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政治化与政治儒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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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并存。但西汉以来，惟有儒家学说成为独尊千年之显学，居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经久不衰。其原因来自多方，本文在辨析儒学独尊的概念、破除误解的基础上，以儒学与汉代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结合西汉特殊的社会形态，分别从儒学政治化与政治儒教化两个角度阐释儒学独尊之必然性与偶然性。
关键词：儒学独尊；汉代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2
一、儒学独尊与独尊儒术
当我们提到“独尊儒术”时，我们通常将它与上一句联系在一起，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句义，如翦伯赞《秦汉史》言：“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之后，汉代初叶再生出来的一切文化思想，都要站在儒家学说的法庭之前，遭受审判，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儒家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就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的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翦先生显然将董仲舒列为一名“文化思想大审判的提议者”，若真如翦先生所言，“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的话，“独尊儒术”就等同于“儒学独尊”，两者岂不就真的成为了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要准确理解“儒学独尊”，必先准确理解“独尊儒术”。我们必须明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并不是董仲舒的原话，实际上把“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合并起来用作一个固定的表达形式，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常见的认为董仲舒为其提倡者的证据，大多来自《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但这一段话实际上并未出现上述八字，惟其中对待除儒术外其他流派“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态度，颇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味。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凭借董仲舒一己之力就企图罢黜百家，使儒术获得独尊的地位，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独尊儒术是指儒家学说由原来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经统治阶级确立为国家主流意识，服务于政治，它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实现儒学的独尊。而儒学独尊，则是指儒家学说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完全性的统治地位，它不是某一个事件的代名词，而是指国家思想潮流所处的一种状态。所以，独尊儒术与儒学独尊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思想是流动的，而儒学独尊的到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意味着儒学从起初的不得君王心，转而实现复兴，最后到达巅峰。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卷首写了一篇总序，通过论述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术以来的儒学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了他学术史的观点。通过对《史记·儒林列传》中的有关内容的阅读，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儒学发展的历程：春秋战国，儒学由创立至兴盛；战国至秦，儒学由兴转衰；汉初至武帝，儒学由衰复盛。而儒学独尊，正是这复盛之后，儒学到达的最高巅峰。
二、儒学的政治化
“儒学独尊”在学界中属于探索得较为成熟的命题，因此作为本科学习阶段的学生，必须在博闻强记的基础上多借鉴学界大家们的经验和理论成果。通过写作前的一些资料搜集，笔者发现如今对“儒学独尊”这一现象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第一类，从学术史角度出发，如卢钟锋《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孔子研究》1989.1）；第二类，从儒家学者角度出发，如谢谦《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9）；第三类，从政治文化角度出发，如林存光著《儒教中国的形成》；第四类，从中国传统学术角度出发，如张涛著《经学与汉代社会》等等。此外，笔者还从史料入手，研读了《史记》、《汉书》中的有关内容，以及参考一些从宏观整体上探讨古代思想史的著作，如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步近智、张安奇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
诚然，研究学问应该象广角镜一般用多头并进的方式展开探索，但碍于笔者才疏学浅，故本文仅选取了汉代政治这一个角度进行论述，希望能有所得。
政治因素应该是研究儒学独尊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重要角度，杜维明在《儒家哲学与现代化》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我认为，从政治文化立场看，儒学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有两个潮流：一个在中国影响很大，另外一个潮流可以说是道统，虽然影响不大，但是渊源流长，从来没有断绝。一个传统就是政治化的儒家，由政治影响了学术，影响了道统，另外一个就是儒家思想以道德理想，也就是以道德转化政治所作的努力。而政治化的儒家变成传统所谓封建时代的中国思想主流，而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这派儒家一直是失败的，并没有成功过，可是虽然失败，它也没有中断。”在这段话中，杜先生提到了儒学的“一个传统”，即“政治化的儒家，由政治影响学术”，但是杜先生在这里显然对于儒学政治化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可待推敲，儒学的政治化是不是仅仅意味着儒学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被统治者歪曲使用？
其实不然。儒学政治化的真实含义，客观地说，只应是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被挑选出来成为一种得到官方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林存光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的形成》中给出了更为准确的定义：“更进一步说，在官方或政治权力的认可和支持下，儒学的政治化实际上使它成为了一种合法地参与社会现实生活意义与制度建设的结构性因素（作为社会总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或精神力量。”
儒学政治化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现实统治的需要——“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需要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此间种种，无不需要一种有别于与汉初清静无为政策相适应的黄老之学的思想理论来做依据，实行转型。儒学独尊的必然性恰恰体现于此：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亟需一种理论来支撑。这是时代的呼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儒学政治化进而转化为独尊是不可逆转的。
