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

[摘要]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关键词]余英时；五四观；内在理路；文化重建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3-0029-05

在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海外学者中，余英时不仅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而且对西学也有精深的了解。独特的中西文化背景以及对重建中国文化的强烈渴望和理论自觉，使得他的五四思想史研究有着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余英时的历史研究富有批判意识，从不屈就于某一家、某一派的思想观点，其特点和贡献在于“善于用现代的阐释把传统中有生命的成分导向今日中国文化的重建，并能自觉地在其专业的学术研究中尽量释放出几分启蒙的光照”。中西兼具的学养和理性中正的研究态度，成就了他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他关于五四运动的评说及重建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为学界同行所普遍关注。

一、“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

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不可偏废，若专就某一方面立论，难免有所见又有所蔽。长期以来，受马克斯·韦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观点的影响，史学界盛行着用“外缘说”解释思想发展史，往往借用汤因比的“挑战一回应”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自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出了批评，转而提倡“以中国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模式，余英时的五四思想史研究路数正体现了这一转向。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可以看做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余英时认同怀特海的说法，努力将思想史、学术史打通，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和生命。他对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种‘辨证的’关系”。“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也曾发挥了主动作用，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已。”有人说，清代300年学术思想史是建立在反理学基础上的，余英时反对此说，认为仅有一个“反”字是反不出有清一代整套学术思想来的。他研究清代思想史，着力于找出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之间的精神联络。同样，他在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时候，致力于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揭示贯穿于五四学术思想与晚清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生命，因为他坚信“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决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中国的价值系统发生全面的变动是在五四时代，这一方面固然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五四与传统之间又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远的说可以上溯到魏晋时期的反名教运动，“晚清至‘五四’的反儒家运动也未尝不和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争议有一脉相通之处”。近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清末民初反传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但到了五四时期，康、章都成了落伍于时代的保守人物：康有为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炳麟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也是和新思潮背道而驰。“因此之故，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忽略康、章两人和新思想运动之间还有什么正面的关系。而事实上，进一步分析，对于新思想运动的风气，康、章都有创始之功。……五四运动打破传统偶像的一般风气颇导源于清末今古文之争，而且它的许多反传统的议论也是直接从康、章诸人发展出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当事人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对此均有明确的认知，他们对康、章与五四学术思想关系的论述佐证了余英时的看法。除康有为、章炳麟之外，戊戌维新之士谭嗣同、梁启超等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从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看，新文化运动正是谭嗣同“冲决伦常之网罗”以及梁启超“新民说”的进一步发展。“谭嗣同的《仁学》曾有力地打击了君臣一纲，对于另外二纲则仅触及而未撼动。这个未竟之业便落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所以从《仁学》到《新青年》，其间贯穿着一条内在的理路。这就是说，‘五四’反纲常名教的运动在社会现实的根据之外，同时还有思想史的根源。”

在余英时看来，以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西方文化的挑战来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变虽然各有其根据，也确能部分地解释思想发展的原因，但或是掩盖、或是斩断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内在逻辑，难以全面揭示近代思想史演变的动因。余英时指出：“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因此，他在相对尊重“外缘影响”论的提前下，独辟蹊径，用“内在理路”说研究明清之际及五四前后学术思想的转进，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代表着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有效地矫正了外缘论的缺陷，对后来研究五四思想史的人提供了启示，五四研究也由此引向深入，这是余英时对五四运动研究作出的最大贡献。

二、比较视野下的五四观

90年来，一些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将五四定性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上述定性具有多大的合理性，自然是见仁见智。无论五四是否是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这样的比较研究毕竟拓宽了五四运动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厘清五四的独特秉性，有利于深化对五四内涵和性质的认识，也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五四观。

余英时在反思五四运动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曾经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但后来随着对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便改变了看法，开始反对以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来界说五四运动，因为他注意到两者虽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毕竟在时代背景、历史渊源、文化发展动力和内在机制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根本精神上相差甚远。“文艺复兴是一个人文主义的运动，而且上承古希腊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的自由活泼精神而来，故彻头彻脑地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上产生的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它不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展开的，而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运动，更是一种彻底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五四运动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中突然发生，缺少长时期客观条件的培养和冷静、理智的指导，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五

四虽已摸索到中国问题的文化根源并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觉醒，但它对文化问题本身的认识却并不深切，其中还夹杂着强烈的“怨恨之情”，不利于中西文化的正常互动。其结果自然迥异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成就了近四百年来辉煌的西方近代文明；而‘五四’并没有为中国近代化完成文化变革的任务。”

