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跳动的红舞鞋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春文学作者,他们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现代教育体制、西方经典童话、动漫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作品中少女的形象已经和传统少女大相径庭。城市公主梦逐渐替代了传统少女温良的梦幻,梦幻的恣肆和梦醒之后的苍凉,都以青春的飞扬,呈现在文本中,显示出一代青年快速成长的轨迹。

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对于少女的理解仍然是东方传统社会的。20世纪50年代《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青春万岁》中的杨祥云,70年代《班主任》中的谢惠敏,王安忆《雨,沙沙沙》中的少女,80年代《红衣少女》中的安然……少女的无知、单纯、幼稚、美丽和纯情等等,都是社会对于少女品质和特征的界定。对于少女本身精神和身体的成长,缺乏主体性的认知。90年代林白的女性独白,在一定层面上还原了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同时又在另一个维度上让女性和同时代的欲望话语纠缠不清。

现代城市生活调教出了许多大小公主,从幼儿画刊开始,就有《小公主》这样的刊物。少女的体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怀春少女的懵懂无知和纯洁天真。透过物质生存的面纱,少女们很早就知道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人生命题,要美丽要气质更要在丰盈的物质主义中保留青春的气息。然而作为少女的公主梦总有终结的时候,此时的心态和处理的姿态已经不是作家所能够预知的,但是文本只要提供了少女恣肆的梦幻和梦幻的失落与伤感,这些就足够代表当下许多女孩面对生命的姿态。

物质主义浸淫下面色苍白的公主们

实际上,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文化情境中,贵族和精英意识早已被铜臭味洗涤殆尽,充斥着暴发户和商人的蝇营狗苟。在物质生存方面,所谓的小公主都是人为制造出来迷惑平民父母和子女的一味幻药,大多数女孩在得到一个或多个戴着王冠的芭比娃娃之后,就会幻想着自己粉色的公主梦,而实际上在巨大的物质主义的运行机制下,面色苍白的城市女孩更多的是像红舞鞋中的嘉伦一样,只不过穿上了一双红舞鞋,就开始了自己对于公主梦的盲目追求罢了。在巨大的物质社会中,我们都是被遗弃的盲目迷途的羔羊。

《红舞鞋》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收养的小女孩嘉伦,一次看到了一位公主穿着非常华丽的红皮鞋,嘉伦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双鞋子了。收养女孩的老太太带嘉伦去受诚信礼之前,带着嘉伦买了新衣服,以及一双和公主一样的红鞋子。嘉伦从此上教堂就穿着这双红鞋子,尽管上教堂要求穿黑鞋子,但是嘉伦仍然坚持穿这双红鞋子,一天,有一个残疾的老兵,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那里,赞美说,多漂亮的舞鞋啊!嘉伦经不住赞美,跳起舞来,谁知竟无法停下来,她一刻不停地跳啊跳啊,嘉伦害怕了,想把这双鞋子扔掉,但是鞋子已经生在她的脚上了。她一直跳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屋前,让刽子手将自己的双脚砍掉。嘉伦真诚地为自己的虚荣忏悔,她在牧师家找到了一份女佣的工作,她努力干活,不计较工钱的多少,最后,她的灵魂终于得到了净化,升上了天堂。

这是西方童话中的一个类型化的故事,追逐虚荣,追逐虚荣的恶果以及通过行动与宗教的忏悔,灵魂最终得救。因为宗教的劝诫意义,《红舞鞋》另外的意义被遮蔽了,那就是嘉伦对于红舞鞋、舞蹈的痴迷,实际上是对于艺术骨子里的一种沉溺与追求,红舞鞋仅仅是一种象征的符号,当然在童话故事里,这种沉溺是不合适的,最终就连嘉伦本人都对这种沉溺惊慌失措。武力终结了艺术,让沉溺于艺术的少女回归了上帝。对于西方童话《红舞鞋》来说,嘉伦从上帝的教义中出走,因为虚荣迷失了自己,最终通过忏悔赎回了自我。从上帝那里出走,最终回到上帝的怀中,《红舞鞋》实际上有着一种出走与成长的暗喻。