从统治需求的层面上来讲，儒学独尊是具有必然性的，而这个必然规律的揭幕者，学界一般认为是董仲舒与汉武帝，这种说法，不得不说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鉴于从逻辑学的角度，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只能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所以笔者可以大胆地说，汉代儒学复兴进而走向儒学独尊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董仲舒与汉武帝做出了标志性的举措，冯友兰先生甚至曾经以“董仲舒的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这样一句话来肯定董仲舒在儒学以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儒学独尊这一必然趋势并不取决于董仲舒与汉武帝两个个体，他们在这一事件中仅仅归属于偶然因素。同时，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我们对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儒学家以及汉武帝为儒学走上独尊道路所作出的努力，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作出准确的定性。
一般认为，西汉初期阶段的时代精神主导一直是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有齐、鲁、韩三家，《书》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未被逐出庙堂，并且由于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学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而降及董仲舒，才能根据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系统的改造，使之符合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需要，从而获得政治权力的支持，赢得独尊地位，对汉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诸层面及以后历代王朝统治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之前，西汉初期已经有大批儒家学者为儒学的复兴鞠躬尽瘁，这些汉初学者与董仲舒对儒学的系统改造，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而置五经博士、重用儒生、设立太学等等举措，都是加快儒学独尊这一必然趋势的偶然因素。
三、政治的儒教化
通过上文，笔者已经就儒学独尊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儒学独尊的必然性在于它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儒学的政治化是儒学独尊必然性的体现，它意味着儒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支持下，成为了汉代中一种合法地干预社会生活的因素和力量。第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儒学家为汉代新儒学作出的努力以及汉武帝纳谏后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是有利于实现儒学独尊的，但它们不是最本质的原因，因而属于偶然性。对于第二个观点，我们还必须明确，尽管儒学成为汉代社会思想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正如《汉书·元帝纪》里记载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笔者所理解的“独尊”的儒学，不应是对其他流派赶尽杀绝，而是博采众长，以便更好焕发生机适应统治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还是汉武帝的实际政策，都没有在尊儒的同时废除或者禁绝儒学以外的其他各家思想。相反，自汉初黄老无为而治而营造的宽松环境以来，诸子百家思想实际都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
其实，就儒学自身而言，从先秦开始，就一贯具有对其他流派思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到汉代儒生，这种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就进一步得到了更好的显示。西汉的儒学，除了保持一贯行仁义、尚礼治、重人为的天人观之外，更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选择和思想界多元并存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的延伸深化，如融入道家与黄老学达到行仁义而不废“道术”，融入法家达到尚礼治而不废法治，融入天人感应的思想达到重人为而不废“天人感应”等。儒学自身显示出来的这种变易性、开放性、包容性恰恰增强了现实政治对儒教的依赖性，这种日益增强的依赖，也即是所谓的“政治儒教化”，具体来解释，即可引用林存光先生所言：“随着儒学与政治以‘经’为中介的互动关系模式的日趋稳定和深化，经义和人们对经典的崇信成了政治决策甚而政权自身全部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明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以及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都是政治儒教化的例子。这样，我们又能够从儒学反作用于政治的现象中挖掘出儒学独尊的一个新的偶然性，也即是儒学自身的特殊性。汉代儒家在自我改造与完善的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地继承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和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所以在被立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之后，其伦常秩序、君臣等级观念迅速沉淀于士人的心中，由封建皇权体现出来的政治权威得以解释得合理、合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体会到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指论证帝王政治权威合理性的需要。
虽然对于儒学独尊来说，儒学自身的流变与对其他各家的兼蓄并不是最本质的推动因素。但这种不同学说间相互斗争，又在争鸣中相互吸取、融合，在斗争和融合中获得长足发展，从而促进人们总的认识水平提高的现象，则是学术发展自身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某一事件的偶然性即非根本推动因素，有可能成为另一事件的必然性，即本质推动因素。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引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儒学独尊的必然性，本质是社会客观形势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够与实际政治需要相适应是最根本的原因。而从儒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看，儒学独尊的一个偶然因素来自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儒学家为汉代新儒学作出的努力以及汉武帝纳谏后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概括来说，即一种学术的流转、演变和发展要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现实需要甚至于个人的喜恶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说能力。从儒学反作用政治的角度看，儒学独尊的另一个偶然因素则来自于儒学自身的变易性、开放性及包容性。
第二，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思想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同步的，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思想上的“秦王朝建立”则是汉武帝董仲舒之时了，所以历史分期与思想史的分期，并不一定完全重合。但永恒不变的真理便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最终是要为现实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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