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思想史的自主性”在必修三教学中的尝试

[关键词]新课程理念，思想史，自主性，必修三，尝试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3－0027－07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内涵是：在考虑到外部环境對历史当事人影响的情况下，强调历史当事人思想活动的主体作用。这实质上体现了历史存在与历史意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据此，余英时先生在肯定對整体的历史背景获得充分的理解的同时，大胆预设了思想史的自主性，即“思想和学术，一旦出现就形成了一个自主的精神领域，从此一代一代地接着发展下去”。这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指明了一条新理路，也为中学思想史的教学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传统的思想史教学往往强调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然而，思想史并不是政治史、经济史的附庸品，它自身有自我转化的资源和可能，历史是在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下向前发展的，我们在思想史教学中应该更多地从思想史自身的角度出发，注重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双向互动，才能符合历史教育的规律和新课程理念的要求。下面我以人教版必修三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为例，谈一谈在教学中体现思想史的自主性對贯彻新课程理念的一些体会，求教于同仁。

一、多重视角，认识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對独立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對社会环境的反映，反过来还会影响社会环境的变化，这是研究思想史最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教学中只考虑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会让学生忽略了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把人的思想简单地看成政治经济作用的产物。若能不失时机地从思想自身发展变化的视角来解读教材，则可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复杂变化的历史。例如，教材在阐述李贽思想的背景时说：“明朝后期……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已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最后还总结，“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关于明朝中后期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一直为史学界所争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大陆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明中叶以后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中国社会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侯外庐先生进一步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清之际出现了城市平民反對派以及代表市民阶级的异端思想，现在的教材显然借鉴了这一观点。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学者与海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被视为“虚假命题”，同时，关于明清之际市民工商业者的说法也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明末社会的市民运动决不是单纯的工商业者反對封建制度的斗争，它和地主阶级的派别斗争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地主阶级派别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李贽的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以及代表了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等观点如今已是有待商榷，甚至有学者认为：李贽的思想“并非学界中所流行的经济决定论之西化的解读模式所能说明的。”那么，如何向学生解读李贽异端思想的产生呢?追溯李贽的思想渊源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教材中李贽是作为倡导思想自由的先驱来向学生介绍的，但是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异端思想的由来必须要追溯到明朝中期的王阳明，因为他才是第一个打破程朱理学禁锢，掀起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家，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天理不在外界事物的背后，而在每个人的内心之中，这便是“良知”，要想获得良知，无需向外求理、册上钻研，只要反省内心、自我体认即可。所以，他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也不必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圣人之道不是高深莫测，而是简易直捷的，愚夫愚妇只要在日常行为的“事上磨炼”，同样可以成为圣人。这一学说的风行使许多人拒绝拜倒在圣贤门下，而以自己的内心衡量事物。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把道学寓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中，提出圣人之道就是百姓之道，其是非标准在于是否合乎百姓的日常生活。泰州学派是王学末流或王学左派，而王艮的三传弟子李贽则是左派中的左派，他把阳明心学中的人文精神发挥到极致，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用处，不必以圣人之言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如果“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则未尝有是非耳”，因而被称为“异端之尤”。由此可见，李贽的异端思想是从阳明心学那里发展和异化而来的，又反过来冲击着理学框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最终导致了理学自身的解构。

上课伊始，我就以第三课《宋明理学》介绍的最后一位理学家王阳明作为导入：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介绍了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他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心学体系，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不过他的思想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终结，而是从明朝以来一直绵延至今，對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哲学家嵇文甫先生甚至认为“阳明实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

听到这里，许多学生都瞪大了眼睛：马丁路德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领袖，王阳明和他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大家的注意力顿时都被集中过来，而他们关注的答案正是我要铺开这条思想主线的切入点：二人都使当时高高在上的正统思想(一个是神学，一个是儒学)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突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精神，而本课李贽的异端思想正是把这种个性解放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接下来，我为学生列举了三则材料：