当下城市生活豢养出了少女对于物质天然的亲近和沉溺,同时,这种沉溺往往在青春期以艺术的形式和名义,存在于青年亚文化氛围中。所有的女孩都像嘉仑一样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双红舞鞋,跳上优美的舞步……以及拥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属于公主的浪漫。然而,在实践这种艺术范文艺女生的过程,就是一次次从日常生存中的出走。在一次次出走的过程中,少女对于自己沉溺于红舞鞋的行为逐渐张皇失措,逐步发现这种脱离日常的沉溺所带来的漂浮感、失重感以及一无所依的丢失感。最能体现这种文本特征的是张悦然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这个集子也是至今最能体现张悦然才华的小说集。

无路可走的出走与文艺女生

在张悦然前辈女生那里,出走似乎都与宏大叙事的主题有关,比如关于革命的、爱情的、欲望的、婚姻的、自由的……在中国20世纪漫长的一百年中,一连串的主流价值观赋予了梅行素、莎菲、林道静们沉重的主流话语表达方式以及各色的时代标签。她们的出走都有某种宏大的理由,因为这种宏大的理由,她们的出走具备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行为上的合法性。到了21世纪的当下,张悦然们显然没有她的前辈女生幸运,在她这里,所有的出走都没有了宏大理由,甚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理由。在貌似物质丰裕和行动自由的社会情境中,在貌似无须出走的荒谬出走中,张悦然们实际上撕开了一个个沉默的青春伤口。在人为撕开的伤口上,张悦然却比她的前辈写作者更加坦然地叙述着关于女生出走的主题。因为人从日常性中出走无需任何理由,正像回归的时候自然会回家一样。

《黑猫不睡》叙述了一个男尊女卑家庭里的女孩,仍然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公主,依然有着一个邻居晨木反复告诉她:小公主,我会让你住在蔚蓝的宫殿里,穿一尘不染的长裙,把墨墨(一只小狗)喂成走不动的小猪。告诉女孩甜言蜜语的男孩走了,而女孩依然沉浸在一种公主落难的气息里。在张悦然最初的短篇里,无论贫富,城市公主女孩是她描述的典型意象。

在《毁》中公主女孩遇到了梦想中的男孩,男孩带着理想中的洁净的艺术气息,于是女孩认为自己找到了摆脱尘世污浊爱情的红舞鞋。这个带着女孩臆想的符号化的男孩就像多年前她的前辈女孩们沉溺于革命、身体和婚姻伦理价值一样,女孩很俗套地带着飞蛾扑火的勇气,跟着男孩一起走了,与现实的生活渐行渐远,或者说在对日常性的疏离和迂回中,女孩最终认识了日常性的生存。《毁》是一次对于自己臆想的试探,毁这种艺术男生喜欢蜡烛胜于灯,喜欢咖啡店胜于游戏机房,喜欢文艺片胜于武打片,喜欢悲剧胜于喜剧,喜欢村上春树胜于王朔,或者根本就不喜欢王朔。因为没有现实的依凭,毁这种纤细苍白的艺术青年最终毁于一次意外的暴力实践,这种男生实际上是艺术女生的标准范儿。并非所有的城市公主女孩都会有出走的冲动,只有对青春生命有着梦幻冲动,急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红舞鞋的女孩,才会在某一时刻和某种形式的出走遭遇。在纯情的青春期,这种艺术女生带着魅惑人的纯洁的妩媚,像迷途的羔羊一样询问着凝视着教堂的尖顶,而这种教堂的尖顶在文本中,仅仅作为一种宗教的背景存在,因为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少年男女来说,教堂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所在,那种尖顶的矗立对于尘世的穿透,既有着某种莫名的诱惑,同时又因为现实生存和教堂巨大的落差,让他们对于这种穿透捉摸不定。于是目光在多次穿越宗教的形体和她的象征天使之后,依然只能找到文艺青年范儿的落脚地。

