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学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广阔展示——评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以宽阔的视野展示了人类科学经济思想发展的光辉历程，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纵向与横向研究相结合的叙述新框架，确立起对领袖与学者经济思想两方面并行研究的新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色彩缤纷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探索性的梳理。在评价人物经济思想时较好地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为揭示科学经济思想的演进规律，提供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经济思想流派；中外经济学家思想；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改革理论；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9－0066－07

引言

由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分经典作家卷、中国卷、苏联俄罗斯卷、欧美卷、日本卷，以下简称《马经思想史(五卷本)》、《某某卷》)，2006年7月在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部近150万字的学术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2AJL007)，也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以下简称马经思想史)研究园地增添了一朵耀眼的奇葩，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马经思想史研究领域显得比较沉寂。这固然与轰轰烈烈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要求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实际经济问题有关，但是这与经济学界出现的忽视思想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某种“西化”倾向也不无关系。目前，即使在这个比较沉寂的研究领域，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论著也明显多于马经思想史。西方经济思想史固然也必须重视，需要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认真研究，但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紧迫需要来说，显然更加需要重视马经思想史的研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经思想史(五卷本)》的作者们，在学术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这些指导方针做出了表率；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打破马经思想史研究的沉寂气氛，引导更多的经济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宽阔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发展史，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我国学术界治学严谨的学者中历来有一种优良传统，就是讲究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是符合遵循科学理论的形成、深化和发展规律要求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保持和弘扬这种治学传统。实际上，任何领域的现代科学理论都不可能脱离前人思想已经达到的高度，只孤立地研究当代现实，就能建立起来。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在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现代人的科学认识能力要真正达到现代的、科学的高度，就不能不充分继承前人积累的认识成果，并在当代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生活在现代的人如果抛弃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研究，其认识能力很可能连古人也不如，也就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创新。因此，今天我们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决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与研究。研究马经思想史的目的，是要揭示以创始人马克思为代表的人类科学经济思想的来源、形成、传播和发展规律，这种研究要达到科学的而不是被扭曲的要求，需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劳动。《马经思想史(五卷本)》的出版，体现了本书作者们在这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本书以宽阔的视野和崭新的研究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人类科学经济思想发展的光辉历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传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科学地实践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必须提到，中国出版集团为这部著作提供了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并由该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具体编辑出版。他们不是简单地追求“商业效益”，而是确立起一种图书出版的战略经营眼光，认定像《马经思想史(五卷本)》这样传播科学经济思想的重要学术著作，将会对全社会产生整体的、长远的经济效益。这种出版效益观，同这部著作的作者们甘于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坐“冷板凳”一样，都体现出探索真理，推进真理发展的精神，值得高度赞赏。

下面，笔者拟对这部著作做些初步的学术评价，期望对推进和深化马经思想史的研究，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体现唯物史观特征的叙述新框架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以做出开创性贡献的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人类科学经济思想。作为它的基本思想的唯物史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马克思发现r唯物史观，那么梯也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可见，科学的经济思想属于人类，它是对人类社会客观经济联系和经济运动规律的辩证唯物的反映，当历史条件已经使人类具备了这种认识能力，它就必然会产生出来；如果没有马克思，它也会通过别的人或人群产生出来，并且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实践的延续而继续丰富和发展。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个人的思想以及一种学术宗派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属于人类的科学思想，它就必然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广泛的适应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后，其真理性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是不断得到证实的；在历史进程中，它与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或建设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创新和拓展，传遍全世界，因而构成了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各国特色的、内涵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正因为如此，马经思想史必定是一部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思想史，既要从纵向阐明马经思想史的历史沿革，又应从横向关注同一时代不同空间也就是不同地区和国家马经思想史传播、研究和发展的不同状况。在现存的马经思想史著作中，通常都重视纵向的研究，对不同国家的横向研究不能说没有注意到，但是在叙述框架上，却并未把这一点凸显出来。《马经思想史(五卷本)》则明确地在叙述框架上突出纵向与横向研究的结合，在横向研究上，把视野拓展到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欧美地区，应当说这是马经思想史叙述框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

——在《经典作家卷》，阐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形成、成熟过程，并分别阐述了列宁、斯大林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于实践形成的经济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于实践形成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卷》，阐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研究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做出的理论贡献。

——在《苏联俄罗斯卷》，阐述了苏联建国前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史迹，尤其是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的新问题，展开积极研讨取得的思想成果；并阐述了苏联解体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经济学研究上提出的新见解。

