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孤本《清署经谈》概述及学术研究价值述略
时间：2021-04-18 07:53: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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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地方史志工作者最关注的是如何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搜集地方文献，寻访散存于民间的地方名士著述，想方设法让其重归故里，为挖掘、弘扬本土文化作出重要贡献。该文以柳州本土流失明刻孤本《清署经谈》为例，概述其版本回归故里之经过，并就其传承及学术研究进行略述。
[关键词] 地方文献；古籍；文献价值
1古籍中地方人士著述的文献价值
古籍即古代书籍。2007年国家首次古籍普查已明确其下限至1911年以前成书的图书称为古籍。古籍文献中不乏大量的地方文献，而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区知识的一切载体”[1]，包括地方史料、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著述。古地方文献是古代本地区知识的一切载体及其相关集合。在众多古籍中，由于受刊印数量少、流传范围小等因素限制，地方人士著述在众多书目文献中也并非都可找到，而稿本、抄本更是难得一见。其著述中不乏对本地景物的描述、地方事件的记载等。览其著述，对我们研究当时特定区域的民情、民风、民俗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明清时期柳州地方人士著述
柳州地处西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间素有“柳州少文”之说。公元815年7月柳宗元到柳州，10月修复孔庙。当时“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足见文教事业的冷落。柳宗元修复孔庙，推行教化的行为，在促进中唐时期氏族社会遗风深重的柳州地区教化过程起到积极的作用。清修《马平县志》也说：“有唐柳子厚开此邦之文教”，“建学宫，崇圣教……而乔野朴陋之风一变”。由此，柳州文风大开，宋、明、清柳州莘莘学子中，涌现不少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学者，如：明代的周琦、计宗道、戴钦、徐养正、张翀，清代的欧阳永裿、杨廷理、王拯等。这些诗人、学者都有不少著述，但本地图书馆却收藏甚少，这些流失的地方人士著述，究竟是否分藏于大陆、台湾地区及国外图书馆和其他机构、个人手中，还有待我们图书馆员进行深入挖掘。
据《柳州市志·文化志》（1991年）记载，“明代至清代柳州文人著述目录表”如表1：
柳州市图书馆通过一定的渠道，采用购买、复印、扫描的方式，目前在已知的74种古籍中已将11种回归本土，其中包括上述《柳州市志·文化志》未经提及的明代罕得一见的《清署经谈》一书。
3《清署经谈》概述
《清署经谈》为明代柳州人王启元所著。王启元，字心乾，约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年不详。王启元出生“诗书礼仪之族”，族中数代有人通过科举考试为宦，是明代柳州名门望族。其祖父王尚学、父亲王化先后考取嘉靖初年、末年进士，后在蟠龙山修建“王氏山房”供他读书。王启元于明万历年间26岁中举，在山房苦读37年，上京赶考13次，终于在明天启二年（1622）63岁时高中进士。清乾隆二十九年修《马平县志·乡贤》记有“弱冠博通经史，登万历乙酉科榜。连上公车十三次，至天启壬戌始成进士，授翰林院检讨。以老告归，犹著书不辍，其笃学如此。”获授翰林院检讨，为熹宗皇帝的史学侍从后不久，他以年老为由乞休归柳。崇祯十年（1637）徐霞客到柳州，当时王启元已作古，但徐仍慕名两次前往山房瞻仰，并记载在其游记中“……江东之南山，有楼阁高悬翠微，为黄（王）氏书馆。即壬戌会魁（会试第一名）黄（王）启元”。
3.1《清署经谈》为罕见之本
王启元的《清署经谈》从地方志书到中央文献都鲜有记载。《清署经谈》为天启三年（1623）序刊本 ，自刊行后300多年传藏。由于此书诞生后不久明朝即被清朝取代，此书在乱世中似乎“销声匿迹”，清代广西的多种通志及乾隆《柳州府志》《清署经谈》《马平县志》都没有任何记载。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编的《千顷堂书目》主要补录明代著作，上到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下至布衣文人的诗文杂著无所不包，是迄今反映明人艺文最全的目录之作。《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有“王启元，清署经谈十卷”的记载，而《清署经谈》为十六卷。由于时值清兵大举南下，江南频发战乱，许多名家珍藏版籍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可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所见并非全本，或根本未见过原书。
