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方案改革背景下的贫富论

[摘要]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口号（1985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目前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先富带动后富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问题，是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个难题。收入分配方案改革已经被中央提上议事日程。在这大背景下，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贫富之争、义利之辩，厘清贫富差距问题的各种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今中外，贫富差距都是一道社会性大难题，都叫为政者挠头。“均贫富”大旗一竖，皇帝老儿最怕了。拎箱提袋去分富人财产，哪个穷人会不高兴？2011年9月爆发于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老美那儿也有人打出我们大革命时期两湖农运口号——“吃大户”（Eat the Rich）。贫富差距一直是各国社会矛盾焦点之一，这个问题弄不好就会影响安定团结，会捅大乱子，关乎“维稳”，乃是政府与知识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

国家统计局2006年6月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富者掌握着45%的国家财富；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财富1.4%，差距达33倍。[1]再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 的人（150万家庭）掌握了70%的国家财富，美国则是5% 的人掌握了60%的国家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2]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2008年中国隐性收入9.4万亿，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其中最高端的10%占到隐性收入的62%；最高收入的10%家庭与最低收入的10%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65倍。[3]2006年，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达到国际公认警戒线。[4]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农村基尼系数0.3897，城镇基尼系数因无法统计富人收入而未发布。[5]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5,属于世界最高水平。再根据食品与粮食有关的价格涨落对居民的杀伤力，“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容易受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6]另一组数据：1979～1982年，全国上访2万起，2005年3000万起，增加1500倍。2010年2月25日，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指出近10%的黑社会由公职人员组成和领导，整体治安状况转差，青少年犯罪率提高。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种种矛盾中，贫富差距占据相当比重。

再看医卫方面的差距。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截至2003年，44.8%城镇人口和79.1%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服务于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干部长期占用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一系列数据表明目前医疗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平。[7]

基尼系数与急剧攀升的上访数，一为根须一为现象。如何看待贫富差距？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认识这一差距？如何理顺其间逻辑？事关社会基础价值观，也是国家实现人权的主要考量指标之一。

一、思富乃奔富的初始动力

贫者思富为天然人性，贫者很难看到别人先富起来而脸不改色心不跳，尤其早年“脚碰脚”（杭俚：差不多）的兄弟走到前面去了。哪一位贫者会没有一点妒富之心？妒富既是人性之常，思富便成了奔富的初始动力。1919年，鲁迅看到：“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8]鲁迅在此讲了“不平”的尺度问题，即“不平”虽然是自我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引线（如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但不能仅仅依靠愤恨去改造社会，尤其跳过自我改造去直接改造社会。对社会管理层来说，如何引导贫者的妒富，如何将妒富转化为正当的思富，而非一味将妒富斥为“红眼病”，才是“领导艺术”的体现，或曰“历史理性”的实现。

一见人赚钱就不乐意，见不得一点“私”，视私如敌，视富为仇，这样的“红眼”心态如何与商品经济对接？严重错位的价值观乃是束缚改革开放最粗实的大绳。80年代至90年代，国人都在愤愤不平：“从监狱里出来的都发了！”似乎这些“专政对象”不但不该发起来，还应再次成为“专政对象”，贬呼“匪商”，不愿承认人家富起来的合法性。这批人赤身出狱，无铁饭碗可捧，不得不下海，自谋生计，被迫从商，这才吮到市场经济头口水——第一拨下海者都发了。

对待贫富差距，古代贤哲各有见解。 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老子李耳的均产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这些都是朴素的平均主义。儒道两家都从直观上看到贫富差别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开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同一帖药方──大同。彼此彼此，大家一样，人人平等，无高无低，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不再心理失衡，不再有“世间不平”，不再有…… “大同”之旗美丽飘扬两千余年，成为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终极处方。历代农民造反，无不举喊“均贫富”。明末《闯王造反谣》——“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即以经济为动员口号。“大同”思想为“均贫富”提供了重要的价值依据，每次农民起义也在短期内起到均衡社会财富的作用，调节了既有财富的分配。但每次农民造反，均产制总是只能实行于一时，无力挺持以长久，新朝建立后总是“逆取顺守”，很快回到前朝旧制。红色史家将这一“回归”呼为“丧失革命性”，或曰“思想局限”。其实存在即合理，最大的局限是历史本身，当时只能如此这般，否则要出乱子，会危及新朝政权的稳定。很简单，皇帝能够与农民百姓均产么？官吏俸禄能够依靠均产制提供么？