——在《欧美卷》，阐述了马克思逝世之后，在欧美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传播、研究由复兴到暂时的沉寂，并再度复兴的曲折历程；并分析了1990年代以来，这个地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新动向。

——在《日本卷》，阐述了从明治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人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日本传播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新的动向；分析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上取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成果。

这种注重国别特点的横向叙述框架，体现了用唯物史观指导马经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本身就要求从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国家的国情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在论述国家的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时曾深刻地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这实质上阐明了经济基础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会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很大差别。所以，研究反映经济关系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历史，不但要从原则上分清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还要深入研究在各种经济制度的具体国家，其马经思想史的特殊表现形态。这样研究才会全面、深入，这样研究出的马经思想史才会真实和生动活泼。在这方面，《马经思想史(五卷本)》开创了叙述的新框架。这种横向的研究和叙述，不但有助于我国的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影响，认识它高度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对于推进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从而推进人类科学思想的普及、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领袖与学者的经济思想并行研究的新视角

《马经思想史(五卷本)》在研究视角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分成两个方面来研究。

毫无疑义，马经思想史必须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他们之后，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这种科学经济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人物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其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时代的大潮和本阶级的整体状况紧密联系，他们的经济思想尽管因他们个人修养的差异会显示出个性特点，但是由于他们处在引领革命或建设的舵手地位，他们的经济思想往往体现出对人民群众整体实践经验的总结，往往是工人阶级先进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且，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往往集中了党和领导层的集体智慧，因而具有代表性、经典性。为此，我国马经思想史著作一般把阐述革命导师和领袖的经济思想作为重要的内容。在这方面，《马经思想史(五卷本)》通过《经典作家卷》这个占主干脉地位的分卷也充分体现出来。

但是，马经思想史不应当仅像是阐述革命导师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是“劳动的经济学”或者“212人阶级经济学”，它注定要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学习、研究，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后，领袖们与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同时并进和相辅相成的互动趋势(程恩富曾提出“要搞清和建立政界马克思主义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见《讲学中南海——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访谈》，《现代教育报》2004年6月21日)，自觉地反映并推进这种趋势，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马经思想史的研究，很有必要重视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我国以往的马经思想史论著，虽然也兼顾到领袖与学者两个方面，但是一般来说以阐述领袖或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为主体，学者的经济思想则处于附属的地位。《马经思想史(五卷本)》则对领袖与学者两方面的经济思想确立起并行研究的视角，这是值得重视的。

以《中国卷》为例，本书除了在《经典作家卷》设专编阐述毛泽东、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还专门在该卷着重阐述1900年代以来，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忧国忧民的学者是如何努力结合国情，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的。该卷指出，“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与创新的内容十分丰富，探讨的程度也非常深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学者思想的解放，其理论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研究的成果也极为繁多，涉猎的问题也极为广泛，这其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理论”。充分肯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理论问题上所做出的创新性贡献。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该卷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代表性的经济学者的选择上，并没有列入媒体上经常提到的某些以“改革”著称的经济学家，而是选择了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经济学家。这首先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其次也反映了作者的选择标准，就是在马经思想史中不应当给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相反立场、与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持对立态度的哪怕是著名经济学家留下空间位置。这是一种严

谨的态度。

像《马经思想史(五卷本)》这样，从领袖与学者两方面并行地研究经济思想发展史，这有利于改变那种把学者定位于注释领袖经济思想和既定经济政策的僵化学术观念，充分调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领袖与学者经济思想的相互渗透，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从而有利于马经思想史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繁荣和发展。

三、对思想流派的探索性梳理

《马经思想史(五卷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色彩缤纷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探索性的梳理和评价。

例如，《欧美卷》“把在不同程度上直接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为依据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经济思想全部纳入广义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来进行评述。”，该卷作者认为，西欧和北美地区广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更具学术性”的共同特征和“坚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体分析”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100多年来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进行了系统分析，梳理出“第二国际各派的经济思想”、“欧洲共产主义”、“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管理学派”(或称“调节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是哲学流派)。们这种梳理为从整体和分支的结合上把握这些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路标。