《千顷堂书目》一直以钞本形式广为流传，并先后得到清初朱彝尊、杭世骏诸学者的推崇和校补，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著述。之后朱彝尊编《经义考》，康熙三十八年（1699）完成三百卷。《经义考》“搜集历代解释儒家经典的书籍，注明存佚、卷数、撰人姓名，并附原书序跋、诸儒论说，或作考证，是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派别、经义和版本目录的重要参考书。”[2]《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一《群经》记录：“王氏启元，清署经谈十卷，未见”，并引录：“郑玥曰：启元字心乾，马平人，天启壬戌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搜求之广的朱氏也据《千顷堂书目》之说。《柳州市志·文化志·文学艺术》第六卷（1999年）“宋至清代柳州文人著述目录表”对王启元《清署经谈》未见提及也就不足为奇，可见《清署经谈》应是柳州古籍地方文献极其为罕见之本。
3.2《清署经谈》概貌
《清署经谈》有“池北书库”（阳文）、“光绪初归黄县王氏海西阁”（白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之记”（朱文）、“史语所考藏珍本图书记”（朱文）钤印。“池北书库”为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王士祯所用印章。清人著名金石家刘喜海《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载，“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蒋寅“历年阅读所及，见知渔洋藏书存世及经前人收藏的已有62种”。[3]可见，倾注了王士祯毕生心力的藏书绝大多数早已散落。清光绪年间，这一“孤本”已辗转被藏书家收藏。“民国二十年冬天（1931），傅孟真先生得一书于北平书市”[4]，此书收入了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转运至台湾。全书16卷，半叶9行，每行18字，近二十万字。书前有作者天启三年春自序：“先后留京二十年，其后又家居十年”乃成进士（先后在京城住了二十年，以后又在那儿安家住了十年，才考中进士）。序末落款：“天启癸亥季春朔旦，西粤马平王启元序于玉署之丽泽轩”。“玉署”为翰林院的别称，当时王启元在翰林院就职，此书应为他告老还乡前刊刻于京师。
3.3 《清署经谈》回归故里
该书回归故里纯属偶然。2003年8月，柳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接待一位来自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黄撰禧，他借放暑假之机，自费从台湾来到王启元的故乡柳州收集资料，当时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热心为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在交谈中得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王启元《清署经谈》的扫描件。这一信息让工作人员大为惊喜，经商谈，他答应回台湾后复制一份给柳州市图书馆，果然不久他将《清署经谈》复印本寄来。这部书详细地记载了王启元对古代各大经书的注解，是一部反对心学、批判“天主教”、提出要回归原始儒家经学思想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就地方文献而言又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文献价值。此书后经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影印方式出版，使这部从未见于柳州乃至广西地方文献记载的乡贤著述得以流传，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4《清署经谈》学术研究价值
王启元以毕生精力完成的《清署经谈》是明末清初儒学宗教化思想的一部较为奇特的书。明末政治变动频繁、社会矛盾激化、经济日趋封闭，加之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近代科学思想传入，人们对于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趋向的判断更多的是迷茫。而处于这一社会思潮更迭期的王启元，他在《清署经谈》一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显现出“破”与“立”的综合现象。
王启元反对陆王心学，批判“天主教”。提出要回归原始儒家的经学思想；然而他又以邵雍的“元会运世”理论作为根据，在宇宙论及本体论的论述中，时常引用宋儒的说法[5]。王启元表现出来的思想对研究晚明文人探索社会出路具有重要意义。
《清署经谈》自问世后300多年间，一直没有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民国二十年因陈受颐先生的一次偶遇并撰文，该书首次被学者研究，其后似乎又销声匿迹，直至1998年学者王泛森撰文有所提及，2003年台湾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黄撰禧撰写毕业论文专门研究。该书回归故里影印出版后，才陆续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以下是学术界对该书的研究论断撷英：