化妒富为奔富，转负面情绪为正面动力，类乎“变废为宝”——以“公平”促“效率”，实为现代高级人文精神的体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从整体思想价值走向上，就是不再简单压抑人类自然本性，而是转为承认，在尊重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引导世人走上“非暴力竞争”方向——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进入精密的高层次人文境界。我们之所以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没有读懂市场经济，不理解“看不见之手”的合理性，当然是中国士林的整体能力跟不上趟，可曰粗糙的农业文明一下子理解不了人家工业文明的精密。

二、共富成了熬穷缚绳

1949年后，我国烧了三十年的大锅饭，踏上“大同”彼岸。然而实践证明：理想不等于现实。“大同”在蓝图中似乎解决一切社会矛盾，花好稻好，实践中却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抹杀个体差异致使竞争失去必要，社会前进失去价值驱动。“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收入与绩效脱钩，人性中惰性成分“发扬光大”，全国磨洋工，全国人民倚着共产党。失去绩效决定分配这一杠杆，生产连年疲软，人民公社化很快迎来大饥饿，居然没饭吃了！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至少不是国人想要的社会主义，不是他们希望的“大同”。

均产实践告诉国人：一、平均主义只能调整社会既有财富分配，不能有效递增社会财富总量；二、生产发展离不开“按劳分配”，不能只讲分配公平，不看绩效优劣与生产公平。“文革”后，国人痛苦承认：“一大二公”脱离历史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必须退下来，承认私有制的相对合理性，必须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让绩效检验生产。同时，多劳必须多得，少劳多得也是一种剥削，而且是危害更大的剥削。此时，国人有了更上层次的深刻总结：不能仅凭理想丢弃经验。“大同”只从表面上解决了贫富差别，却引发更大的弊病——社会生产力整体疲软。大锅饭使企业权责不明，管理者竟可不必考虑生产绩效！所谓的“公平”却引发更大的不公平，还深刻影响“效率”，大家共富成了集体熬穷，“共富“成了“熬穷”的缚绳。

“大锅饭”跷脚照顾贫者，只求公平不顾效率，此路难通。用均产简单解决贫富差距，已被证谬。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经过艰难的观念转型，今天好不容易使公众接受“拉开差距”，知识界也对“差别产生推力”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从人均GDP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攀升至2010年的2.9992万元（折合4430美元）。[1]事实自然胜于雄辩，实绩证明一切。极左派要求重回“50年代”，缺乏最要紧的实绩支撑呵！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问题也是多元的，恢复历史理性后，原有的社会矛盾也回来了，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问题再次浮现。市场化转型后，收入差别逐步拉大，现已到了国企老总年薪6000万元与普通工人仅2万元之间的3000倍。贫富差距过大，引发另一翼的社会生态平衡。如果持续增长的财富不能有效转化为社会均益，事情也很麻烦，也会造成可以预见的社会动荡——不满情绪激荡（上访率激增）、道德沦丧、倾轧加剧、犯罪率上升等，反抗社会的破坏力量自然同步上升。穷人过于庞大，自然容易出陈胜吴广。法律法规如何调节？如何解决富裕之后的社会矛盾？新问号的压力与时俱增，也需要直面解决，拿出可供选择与执行的方案。至少，知识界有责任提供思路，管理层亦须积极应对。

三、效率应优先

从广义上，各种税收也是法律的一部分，现代精密的累进税制乃是国家行为的“夺富济贫”，政府获得二次分配的物质基础。古今中外，政府当然只能向富人多征税，既然无法从穷人那儿抽取“油水”。一个现代化国家，势必需要法治配套，需要高级复杂的法律法规作为“安定团结”的保障。而高级复杂的法律法规，只能来自国人的认识能力，精密的法律法规只能来自精密的认识。大锅饭、平均主义实为原始低级的小农意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单极强调公平，结果损害效率，南辕北辙，闯了大祸。

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自然都重要，不可或缺其一。但从顺序上，效率则应优先，因为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各尽所能但只能各取最低所需。时日一长，强者很难持续保持“无产阶级觉悟”，不愿为了别人的“公平”无偿贡献自己的效率。因此，既要调动强者的积极性以提高生产效率，又要调整法律法规保证弱者沾享生产发展的社会均值，实在是一项十分精密的社会化工程。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平衡各方利益的精细度，当然是社会文明度提高的实质性体现。