《日本卷》聚焦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突现了思想流派在马经思想史中所起作用的复杂性。该卷作者认为，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取得‘市民资格’后，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多，在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关系上面形成了几个学派。”作者采用日本学者的意见，把他们分为人数上最多的号称“忠实于马克思”的“正统派”、以研究《资本论》著称的“宇野(弘藏)派”、“在理念上强调个人”的“市民社会派”和在国际上声望很高的“数理经济学派”四大学派。作者评价道，“这些学派的形成一方面显示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盛，但同时也因为学派间缺乏亲和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停滞的原因”。这种分析有利于人们全面地认识马经思想史中产生的不同学派的两重作用，从而注意兴利除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具体的人来研究和传播的。社会环境、经济地位、传统文化、教育程度、个人经历等多方面因素，会对具体的人发生多方面的影响，这就很可能使坚持或者基本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这是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范畴的标准)的人，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形成不同的具体学术思想，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和观点类似的，还会形成一定的学派，在个人与学派、学派与学派之间，还可能发生争论。应当说，这是思想发展的一种正常状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公正无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杜绝一切宗派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表现形式就只能千篇一律，不容许存在不同的具体思想和学术派别。无产阶级队伍政治步调的高度一致和政治纪律的统一严格，与队伍成员之间存在思想矛盾和差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问题不在于禁止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产生不同学派，而在于明确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积极引导，以社会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思想的活跃和学术流派的争议，只会有助于形成更全面、更正确的思想，从而更有利于实现政治目标。

在马经思想史研究中，重视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中事实上存在的不同学术流派，分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弄清其来龙去脉，阐明其思想影响，这对于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界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气氛，是大有裨益的。《马经思想史(五卷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积极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四、人物思想评价的实事求是态度

在任何思想史中，对代表性人物思想的评价，都是极为重要的内容。这种所谓盖棺论定的评价能否客观公正，不只是关系到能否给人物本身应有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这种评价对现实社会能否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评价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研究者求真的态度和掌握科学分析方法的程度。马经思想史在这方面的要求更高，研究者本身只有比较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才能科学地评价人物的经济思想。阅读《马经思想史(五卷本)》，我们可以看到该书作者们在评价人物经济思想时，是较好地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的。

这方面在《经典作家卷》有鲜明的表现。该卷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几位有世界性影响的导师和领袖的经济思想；对他们中每一位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从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理论条件做出分析，这就使读者认识到，科学的经济思想不是天才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经典作家卷》也从个性方面分析领袖人物的思想。领袖是人，而不是神，也可能出现片面性，甚至错误，对此大惊小怪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掩盖错误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对领袖人物的错误只要给以客观的评价，弄清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有积极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当然，在这种评价中必须批判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歪曲，纠正社会上的某些糊涂观念，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本质上是阶级与广大群众的代表，对他们的评价正确与否，关系到能否维护无产阶级事业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从个性方面分析领袖人物的思想，必须实事求是；《经典作家卷》认真地贯彻了这个原则。以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价为例：——对斯大林经济思想分析力求全面。《经典作家卷》把斯大林经济思想分为形成、发展和成熟三个时期，分别用社会历史实践检验真理的眼光做评价，既充分肯定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又指出他思想的局限。在经济思想形成时期，充分肯定他“对帝国主义主要矛盾做了新概括”，提出了“资本主义稳定具有暂时、相对性质的观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等科学思想，同时，又指出，他“忽视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没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做出分析”；在经济思想发展时期，充分肯定他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认为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重心、速度和资金来源的论述”“自成系统”，“农业‘全盘集体化’是斯大林的一个创举”，“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指出，“他的工业化思想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在要求农民为工业化作出牺牲而交纳‘贡税’时，没有用系统的理论去说服农民”；在

经济思想成熟时期，充分肯定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质、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存在全民和集体农庄两种基本形式”、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允许商品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等思想，同时又指出，在所有制上“他简单地把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作为目标，而不考虑多层次的选择”、“他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否定全民所有企业之间存在者商品货币关系”。该卷明确地批评了国内外一些学者把“斯大林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对立起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理论思潮，认为忽视对斯大林思想遗产的研究，“是不正确的”。

——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公正地评价。《经典作家卷》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则是错误的趋向”，对前者，强调我们应当“汲取养料并使之发扬光大”；对后者，该卷作者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具体分析失误的原因，尤其注意本人对失误的态度。例如对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思想，作者指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个大跃进”，“以在物质生产力上战胜资本主义，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出在‘高速度’和‘大跃进’超出了客观可能性，背离了客观规律”；同时，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经过实践对自己的失误也是有自我批评的，尽管他说自己“有一部分主观主义”的认识并“不很深刻”，但是，他把大跃进的高指标“提到‘对客观必然性的不认识’的高度民主，这无疑是正确的”。在马经思想史研究中，像《经典作家卷》这样来评价历史人。物，是比较客观公正和有说服力的，是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