（1）“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受颐先生撰文[4]，除对《清署经谈》一书来龙去脉作了简介之外指出：他著书的宗旨，在于报国而不在于争名，然而当时的朝政、士风，哪里会注意到王氏的言论，王氏虽然有宗教的热诚，虽然有另写别篇的愿望，然亦不过空存愿望而已，并指出这是一本卫道的书，主张糅合政教以建立理想的新儒家宗教，称著者王启元的思想自成系统，不大依傍前人。陈教授认为：《清署经谈》系统整然，王启元详说重新建设一整套儒教神学，立论与宋、元以来道学家著述根本不同，其将儒教神道化、原始化；对于后世之儒批评十分严厉，对百家二氏的详论比较宽大，以为二氏百家不能僭越儒教；指斥三教汇通之说。从目前所见研究文献，陈教授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泛森先生撰文，“详细论述了明末清初出现的儒家宗教化现象， 首先谈到明万历年间的王启元以非常复杂的体系， 试图将儒家神道化， 要改儒家为宗教， 他反对天主教， 欲建立孔教 ……王启元却说孔子是上帝的代言人……”[6]。
（3）“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黄撰禧撰《王启元〈清署经谈〉在晚明思想史上的意义》[7]，接着陈、王两位先生的研究，就《清署经谈》在晚明思想史上的意义做一番讨论，以期获得结论，对阐述晚明儒学思想的演进，填补一小部分空白。
（4）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王定安撰文[8]，除引用王泛森先生《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以许三礼的告天之学为例》一文的研究学说，对儒家 “宗教性”问题的发生，指出：“王泛森注意到了， 只是没有做出断言……”。由此得出：在明清之际， “西学” 与儒家已互相激发，儒家宗教化的事实还发生了， 从那时起儒家“宗教性”就是真问题，真历史的结论。
（5）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撰文[9]，通过对王启元《清署经谈》进行剖析得出：“《清署经谈》是要确立以‘天子’‘上帝’‘孔子’为至尊的崇拜对象……列祖列宗亦应列入‘至尊’行列。作者是企图化儒学为宗教，与政治相结合，建立一个政教一体的社会。”
（6）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分院陈彦军撰文[10]，天启进士广西马平人王启元覃思二十年作《清署经谈》，目标是将儒家改造为政教合一的国教体系，其拟定的神龛，中奉天，左奉孔子，右奉明太祖。
（7）北大哲学博士郑安德撰文[11]，提出的观点是：利玛窦去世（1610年）之后约十多年，王氏在其《清署经谈》中，响应天主教的天主观，首次提出“孔教”之上帝观：天地有上下之定位、中外之位象，而握天地之大权，则惟上帝。王启元的复兴儒学以儒教的宗教化、儒教学价值取向上的原始化为特色，处处显示了受到利玛窦的启示和影响。王氏以“中国原有之上帝”为口号的神道化儒学思想可以看做是16世纪中国儒家对天主教的有力挑战后作出的思想调整。
5结语
《清署经谈》表现了晚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挣扎，作者想通过化儒学为宗教，建立一个政教一体的社会体制，以为岌岌可危的王朝寻求出路。这对我们研究晚明儒教思想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对本地方人文思想的传承及乡邦文化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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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5.
[4] 陈受颐.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跋王启元的《清署经谈》[J].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36，6（2）：133—162.
[5] 超星数字图书馆[DB/OL].[2012-12-12].http：//nlc.gov.cn.
[6] 王泛森.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以许三礼的告天之学为例[J] .新史学，1998，9（2）：89—123.
[7] 黄撰禧.王启元《清署经谈》在晚明思想史上的意义[D] .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1—119.
[8] 王定安.儒家的“宗教性”：儒教问题争论的新路径[J] .历史教学问题， 2008（4）：30—36.
[9] 吴震.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13.
[10] 陈彦军.理解儒教的途径——读葛兰言《中国人的宗教信仰》[J] .博览群书，2011（2）：15—1.
[11] 郑安德.基督徒的上帝与中国人的上帝——“陡斯”的中国名称：明末基督教神名之争[DB/OL].[2012-12-22].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