一方面调动富人殖富的积极性，做大蛋糕，增加全社会可分配财富；另一方面关怀弱势群体，使他们沾享社会发展均值，沾享“效率”。其间难度在于贫富差距的合理性：既要以差距体现贡献大小，推动强者不断殖富，又不能使差距过大，致使弱者心理普遍失衡，造成社会动荡。这里，除了必须防堵官员以权谋私，最麻烦的还是如何合理安排公平，如何在不损失效率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可能的公平。用通俗的话来说，“大锅饭”还得烧一点，但不能太香。拿捏其间分寸，既体现政府与法律界的智慧，也考验国家的整体能力。走向现代化，即走向高级化，指标之一就是法律法规的精密化复杂化。还想依靠简单的“阶级觉悟”与“道德净化”就能走向现代化，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四、富人乃济贫之源

清人袁枚曰：“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激情燃烧年代”的许多做法，不是正如袁枚所言“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袁随园之语200年后居然还管用，已经看到“富民者，贫民之母也”，达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层次。从相当意义上，富人乃济贫之源。均了贫富，大家共贫，谁还有能力接济他人？暴烈劫富只能是一次性的杀鸡取卵，接下来怎么办？谁还能成为济贫的下蛋母鸡？谁往济贫池不断注水？

2010～2011财政年度，香港税收创新高，10万高收入者承担66.2%个人所得税。香港税法规定起征点为10.8万港币／年（月均9000元），已婚者免税额为21.6万港币／年，养育每名子女再减税6万港币（2011年5万元），供养父母兄妹每名再减3.6万（2011年3万港元）。[1]让富人多缴税，历朝历代都“只能如此”，也是唯一可行之策，这里的“度”就在于不能夺富夺到富人不再下蛋——失去殖富积极性。现代化要素之一就是执政能力的智慧化与精密度呵！

让富人不断生产殖富，通过税收与慈善事业持续抽肥，变暴力“劫富”为柔性“剥富”，视富人为下蛋母鸡而非只能杀食的唐僧肉，可持续再循环，生生不息，岂非比只能“一次性”的劫富更高明更有效？灭富既影响社会生产力，又使济贫池失去注水者，最后吃亏的还是穷人。从现实可能上，十三亿国人不可能齐头并进一起富起来，与其在平均主义下熬穷共贫，当然不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可让先富者带动他人奔富，也提高社会济贫能力，避免最最糟糕的共贫。

欧美先进国家的历史实践证明：让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先富起来，让他的“微软”贡献于人类，并通过拥产900亿美元证明其个人能力，然后“引导”他与美国次富巴菲特“裸捐”——将一生所积财富投给慈善，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岂非真正可持续的长效“共产主义”？既提供巨额物质财富，也提供崇高人格境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当然越多越好。如果一开始就不准比尔·盖茨领跑，不允许他先富起来，他还能做大“微软”么？还能实现如此个人价值么？世界还能得到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新人”么？

当然，富人也有不仁者，但以少数“黄世仁”否定富人的整体社会贡献，甚至否定其存在必要性，本身就是认识能力的低下。饥寒起盗心，贫者更容易犯罪，古今中外监狱里贫穷者总是大多数。贬富尊贫，站得住脚吗？

偏激的情绪当然来自偏激的认识，以偏概全的仇富情绪必须疏导，避免积久成爆。具体措施为：一、积极消除极左时期丑化富人的残余意识；二、反复说明奋斗致富的价值正当性，以及存在贫富差距的历史必然性；三、力倡富人行慈，建立“回报社会”的普遍意识。数管齐下，既引导富人行慈，亦释缓弱势阶层的仇富心理。

五、义利之辩

上世纪50年代“反右”以后，意识形态日益左偏，至“文革”竟将个人私欲定为“万恶之源”，绝对打倒。从“大公无私”的合理限私进至全面剿私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相对正确的起点，超越限度，走至极端，迈入真正的“反动”——颠倒了社会秩序和立足基点与基本价值顺序。

“私”不仅为人类动物天性，也是个体生存之必备，无私之人还怎么活？还需要活吗？1905～1907年，梁启超与同盟会发生“立宪与共和”的东京大辩论，涉及对未来的规划。梁氏：“盖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人类以有欲望之故，而种种之经济行为生焉。” 如若“平均地权”，“今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其财产所有权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1]从社会管理层面，设若人人管好自己，社会岂非一切安好？对“私”只能限不能灭，亦不必灭。此外，有私才有公，私乃公的价值根须，贬私为罪，个体不存，集体何在？还需要集体吗？世上存在脱离私利的公利吗？“私”一张不开嘴，“公”也就没了实际内涵。斗私灭私，超越必要地要求社会成员，并以此为地基建立所谓新型意识形态，地基既歪，地基已偏，所建之屋还会稳固么？六十余年过去了，几代人了，“一代新人”还是没出现。历史总是无情嘲笑那些一相情愿者。