材料1：或问异端，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王阳明《传习录》

材料2：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

——王艮《语录》

材料3：“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李贽《答邓石阳》

学生从三则材料中很容易看出：是王阳明的“与愚夫愚妇同”首开圣凡平等之先河，而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融入了更多的平民意识，才有了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以私欲反對义理，从根本上动摇了理学根基，李贽思想的来龙去脉自然明了。而我同时不忘说明，由于晚明商品经济的兴盛，社会生活日渐奢靡，个人的价值借助于个人的享乐而得到强调，大大促进了李贽异端思想的传播，以至于世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让学生注意异端思想源自阳明心学，而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又推动了异端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认识到每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只看其中一个方面。

最后，我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一个新观点结束本节的教学：

1970年，岛田出版新书《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试图通过對王学左派的研究，证明在亚洲也有欧洲式的近代人文精神，而且在晚明已经“萌芽”，只是这种近代精神在往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受到了“挫折”。他遵循王阳明——泰州学派——李贽这样的思想脉络，认为中国由于没有培养出像欧洲那样的市民阶层，所以中国明代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到李贽后，因其自杀而发生了“断裂”。请同学们在课后思考：假使李贽不死，明朝不亡，这种带有近代色彩的异端思想能够发展为欧洲式的人文主义思潮吗?

把这个问题留给学生，意图是让他们不仅要关注教材上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应把思维的焦点落在当时人文精神的萌芽上，学会用内发式的视角来看待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

这种教学思路不仅符合了学生的认知规律，也体现了新高考的要求。以2011年高考天津文综3题为例：

长期以来，儒学是一种士大夫之学。明代思想家李贽则提出要正视“世间惟下下人最多”的现实，强调“我为下下人说，不为上上人说”。这说明李贽

A　反對儒家的正统思想

B　倡导只为下下人说

C　批判地发展传统儒学

D　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答案：C

这道题学生的错误率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师片面强调了政治、经济的决定因素，使学生一看到李贽就想到明清君主专制的强化或是他對正统思想的反动。如果学生知道是理学家王阳明最早强调让愚夫愚妇都能理解的良知之教，“把儒学从士大夫手上解放出来，推广到整个社会”，李贽的思想是极端地放大了阳明心学中的庶民意识，应该不难看出“我为下下人说”是對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二、史论结合，培养思维的批判性

思想史的自主性强调每一种思想观点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不应以固定的模式来评判某一思想。以王阳明的思想为例，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心颓危的社会关系，挽救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这是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同时使传统儒学出现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为后来异端思想的出现打开了缺口，又有利于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所以，不能单纯地把阳明心学视为封建思想。将这种理念贯彻到教学中，有利于学生客观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思想演变、评价思想人物，从而有效地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这一点在對教材“学思之窗”课堂讨论的处理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教材既然将李贽的思想视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就为其是历史的进步定下了基调，故而在“学思之窗”的材料中介绍李贽如何揭露耿定向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俨然站在李贽的立场上，把耿定向当成假道学的代表，李贽则分明是个性解放的斗士。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思考讨论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现象，这无疑给他们的思维一个明显的导向，结果往往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学生只是用小组讨论的方式把教材观点重述一遍而已。我在课堂上并没有仅仅让学生就课文内容和材料本身作出判断，而是在此之外做了思想史资源的深化和补充，即列举了二人更多的思想观点和生平事迹，从他们的思想宗旨为学生追溯了李耿论争的渊源：

李贽反對一切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传统观念，追求属于自己的性命之道。他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天性，人们种田、持家、从学、做官，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耿定向从小便立志做一个圣人，把天下的安危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作为士大夫的一员，他致力于匡正人心、挽救世风，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走到一起，思想分歧立见，争论在所难免。

从这个角度切入让学生看待同样的问题，结果，大家的讨论热情被大大激发：有的认为李贽用辛辣的笔触揭破了耿定向作为封建卫道士虚伪的画皮，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的根据耿定向为官时勇斗奸相严嵩的事迹证明耿定向并非言行不一；还有的则指出李贽人必自私的观点会促使个人欲望膨胀、破坏社会道德秩序，难怪皇帝会亲自下诏逮捕他!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大家的思路一下子开阔起来，学会了在利用思想史料的支撑下以独立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的思想，尤其是對李贽，通过讨论有人就已开始质疑：他极端强调个人价值而完全不理国家安危，用今天的话来说不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的缺失吗?可见，许多学生已不再迷信于教科书的结论和权威，而是大胆质疑，深入反思，敢于展示自己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