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要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家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宗教教条、教会和教士，通过批判神学独断和宗教宰制而获得“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情感的解放、个性的解放、从天国回到人间、面向自然，是这两个运动的精彩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锋芒不是要对准宗教神学，而是首先要把人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独立自主性，所以思想先驱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儒家礼教，是家族宗法制度及其陋习，当时流行的“批判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万恶孝为首”等口号，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五四知识分子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了。胡适一生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乃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以他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不足以担当中国文艺复兴的重任的。至于后人拿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来界说五四文化运动，只是张冠李戴的随意比附。余英时绝不同意这种中西比附的研究方法，他通过对中欧近代史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古典研究从来未曾中断，自然不需要什么‘文艺复兴’；中国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更不是理性长期处于信仰压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没有着落的。”他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发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试图揭示这种比附研究的历史真相。他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个“启蒙运动”，是由1936年共产党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他们显然是要借重比附(amalogy)的方式，对五四尽可能作出最高程度的礼赞”。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在新文化运动诠释上的深刻对立以及它们各自的某种片面性时，余文因胡适曾倡言“文艺复兴”和马克思主义者曾发起“新启蒙运动”，就认为五四的“文艺复兴”诠释和“启蒙运动”诠释存在着自由主义方案与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对立，并认为“启蒙运动”阐释是共产党人为服务于其政治激进主义而作出的“一种蓄意而又精打细算的选择”，因而“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对此，河南大学的张艳进行了质疑，用大量的事实表明，用“启蒙运动”界说五四，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很流行了，如左翼文人和早期共产党人成仿吾、茅盾、瞿秋白、王稼祥、张闻天、李鼎声等均有把五四运动称作启蒙运动的表述，他们对五四运动不是如余英时所说的礼赞，而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应该说，每个国家不同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和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欧洲历经1000年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统治，遂有历时300年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神学统治的反动，在反神学独断的进程中，其思想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演进，自有其历史文化的针对性，且步步有着落。而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伴随着西学东渐被纳入历时仅仅10年左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程时，必然被染上中国色彩，且步骤凌乱，成绩当然也就有限，这就是后人常常提及的要补五四之课的原因。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们难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相提并论，但五四知识分子在反传统倡西学时受到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启发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也是得到公认的，五四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确也存在着包括终极目标在内的许多类似的特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四比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也不无理由和意义，不容一概抹杀。

三、“退而结网”以重建中国文化

余英时关于五四运动的一系列言论，无不为重建中国文化铺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重新检讨五四运动并不仅是对以往的凭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中国文化的前途摸索出一条独立发展的大道。”综观余英时讨论五四的文章，对五四开启的思想启蒙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五四知识分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的确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势，因而五四所揭示的方向在今后的文化重建中必须得到肯定，五四的思想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在余英时看来，五四知识分子明确地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只在科学、政治制度等枝节的革新，而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全面改造。仅此一点，五四的功勋便足以永垂不朽了。但余英时绝不是无条件地颂扬五四，更不以五四为满足，相反，他对五四本身的缺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且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五四只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今人必须在学识方面厚植根基，才能继续这一伟大的未竟之业。“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

几十年来，港台及海外学者对五四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批评的重点和目的则不尽相同。如前所述，余英时反省与检讨五四，是服务于重建中国文化理想的，更加理性地对待中西文化，为中国现代化培植思想学术的根基则是其反思五四的最终目的。概括起来，余英时对五四的反思和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五四有“破”元“立”，只知道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诉诸情绪，对于西方文化要么是夜郎自大，要么是一味媚外。保守的人把传统当作万灵药，视西学为洪水猛兽；激进分子则恨不能一脚踢开传统的包袱，把一切愤懑统统发泄到传统身上。第二，五四知识分子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热衷于政治运动和政治宣传，强烈的政治价值取向干扰了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建设。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命运多舛，各类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用李泽厚的话说是救亡压倒启蒙，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五四运动虽也包含思想文化运动的内涵，其思想启蒙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幸变质太早，还来不及在学术思想方面有真实的成就，便已卷入政治漩涡中去了。这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中国的‘理学运动’都无法相提并论。……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则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物。……以往的失败对我们有绝大的启示。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学术思想的深厚基础之上，这是需要坚韧的精神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的。70年来，我们都在‘临渊羡鱼’的心理状态下蹉跎过去了，但‘退而结网’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认真地进行，这是今后必须补足的一课”。第三，五四知识分子迫于时势的紧迫，疏

于对中西文化作切实的了解，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中国人在“救亡”的心情下希望通过移植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康有为《上皇帝书》中“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在这种激进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很难以从容不迫的心情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建设，激昂的情绪遮蔽了对中西方文化的理性认知。

文化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中西方文化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内外交困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来的焦虑情绪和激进心态，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又是满足于一知半解，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普遍地缺乏亲切而直接的认识。

以欧洲启蒙运动为例，西方的科学、哲学、史学、文学在整个启蒙时代都有突破性进展。这种发展最初限于学术思想界，但不断地扩散到全社会。正是由于这一精神基础的建立，才有18世纪末叶的西方民主革命，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即是欧洲启蒙思潮的结晶。这都是文化超越力量的证明。五四以来我们接触了西方文化的某些表面成果，如民主与科学，但理解不免流于含糊和浮泛，没有真正深入西方文化的核心。“五四时代提倡‘科学’和‘民主’始终未曾超过喊口号的阶段。对于西方科学和民主背后的文化成分一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等，我们的知识几乎是等于零。”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也只简略知道它的3个理论来源而缺少深究，对于马克思的犹太文化背景更是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对‘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其实大部分是中国旧观念的现代化装。”

余英时通过研究反思晚清至五四思想发展史上传统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对待中西文化的非理性态度后，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那么，如何调整与转化呢?余英时在学术思想的范围内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现代性格的文化重建绝不能基本上依赖于政治力量，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才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第二，政治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必须作新的调整，即不再是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关系。清明、高效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新思想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长时期的沉潜研究才能取得真实的成绩。在学术思想方面未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之前，政治方面是不会突然出现奇迹的。这正是他立志中国文化重建的思想前提，这一观念与另一位海外学者林毓生关于人文重建要提倡“比慢”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90年来，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余英时无疑是一位佼佼者，他提出的“肯定五四，超越五四”的观点，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他关于重建中国文化的思考，对我们今天从事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异域文化必须在它所进入的本土文化的整体性熔炉中受到陶冶后始能生根，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祈求，简单地把异域文化中的质素拿来为我所用，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对两种文化都是伤害。文化是需要花大气力加以建设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同时，文化又有着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临渊羡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西思想的融合、中国文化的重建需要“退而结网”的工夫，用余英时的话说，献身于中国文化重建的人必须甘于寂寞，“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