陈永贵认为大寨人大公无私。1971年11月15日，周恩来接见外宾时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自留地还是要有的，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2]

“文革”初期，笔者还是小小少年，巷口买梨，刚拨开一个有烂疤的，售货员便扔过来一句语录：“要斗私批修！”意思是不能尽挑好梨，应为公家（当时一切公营）承担烂损的高尚觉悟。当时不知如何应对，觉得人家好像还有一定道理。如今当然明白过来了：这么一来，岂非水果店可以不必考虑进货质量好坏，反正有革命人民为你兜底，再烂再差都有“觉悟高尚者”买去；再接下去，水果批发商也不必考虑果品质量；果农也不必考虑果品优劣，更不必吃吃力力开发新品种，搞什么优种培育，反正……至此，什么都歪了。根据这一逻辑链，顾客的挑剔自私实为提高果品供应各环节的利益制约，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关键性制约。如果消费者不自私，从果农到果店都可以拆烂污，而且名正言顺，因为你应该自觉承担我的亏损。以抽象的集体利益否定具体个权，经得起实践检验么？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么？会得到后人认可么？

六、二律背反的历史推力

义利之辩的价值根须钩挂着历史理性与社会伦理。尽管历史理性与社会伦理有着重合一致之处，但也经常踢打吵闹。一些社会伦理范围内合理的东西，历史理性范围内并不合理。如“均贫富”在伦理范围内很合理，人人生而平等，似应包括财富平等。但在历史理性范围内，贫富一均，无差无别，不仅客观上做不到绝对平均，亦有损殖富积极性，影响生产绩效，对社会只会促退而非促进。因此，只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必须兼顾，一目了然的常识。1919年，梁启超游欧发论：“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工业方当幼稚之时，萌蘖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3]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利义之辩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孔子、孟子、朱熹强调“义”；墨子、杨朱、荀子、董仲舒、叶适、黄宗羲、康有为则强调“利”。各派各家各持一理，都有相对正确性。可人类社会是圆的，乃不可分拆一整体，无法单边突进，只能兼顾均衡。社会越发展，义利兼顾度自然越高、对立度越小。

李泽厚先生近年提出“历史理性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的历史整合观。从历史发展角度，这项二律背反恰正好互推互动，将人类社会不断地推向更高层次。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呵！形而上的伦理道德也形成某种纠正的制衡力量，使社会不至于在“求利”的方向上走过头，尽管这种纠正有时体现为血淋淋的暴力。

从终极价值上，“私”、“利”实为社会前进“第一推动力”，难度只在于如何把握使用这柄双刃剑，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义”对其进行制衡。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哲学内核实为再次承认“私”的合理性与“利”的必要性。中共十六大明确将私有财产置于合法保护之下，并要求予以立法，当然是国家认识能力的一大进步，中国当代法治走向高级精密的思想基础。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的价值在于挣脱极左意识形态，结束“资”“无”之争，摆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明确的政治语言使中央管理层执行“效率优先”政策，结束“文革”以来宏观政策上的“扭秧歌”。近年，中央明确提出“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兼顾公平”，就是认识深化后的正确定位，也是“南巡讲话”的延伸。把握贫富差距的合适度，平衡贫富差距的精确度，需要税收、法律的配套工程，不仅体现社会文明度，也是解决社会公平度的必要举措。

人类需求第一、客观存在第一，不能再以无视或不承认客观存在为解决社会矛盾之思路。以灭欲为内核的“道德净化”，只能作为侧翼辅助，而非正面主力。求富思富、实现个人价值等私欲，自然只能引导，不能剿灭。这一价值认识，亦可谓20世纪最大的人文教训，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捧接继承的最大的世纪人文遗产。