这个集子中的《霓路》和《毁》是一脉相承的,在《霓路》里,张悦然依旧钟情于对于文艺男生的摹写,《毁》的下一任叫小野。《霓路》依然描写是青春期常见的出走主题,这种出走不关乎具体的生活和学习,而是一种青春期特有的对于未经历过的生活与情感的向往。在成人世界里,这种出走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没有良心的。但是青春年少的确有着不得不出走的理由与苦衷,在青春期的某个阶段,自我的主体是封闭的,甚至于呈现日常生存里的那个人只是自己的行尸走肉,真正的自我掩藏在单纯天真的外表下,已经千疮百孔,这种千疮百孔尽管仅仅是因为敏感、不理解生活而臆想出来的。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青年必定是与成人世界无法沟通,才会出现从家庭和社会中出走。独自一人或者是和一个男孩一起出走的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在这种出走之前,少女的心已经无数次地出走在尘封的青春阳光中。《葵花走失在1890》中这样描述:“我和小野一样地嫉恨这个恶俗的世界。我们都像无辜而干净的小水珠,是有洁癖的水滴。我们一刻也不能忍受沾染灰尘的旅行或者是肮脏云朵的栖息……我和小野是一样的,开始我只是安静和隐忍的,或者说我是蒙昧的。我只是自言自语地烦躁和抱怨。小野启发了我,我要挣脱云朵这个垃圾场一样的收容所。我要和小野一起向上飞。我们要在更暖和更皎美的地方得到洁净。”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在丰盈的物质生活,乃至更加开放的文化环境中,的确在青春的反叛期就开始了一种对于传统的轻蔑,小野除了热爱艺术之外,什么都不做,可是他却轻蔑他朋友的趣味,嘲弄女孩的流产,这种对于世界轻蔑的爱的方式属于艺术家和疯子,而青春期的少女会因为对于艺术的向往和对于现实的苦闷,对这样的人和生活方式着迷不已。

《霓路》中,女孩对于艺术和爱情的觉醒是同时的,在对于小野艺术天分的惊叹中,“我”和自己的日常性告别,走向未知的理想的霓路。实际上,理想性对于任何时代的少女都具有深度的蛊惑,革命的、金钱的、肉欲的乃至艺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想性以及对于理想性的幻想,让少女从日常性的安稳、宁静中拔起,没心没肺地出走到凶险难测的理想之旅。即便是小野这样外表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文艺青年,带着无辜少女的出走依然带着盲目的伤害性。小公主和男孩一起出走,寻找艺术理想的霓路。故事是老套的,理想最终在对抗现实的过程中消解了彼此的爱情,原本就消瘦的爱情,非但没有因为出走而丰盈,反而像无数代的老套爱情故事一样,爱毁灭了,文本留下一缕对于艺术无言的幽怨。

在出走的路上,女孩怀念以前的生活,但是她对以前生活的依赖怀念中夹杂着说不清的一种不屑,她称妈妈为给她刨冰的女人,称爸爸是给她买礼物的男人,称自己的避风港家为任她撒野的家,称自己生活的城市为她可以摘下星星的城市。但是这样的生活她依然要逃脱,因为爱情以及对于未来不切实际的向往。爱情是靠不住的,尤其是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城市少年男女,流浪或者远行仅仅是对当下生活的一种逃避和精神上的向往。最后,女孩被小野送上了回家的火车,女孩竟然没有真正地拒绝,相反,女孩的外婆出现在梦里。女孩觉得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吉利的事情了。外婆是一直呵护她的人,女孩一直在她的庇护下,可是后来女孩丢失了外婆给的礼物,跟着男孩逃跑了。外婆一定生女孩的气了,所以她再也不肯在女孩的梦里露面。今天外婆回来了。她笑了一笑。女孩知道她原谅她了。实际上,女孩的出走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出走是认识生活本真面目的一个过程,出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回归日常的生存。

