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37—159、145页。⑤杨义:《萧乾全集一·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⑥裘克安:《萧乾与中英文化交流》,傅光明、孙伟华编《萧乾研究专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502页。⑦Hsiao,Ch’ien.Semolina and Others.Joint Publishing Co,1984,P632.⑧符家钦:《记萧乾》,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31、13页。⑨萧乾:《生活回忆录·旅英七载》,《萧乾全集五》,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穆尔克·拉贾拉南:《评〈吐丝者〉》,左丹译,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48页。萧乾:《翻译:永恒的时髦》,《萧乾全集六》,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3页。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萧乾:《我爱新闻工作》,《萧乾全集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萧乾全集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黄友义:《中国特色中译外及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中国翻译》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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