三、规避误区，抓住思想的连续性

思想史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思想的断裂和中止，更体现在思想的连续和延伸。對于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教材把他们与李贽同列在明清之际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并没有强调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传统教学中往往又围绕他们是怎样从不同角度批判理学的、在为什么说他们對近代民主思想产生一定影响等问题而展开，让人觉得宋明理学就是空谈义理、不切实际，到了明清之际才出现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学生常常产生这样的误解：宋明理学在宋明之后就中断了，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和李贽一样是反理学的战士，明清实学已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非常类似了等。这些认识上的偏差源于传统教学割断了宋明理学和明末清初三大儒的新思想之间的联系。余英时先生认为，“以清初的三大儒来说，王船山也罢、顾炎武也罢、黄宗羲也罢，他们的思想其实还是跟理学分不开的”。诚然，三大儒的思想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但在实质上与宋明理学是一脉相承的，绝非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要让学生有这样的认识，只有从思想史发展的内部线索为他们推原。

理学的特点是以理为核心，把儒家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并将其贯穿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为儒家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实践服务的。宋明时代的理学家为了将儒学理论化、思辨化，借鉴了佛道思想中的哲学本体论；同时，为了重建儒学人文信仰，又严防佛教的空寂和道教的虚无對儒学内在的渗透，讲究学以致用的实理，所以，宋明理学是极强调躬行践履的。朱熹认为知识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陆九渊同样重视实践，“为学有讲明，有践履……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重点就是要人们时刻把良知贯彻到行为实践中去，“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反對一味静坐、凭空索想。然而，任何一门学问谈偏了，都会产生流弊，理学后来会出现空疏之风，正是源自明朝后期阳明心学的流弊。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观点虽然借鉴了佛家禅学，但致良知的认识论始终落脚在一个主体的人身上，他向弟子反复强调他的思想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绝非书斋式的静默思辨，可惜他的许多弟子没有真正理解，以王畿、王艮等人为代表的王学末流主张直下承当的顿悟，拒绝笃实践履的工夫，使理学流于清谈、至于纵肆，尤其是上文提到的泰州学派的王艮所谓“百姓日用即道”，与佛家禅宗佛性遍在的思想几乎别无二致，到了明末的“狂禅”李贽，治学常常出入佛老，整日空谈心性、不问时事，摒弃人伦、走向极端。这种趋势虽然顺应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却使宋明理学出现了流于佛禅的危险，失去了求真务实的本真，以至“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在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解”的年代，身负国仇家恨的黄、顾、王三人不约而同地把明朝灭亡归咎于阳明心学的流弊，力图清除王学末流的空虚学风，恢复宋明理学的本来面目。要让学生理解这一点，教师应先厘清黄、顾、王三位思想家分别對于宋明理学中的心、理、气三派在学术精神上的传承关系。

1　黄宗羲——守住心学阵脚

黄宗羲一贯以王阳明心学的正宗传人自居，他认为王阳明是明代儒学的集大成者，“致良知”学说震古烁今，但是在王学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弊病，王学末流以佛禅接引“致良知”之学，强调通过精神内省恢复良知本性，轻视外在修养工夫，违背了阳明先生“事上磨炼”的宗旨，使陆王心学误入虚玄而荡的歧途。黄宗羲對此痛心疾首：

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究理，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像，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

这可谓治病寻源，从阳明心学的原旨入手，明确指出了王学末流不得阳明真传，重新强调了“致良知”学说的实践宗旨，對阳明心学起到了补偏救弊、拨乱反正的作用。所以，当代哲学家刘述先评价黄宗羲是陆王心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真正做到了“守住心性之学的阵脚”。