《霓路》实际上又是一个寻找红舞鞋,穿上之后不停旋转的故事。在旋转的流浪生活中,红舞鞋失去了魅力,男孩和女孩的内心都急于摆脱红舞鞋的舞步,最后回归家庭依旧像回归上帝一样合理。

小说《葵花走失在1890》表面上或者说张悦然在写作的时候,显然是在写爱情,然而,对于当下生活的出走,仍然属于出走主题。如果拨开这种葵花少女对艺术家的暗恋,因为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作为现代人的读者已经将一个女人对于艺术和艺术家刻骨铭心的爱深深地记在脑中,同时陌生女人也成为一类女性的符号。这个文本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葵花的身份通过超现实的力量转换成少女,而最终却是以葵花的身份和艺术家合二为一。同时文本选取的是艺术家最终接近死亡的时空,在死亡的阴影下,艺术家和少女都在一种平静的叙述中走向墓地。在这个文本中,葵花是主动的不顾一切地去寻找接近艺术家的可能,这是一个寻求艺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葵花看到了艺术与艺术家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时遇见了艺术家生前的种种是非最终和解的结局,才性和人性的搏斗,尽管如此,她还是选择了和艺术家合二为一。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追求自我与艺术的成长过程,不过很难理解,这些作者为何还没有透彻生,就轻言死亡?在对于少女爱情的诗意描写中,对于艺术体验的虚荣和炫耀应该是文本背后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在张力。在一个被考试制度压抑的时代,呈现对于爱情与艺术的一种献身乃至以身体作为祭品去面对艺术的死亡,应该是这个文本最感动人的地方。

张悦然越过了绝大部分的真实生活镜像,像莫言所说,在飞扬的想象与透明的忧伤中,走向青春叙述以及梦幻般的迷失境界。对于同龄的无数女孩来说,青春的确像张悦然文本所展示的那样迷离、伤感又绝美。尤其是孤独,一种独生子女时代特有的孤独感,因此这个时代青春期的梦幻色彩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女孩都自以为是公主,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王子。等到有了所谓的王子,才会真正体验到王子变青蛙的可笑,自己也成为那个童话中喜欢穿红舞鞋的假公主。

物质的成长与诗意的追寻

只有真正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人才能将城市作为既轻蔑又眷念的对象。张悦然笔下的城市公主女孩往往带着对于城市轻蔑与眷念的双重情感。城市带着某种温馨熟悉的气息,让她们安稳,同时又袒露着她无法遮蔽的丑陋,让她们不停地厌弃。于是女孩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逡巡,但是最终仍然会回到某个城市的某个钢筋混凝土的空间,心中固守着这种轻蔑与眷念。中国无数的作家在描写乡土的时候,大多意绪纷呈,心态复杂,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描述的乡土具备了传统的经典气质。“80后”出生的部分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城市某种经典的生存气息。

物质的成长和心智的成长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城市养育了我们,城市是缺乏诗意的,城市意象的诗意满足不了我们像野草一样滋生的想象力,于是我们便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次次地从一个城市逃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种形式逃离到另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古典的纯粹与高贵,我们始终颠沛流离。

城市少女日常的成长主题成为这个小说集叙述的又一个中心,在对于城市文化意象符号香水、蕾丝花边、咖啡馆等诗意想象中,张悦然笔下的少女在物质主义的情境中成长,她们一边真心热爱城市提供的一切物质主义的享受与便利,一边又轻蔑地对于这个养育自己的城市不屑一顾。在《这些那些》里,在对我的异地大学生活的丝缕描述中,夹杂着对于以前生活的城市的眷念,以及对于当下城市的享受,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张悦然的文本中,城市少女司空见惯的香水、蕾丝花边的裙子,星巴克咖啡馆、马克杯、粉红的芭比、胸腔形状的草莓以及孕育这些的城市,这些意象对于文本中的少女来说都具有某种安稳的气息,因为这些和少女每一天的成长紧密相连,正如我们以前文字中无数关于乡土的意象对于乡土中国的文人一般。在被现代城市豢养大的少年眼中,只有城市是安全的,在一个都市的咖啡馆里的流浪身心,是一种常态的自我放逐,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文本中有着对于少女坐公交车和买卡子的描写,非常随意而又到位。大多数女孩都会有过下了公车,随便逛逛的经历,那种面对路边精品小店熠熠发光的眼神,让每一个成长都充满了细小的诱惑,乃至这种青春期的习惯会一直保持下去,甚至直到老了仍然喜欢美丽的卡子,就像母亲给女儿买卡子,会接着给女儿的女儿买卡子一样。

