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情怀
时间：2021-04-18 07:58: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档案学研究的视角可以包含工具理性与价值情怀两个向度。当前，工具理性在档案学研究中片面发展，引发了档案实践出现一些异化，需增强由档案现象指向某些价值情怀的关注。
档案学 工具理性 价值情怀
德国哲学家康德墓碑上刻有这么一句话：“在我头上面的是灿烂的星空，在我心中的是道德律令。”这位人类伟大思想家强调的是，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坚守工具理性，也要指向价值情怀[1]。在档案学研究中，从一开始关注档案的有效形成与科学保管、相关概念的界定、学理的论证，到近现代探讨档案作为一种管理工具与真相、权益保障、记忆留存等饱含人类情感主题的关系，同样呈现一幅工具理性与价值情怀并存的图景。档案学研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情怀的统一，构成了学科研究中的两个向度。
一、工具理性的档案学研究
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注意让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2]。用今人话解释，就是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用最大化，追求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3]。档案学研究源自档案管理实践，是把档案作为一种管理工具看待的，工具理性成为了学科发展萌芽乃至中早期的主流思潮。
這突出反映在文字发明前，当时人类看待档案现象尤其关注其工具理性，诸如通过结绳记录事务，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并用不同颜色绳子表示不同的事项，古秘鲁印第安人甚至在每个市镇都设置结绳官，专门研究和管理结绳事宜。类似的精确档案记录方式还包括编贝、结珠等。文字发明后，为长期留存档案用作凭证与管理，古巴比伦的商业交易是把相关记录刻写在石板上，以石刻的经久耐用维持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防止欺诈。苏美尔文明中，庙宇对其财物的管理是通过留存票据和记账方式进行的[4]。另一方面，档案保管的场所也选择在了坚固的石室金匮，以防止溃烂与保温防潮，如中国汉代的石渠阁、兰台，西方的庙宇等。这些从取材与管理方式上理性选择档案记录载体与保管场所的做法，体现了档案学萌芽期研究活动的工具理性。
到了近现代档案学创立与发展时期，工具理性在档案学研究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如我国档案学研究，是从机关档案室开始的，目的是借助“文书档案连锁法”提高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并且这一思潮延续至今，“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档案管理学就是中国档案学的代名词”[5]。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的研究视角，即详细研究档案从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统计、编研到提供利用的整个流程的科学管理，探讨档案管理的科学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工具理性思潮在学科研究中同样广泛采纳。典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文件中心，初衷是，“文件中心是集中保管半现行文件的经济、有效的组织”[6]。到了当代，各国普遍设立专门档案机构管理档案，如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各级各类档案馆（室）、档案中介服务机构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为了管理成本最小化但效用最大化，体现工具理性思想。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解释，工具理性在档案管理实践中的采用，可以达到“精确、迅速和保密，以及保证持续性和统一性”的效果[7]。
如上所述，我们的档案学研究，一直就是在选用更合适的档案记载材料、更有效的档案保管场所、更高超的档案保护技术、更优化的档案管理流程等种种措施中进行的，体现工具理性。
归根结底，工具理性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广泛盛行，体现的是人们实用主义的哲学态度。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因为人类总体资源有限，必须“斤斤计较”，以用更少的资源、更佳的手段，实现更好的效果。这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值得倡导。但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也留存遗憾，那就是：在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背景下，人们无约束的想象力、自由精神、无理由的人文关怀有日益枯萎的倾向，人们的思考维度有枯化和固化为任何事物都唯一追求工具效用最大化的危险。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思结论就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一味地追求合理化与逻辑上的正确性，“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8]。为此，人们开始寻求其他的思考方式。
二、价值情怀的档案学研究
价值情怀是人类对某种信仰或情感的非个人功利性追求或坚守，系一种非精确计算的结果，“是对某种行为中的内在价值无条件的信仰和遵循”[9]。
档案学研究中，价值情怀的介入，根源于对学科内某些元概念或元问题的探讨，并由此引发从专业问题升华至人文意义上对某种价值情怀的追寻与坚守，它借助档案这种管理工具释放出来。