五、科学思想发展规律的努力揭示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历经动荡、危机或总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又出现所谓“黄金时代”的转机，但是这并未消除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局部性战争此起彼伏，不同国家之间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从发生地欧洲逐渐向世界拓展，经历了艰难而波澜壮阔的发展，诞生了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却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遭受巨大挫折。但是，当代仍有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拉丁美洲也出现倾向社会主义的左转。在这种斗争尖锐复杂、反复多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大多数人利益的科学经济思想，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研究马经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历史的曲折发展和各种思想的渗透、交锋中，揭示出科学经济思想演进的规律，以利于更自觉地推进其进步、创新，发挥其推进历史朝着必然方向发展的能动作用，《马经思想史(五卷本)》在这方面有明确的研究目的，提供了积极的研究成果。

《欧美卷》在研究大量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对西欧和北美地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概括。该卷指出，“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章程秩序，同时也使‘正宗’的马歇尔经济理论失去其‘实用’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开始在西欧复兴”。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一段稳定发展的新态势，“马克思主义者面临对其整个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的压力”“也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势力的种种阻挠”，出现了“暂时的沉寂”：“但是，种种非难和攻击并没能中止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再度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欧和北美地区的这种曲折发展告诉人们，它的演进轨迹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制度在并存中此长彼消、此起彼伏的矛盾发展状态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的发展或资本主义的衰落，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旺，社会主义的暂时挫折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转机，则会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然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反映这种趋势的科学经济思想，终究势不可挡。

《苏联俄罗斯卷》同样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曲折中发展的这种大趋势。正如该卷“后记”指出的，“尽管20世纪末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遇到了挫折，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从反思中不断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不断出现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情况”，“2004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理论界展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战和交锋，多数学者承认马克思的遗产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不少有识之士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苏联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和所有制、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社会等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形成了革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等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

《苏联俄罗斯卷》第三编“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潮”尤其值得关注。这一编阐述的许多经济思想涉及对苏联改革失败教训的反思。例如；“俄共认为，所谓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实际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叶利钦的‘改革’使国家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引起了混乱和崩溃，使人民全面贫困化并使社会滑向民族灾难。”“俄共严厉批判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精英，认为他们口头上伪善地提出各种所有制形式一律平等，而实际上全面否定了作为最具生命力的公有制的作用，歪曲合作制的实质和形式。”“久加诺夫批评了‘改革者’的神话：国家放弃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让经济自由发展”，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模式的自由市场”，“使俄罗斯蒙受损失的不是市场，而是具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社会集团打着‘市场’旗号对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实行的垄断。”这些反思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提示人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需要通过人格化来付诸实践和传播、发展的，一旦它遭到钻进共产党内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掌握领导权的人的曲解乃至抛弃，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的、反动的思潮就会趁虚而入，使社会主义事业失去科学经济思想的维护，乃至遭受灭顶之灾。一切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方向的人，都要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经济思想。

六、为深化研究提供的有益启示

《马经思想史(五卷本)》涉及的研究面广、经济理论深、思想资料新，可以说，该书的作者群在主编程恩富教授组织指导下，完成了一项难度很大的理论工程，如前所述，取得了可喜成果，意义重大。

该书除了本身的内容可以使我们获得诸多补益之外，从深化研究马经思想史的角度看，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它使我想到了以下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一马经思想史展示的是人类科学经济思想产生、传播和发展的规律。在经济趋向全球化的当代，应当像《马经思想史(五卷本)》这样具有世界性的研究眼光，这就提出了马经思想史的叙述框架如何进一步拓展、完善的问题。

——科学经济思想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唯物辩证的反映，这对于某个历史阶段来说，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如何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拓展到历史纵向上，科学地揭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这正是马经思想史探讨的任务之一，值得深入研究。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多层面的，反映不同层面的经济思想一旦产生，各自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会有传承关系，分层面地研究马经思想史是否也是一种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是在同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经济思想并存、斗争中发展的，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当作为马经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代，这显得更加重要。

最后，也需要指出这部集体性著作难免的不足。该书有的分卷采取概述与分述的方法，条理清晰地从总体与个别的结合上，处理了思想资料的客观介绍与公正评价的关系；也有的分卷虽然将思想分析渗透到人物与资料的选择之中，但还可以增大概述和评述的分量。这是值得该书在再版时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