七、他山之石

柏克1790年就认识到：“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驭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4]经验实在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导航仪，借鉴他山之石既简明又实用，要比自己摸索探寻合算得多。先进国家如何解决“均贫富”？19世纪末，美国贫富差距也甚大，1%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的99%。190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将自己的公司以4.8亿美金卖给摩根，几近当时一百万美国工人的年收入。[5]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思想界提出各种解决贫富差距的思路，渐渐分化为方案对立的两大家：一、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主义；二、提倡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通过实践与修正，走了折中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结果平等的共产，也不宗奉残酷的“适者生存”，而是在尊重财产私有的前提下（即保证生产效率不降低的原则下），美国政府研发出富人相对容易接受的累进税制，同时抑制垄断、确定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工资和城市最低住房标准等，即采取相对温和的“剥富济贫”，用托底的办法“普洒阳光”，相对成功地解决了贫富差距，化解了因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社会矛盾。这一解决思路，后为各国仿效，如今香港的社会最低保障机制，即从这一思路衍生而出。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国民收入差距却未明显恶化，尤其台湾被认为是真正的经济奇迹，因为台湾经济越高速发展，居民收入竟越公平。1953年基尼系数0.558，1980年一路降至0.277，再次拉大后，2006年也才0.339（同年大陆农村0.46），0.3～0.5之间被认为理想状态的相对合理。大陆经济学者也认为台湾的公平型高速增长确为真正奇迹，比我们连续三十年保持年增长率接近10%还神奇。[1]因为我们的经济高增长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化。1985年大陆基尼系数0.33，2001年0.45。[2] 2011年达到0.5。

台湾“均贫富”的经验是三步走：一、1950年代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产权，农民没有重要资源便富不起来，要给最贫困的人落实产权。二、等农民稍富，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1960年代开始尽力发展公共教育，台湾成为全球发展公共教育最好地区之一，今已每县一所大学；韩国则是全球人均教育投资第一；发展教育可使社会弱势群体有可能在下一代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即提供实现社会公平度的重要途径。三、政府多年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使中低收入阶层有机会利用政策平台水涨船高，进入名副其实的中产行列，使实现社会财富均化行走在理性轨辙之中，而非表层化的劫富济贫。[3] 这一历史理性化的“均贫富”使台湾基本无有穷人，农夫、摊贩也能轻松跨入中产行列。以国际贫困标准，台湾低收入人口比例未超过1%。蒋经国时期，台湾人均所得从1972年的482美元递增至1988年5829美元，而1/5最高收入家庭与1/5最低收入家庭之间差距仅从4.49倍微调至4.85倍，即社会财富增长12倍而贫富差距却限缩于8%。[4]

解决弱势群体者的方案，本身也体现社会文明度。2008年6月11日，法国女财长拉加德向内阁提交失业救济制度改革法案，利用经济杠杆刺激失业者积极再就业，以降低失业率。具体规定如下：

失业头三个月，就业部门提供职岗必须“与当事人职业计划相符、收入与失业前相当、工作地点在当事人指定的地理区域内。”

失业四～六个月，当事人须接受“与专业相符、收入相当失业前工资95%、工作地点在当事人指定的地理区域内。”

六个月后，必须接受“收入相当于原工资的80%、工作地点离家距离不超过30公里或每天乘公交往返时间不超过两小时的工作机会。”

一年以上，起价更低，报酬超过失业补助金就应当接受。半年内两次拒绝符合上述要求的就业机会，将受经济惩罚——停发两个月失业补助金。法国失业补助金相当失业前工资57.5%。[5]

以失业前薪水的57.5%保证失业者生活，再以具体细则推动积极就业，遏制失业者的惰性，人家在“均贫富”方面已做得很深入，既有失业救济金托底，又积极荐业，再辅以推动你积极就业的细节规定，人性化细密化兼备。两面兼顾程度较高，真正体现人文现代化。法国对失业者已攀至规则公平、机会均等的台阶。我国目前对待失业者，还停留在“不挑不拣，立刻上班”的最低层次，尚未考虑求职者的权益与档需，差距不小呵！

两岸经济学家认为三项因素形成台湾的黄金发展期：土改、发展中小企业、普及教育。[6]此外，主流社会学者认为一些欧美国家贫富差距也很大，但之所以社会长期稳定，原因在于：除了整体富裕的社会基础，还在于民主政治，贫民捏有一张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有效选票，其中包括对各项国家政策的臧否。有不满有怨恨，但有出气孔有希望，就不会久积成爆，更不会转为暴力。

2012年2月27日，中国改革研究报告《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带来他今年的两会提案：尽快推出收入分配方案改革和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迟认为：“当前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市场竞争领域，既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又加大了投资过热。更重要的是很难体现出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会公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表示：在分配方面的无序状态，中国的混乱现象在大国中或为最严重。他发现工资条上基本工资仅占总收入20%以下。[7]

说到底，贫富差距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责任。任何解决一项社会大问题，总需要社会综合之力。但对知识界来说，分析弊因，摆正“义利”之位，厘清其间关系，说清楚各项逻辑，做些理论上的源头工作，总是必要且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