城市成长中呈现与倾诉的诱惑。盛装而出的少女,单纯而嚣艳,这种单纯的嚣艳以及为着嚣艳而嚣艳的勇气与作派,是以往的文字以及以往现实中的少女所没有的。她坦然:亮晶晶的发卡、一头辫子、大的双肩包、长长的层层叠叠的袜子和很高的跑鞋……去和一个男孩约会,其实少女真正迷恋的是从家到男孩身边的一段路,它像极了一场表演,是一场精心打扮的演出。成长的过程是为了最终到来的演出,这场演出会将会带着青涩而嚣艳的少女走向不可避免的成熟与成熟之后的逐渐凋零。城市女孩突出的特点是正面虚荣的诱惑,坦然呈现物质的自我与身心,这种呈现是一种自由同时又是一种深度的诱惑,因为过度地袒露无疑会招致非议,以及带来某种不加节制的放纵,乃至在虚荣的呈现中最终迷失自我。

在狂躁不安的青春期,宗教和友谊往往能够给予少年男女最直接的安宁和宽慰。因为宗教让狂乱的青春有了片刻沉思的可能,而友谊是最能够映射杂乱青春期的明朗色彩,毕竟面对成人世界表面的整齐有序,杂乱的青春骨子里却是洁净真挚的。同时更因为友谊能够让青春倾诉,倾诉是我们当下最缺乏的方式之一,因为很多人认为无处可倾诉,更多的人已经不会倾诉或者说已经没有什么真挚的情感值得倾诉。青春却是一个需要倾诉和倾听的时代,而这种倾诉往往因为成人世界巨大的对于这种倾诉的排斥和漠然得不到应有的认同,在《这些那些》中,“我”对小舞的倾诉让“我”适时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和当下,在女孩飞动的长发咝咝生长的过程中,倾诉成为成长的一种方式。

《桃花救赎》更是典型的关于少女成长的文本,可以和张爱玲的《沉香屑 第二炉香》相比拟。当然张爱玲在文本里主要呈现的是一种冷漠的悲哀的人生戏剧,少女心路历程让位于悲凉的人世底色,人性的善变与丑陋遮蔽了少女对于身体、欲望与婚姻的认知。张悦然《桃花救赎》却真实地表达了当下少女对于爱与欲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女孩来说,常常看到性。看到、听到,但是她不要谈到,更不要沾染到。因为没有理解和尊重,只有在黑暗中汹涌澎湃的男性的欲望的暗潮,在逼迫人向欲望投降的物质都市主义中,青涩的青春会像果果一样迅速成熟、美艳以及极快地凋零枯萎,只剩下所谓熟女的衰败和趾高气扬又无比虚伪空洞的奢华与世故。Tori Amos,她被自己的乐迷强奸,一度对于异性的排斥,最后步入婚姻,最终成长为女人,ToriAmos是一个隐喻。少女最为动人的部分,例如美貌、性感、处女等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而都是作为被强奸的对象。青春美貌无疑是吸引男人眼球的,而觊觎青春美貌的是晦涩阴暗的欲望,处女是所有中国男性心中难以掩饰的一种癖好,在对于处女贞洁品性的赞叹中,男性最终觊觎的也是处女的初夜权。所以在《桃花救赎》中,“我”毫不讳言自己是个处女,而且再三强调自己还是一个处女。尽管中国大多数男性仍然期待自己的新娘是处女,但是处女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树立贞洁标签的词,“我”强调自己是处女,并非因为“我”守着自己的处女膜,而是“我”不相信有一个真正能够尊重自己的男孩来娶自己。对于爱情的尊重,对于处女的尊重在这个时代已经像一个被解构的笑话。如果没有人在乎处女,“我”的在乎就是一种病态,和果果的迅速成熟相伴的是少女粉色爱情梦的破碎——肮脏的小旅馆不能产生优美的性爱,男性欲望的本能永远伤害着女性柔软的身心,除非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欲望与坚硬。“我”最后对于白色棉布的执著询问带着双重的意味,少女身体和心灵的合二为一在当下是罕见了,对于这种合二为一的坚持即便略显病态,也显示出这类少女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姿态。但是作为另一面的男性在意白色棉布吗?在意少女身体与精神的纯洁吗?男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是否能够和女孩一样呈现在一块白色棉布上呢?正是欲望都市对于性本身的极度渲染,让少女对于一切的男性产生了怀疑,在欲望化的目光中,任何一种坚守和退让都是一种变态和偏执。文本设计了赭石作为“我”的救赎者,而真正的救赎者在茫茫人海中又若沧海一粟般难以寻觅。