2　顾炎武——朱学五世传人

顾炎武一生對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他在为朱子祠堂撰写的《上梁文》中说：“两汉而下，维多抱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成。”把二程、朱熹视为两汉以来继往开来的先哲。他还著《下学指南》，批评王学末流援儒入禅、蹈空凌虚，希望今之学者能“由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众所周知，朱熹的格物致知强调一点一滴积累渐进的下学工夫，不但要读圣贤经典，还要探究世间万物，“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由积累而贯通。顾炎武正是程朱理学的践行者，他在《日知录》中说：“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数度，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以为博学不止于书本知识，还是要落实在大到家国天下的世间万物之中，他的“博学于文”与朱熹的“泛观博览”是一回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朱子求一贯于多识，寓约礼于博文……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则皆通经学古，学求其是。”正是看到了顾炎武在学术上對朱熹的继承性，章学诚敏锐地指出了顾炎武是朱子之学的五世传人。

3　王夫之——希张横渠之正学

王夫之對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颇有微词，却仍然传自理学一脉。他毕生“希张横渠之正学”，其哲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宋代另一位理学大师横渠先生张载的气本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本体——是气，“气者，理之依也”，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人的生死，从而将人的生死视为自然现象和规律。同时，他又在张载的生死观中融入了自己的善恶说，指出人的善恶之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气的体现，恶人行恶归于恶气，不能全归于本体；善人行善归于善气，只有坚持道德践履的君子才能全归于本体。这是在气本论的基础上强调了人的责任意识，“人要以善生善死来承担起他對宇宙的这种责任”。生逢乱世的王夫之深感王学末流援儒入禅、空谈本体的危害，希望通过德性修养来沟通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重建一个区别于佛道本体论而强调儒家义理的圣学正统，“这也就意味着重建道学正统”。所以，王夫之在价值观方面虽然认为天理和人欲都是人性的体现，但却主张以理制欲、以理统欲，基本保留了宋明理学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这样，教师在明确三大思想家之理学渊源的基础上，上课时就能在對其思想观点的解读中体现理学的延续：首先，我会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對李贽纵欲弃理观点的猛烈批判作为与上节“离经叛道的李贽”的衔接，意在给学生留下三人既然排摒异端邪说，自当传续理学正脉的基本印象，接着紧密结合理学脉络为学生解读三人观点，在讲到黄宗羲的限制君权，可以从陆王心学的根本目的出发让学生明白不能把他的反對君主专制看做是否定封建制度的象征，黄宗羲向来以君正臣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就是引用了武王访箕子的典故，自比为身处衰世的箕子等待明君来访；讲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可以从他的治学宗旨人手说明其与程朱理学的一致性，例如征引《日知录》的序言，顾炎武在其中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既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与朱熹在诠释经典时倡导研究的“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同出一脉；讲到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切忌把他的唯物论倾向等同于朴素唯物主义，要让学生清楚这种理论源自于张载气学，还融入了天人之道、性命之说，从而保留了天理和人欲的對立关系，是不可能脱出理学框架的。

这样一来，学生就看清了从宋明理学到明清实学之间连绵不绝的学脉，理解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批判王学流弊、倡导实用之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宋明理学践履精神的重新回归。虽然他们限制君权、经世致用、唯物主义等主张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但是“透过相当激烈之言论仍不难窥见他们求王治、续道统的深厚情结”。

综上所述，自从先秦以来，几乎没有一位儒者不谈人生践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每一个士大夫选择践行的圣人之道，到了宋明时期，针對如何成德成圣，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宏阔，强调践履工夫的方法论，理学大厦拔地而起，六百年巍然屹立。直至明朝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空虚之弊，理学的实践宗旨被渐渐掩盖，李贽更是把这种风气发挥到极致，成为从理学阵营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大明王朝终于在一片空谈声中土崩瓦解，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三大思想家痛定思痛，要求扭转空虚学风，回复践履精神，这种回复是向理学原旨的回复，更是一种发展性的回复：他们在像理学家一样强调把修己和治人相结合的同时，更加突出治人的一面，处处体现着经世应务的精神，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新课程理念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也强调用批判的方式评价问题、解决问题，在思想史的教学中凸显思想史的自主性，有利于这一理念的贯彻实施。同时，新课标明确表述：“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了解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进一步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作为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收山之作，从思想史自身的角度来看，这种活跃包含了中国儒学实践理性的复苏，回溯整个单元，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实践精神正是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历史教学重在育人，只有学生真正理清思想线索，才能感悟思想内涵，挖掘教材背后关乎人生责任的核心价值，找到思想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契合点，最终实现历史认识在情感上的升华。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