《心爱》中的几个短篇实际上是典型的拒绝成人世界的隐喻。纽扣、Kenzo香水、核桃与Lamb乐队,少年时代的回忆往往是紧张不安和充满屈辱的,因为远离了童年时光的天真烂漫以及成人世界对于儿童的宽容与耐心,少年时光因为似懂非懂的懵懂状态,让生活和情感都在一种变形的状态中亦真亦幻。“我”对于少年时代的记忆也是变形的,在我们的少年记忆中,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情是最记不住的,比如每日的上课、写作业与面对枯燥乏味的家人与一日三餐,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在少年心性中一文不值。我们的记忆是变形,我们只记住我们愿意记住的往事和人物。《心爱》通过四样东西记住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纽扣代表了“我”和女友切实的少女情谊,香水暗示了少女一段幽怨的情感,核桃是一个典型的意象,隐喻着鲜嫩微甜又青涩的初恋,乃至这种初恋一尘不变地干枯风化的结局。乐队是少女向青春期过渡的见证。“我”是一个愿意保留记忆的人,因此“我”还能在青春末期去回忆曾经的人和事,而和“我”一样的绝大多数的前少男少女和现在的主流青年已经带着鄙夷不屑的姿态,像前辈一样鄙薄曾经的自己,如此迅速地衰老下去,像无数的前辈一样。

这里又是对于少女时代丝缕情愫和情绪的倾诉,这种倾诉充斥着这个小说集,密集地轻柔地又执著地敲击着一个个少女粉色的心门,这扇心门对于成人世界是紧锁的,无数的女孩在成为女人之后,都关闭了那扇少女的心门,尽管它曾经也如《心爱》中的我一般打开过。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的过去,因为我们的成熟,于是在遗忘中,我们又一次指责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不成熟。

张悦然从来没有正面描述过她对于当下教育的感受,相对于韩寒的正面冲击,张悦然显然具有某种对当下的妥协与退让。在她的笔下,成人世界是隐遁的,在故意的虚化的处理中,成人世界是为着她笔下的少年世界衬托一个晦暗的底子,在这个颓败的晦暗的底子上,少女的红舞鞋就格外的惊艳夺目。对于张悦然来说,成人世界仅仅是少年行径的一种背景,或者说成人世界尽管对于少年世界是敞开的,但是少年世界在恣肆的情感中却始终紧闭着自己年轻的门。在这扇紧闭的门中,面色苍白的城市公主们穿上了红舞鞋,一圈圈转动着梦幻的舞步,一步步跳向不可知的生存和命运。从日常性中出走,在物质主义的豢养下成长,追寻城市物件的诗意,面对欲望无力自拔的自我呈现,守护友谊与爱情而发出的低沉倾诉。■

(郭艳,鲁迅文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