它具体源自档案学发展过程中，一些学人的经典论述引发了对某些价值情怀的关注。典型有：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要求档案人员尽可能地捍卫档案的真实性，实现了档案与事实、真相等相关人文概念的对接，由对档案实体管理的关注上升至对档案或档案活动中蕴含的这些人类美好情怀的关注；意大利档案学者安根尼奥·卡萨诺瓦认为应将档案学划分为实用档案学（即档案技术）和本来档案学（即理论档案学），前者可归为从工具理性探讨档案管理实践，后者包括对学科的尊重，以及对学科社会价值的尊重，如坚持档案记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谢伦伯格把档案定位成“文化财富”，认为档案是人类的文化瑰宝，是不可计量与精确核算的，认为人们不能用精确算计来对待档案价值；等等。
档案学研究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其出发点可能是为了科学解释某个问题，体现工具理性，如档案的属性，但其中蕴含的精神却指向了人类对某些美好情怀的无理由和无条件坚守，如上述由档案引发的对事实、真相、文化财富等的关注。事实上，从档案问题入手关注人们对这些美好价值情怀的坚守，已在实践中开始成为当今档案学研究中深层次的话题。典型如：档案在保存人类记忆中，人们开始更多呼吁关注草根阶层的记忆，它是基于档案中这样的发现“几乎看不到社会低层（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和精神历程”[10]，释放出的是对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真相关注的情怀；开始关注档案在揭露社会丑恶与腐败中的价值，要求档案用于维护社会公正、正义与良知，如特里·库克研究了档案在揭露南非社会中的种族隔离暴行，以及加拿大的血污染丑闻遮蔽事件中的作用等[11]；要求档案活动关注民生，如医疗保险、社会就业、教育公平等，提出“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的理念[12]。而现实中，人们也开始批评档案工作因片面追求工具理性而导致的一些明显违背人性或基本人文关怀的乱象，如批评要求提供档案证明“我是我”[13]“我还活着”[14]“你妈是你妈”[15]等荒谬的行为。这些乱象的背后，是只见档案不见人的假的理性，脱离了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尊重。
档案学研究中，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导致现实档案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异化，已引起一些人的警醒：“长期以来，业界过于强调档案的工具理性，在档案实践中过分追求档案管理与利用的数字化、实用化、工具化、技术化等，甚少关心使用档案的目的，甚少关注档案的人文价值。”[16]价值情怀的档案学研究开始成为学科研究的另一个向度。
档案学研究中的价值情怀，尽管其基础仍是对档案可作为工具的理性思考，但指向却是在认清档案或档案管理的本质或属性基础上，关注社会意义、价值选择，尤其是人们的生活尊严等。“而关怀的道德情感则重在理性所不能触及或无法做到的生命生活的实践领域。……关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要关怀每一个人的民生，要为最大多数人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17]也就是说，价值情怀的档案学研究，其研究重点非档案自身规律的认识，而是借助档案关注相关的社会事务，关注人们的基本生活，以及服务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实现。
三、档案学研究从工具理性拓展至价值情怀
学者陈平原在谈论学术研究时认为：“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既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18]档案学研究既要突出工具理性，也要体现价值情怀，应成为档案学人的研究本色。
尽管理性与情怀有着较大的区别，如理性展示严谨的范式，按照精确的逻辑路线思考，系一种“冷”的考量，不受情感的约束；而情怀，它释放一种“热”的温度，甚至不遵照逻辑框架，它指向人文关怀，甚至指向毫无理由的人类信仰或追求，展示出的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追求。但两者的联系更得到人们的关注，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对每一件人造物，……都只能从制造和应用该物的既定或预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如果不考虑这种意义，这样一个对象就会始终极为费解。”[19]韦伯实际讲的是，由于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有思想有价值观念的，如果不探讨事物背后对人类的某种价值意义，人类活动的存在将与一般的自然物毫无二样。由此，关注事物背后的价值情怀，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深层次问题。伯特兰·罗素也认为：“毫不掺杂其他事物的科学是不能使人满足的，人也需要有热情、艺术与宗教。”[20]为此有人认为，档案学研究中，既需要理性的专业智慧，也需要认识自身的社会存在意义[21]，讲的即是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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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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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南海网.男子为给岳父开死亡证明跑4个单位 下跪才办好. [EB/OL]. [2018-04-07] http：//henan.china.com.cn/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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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制晚报.媒体盘点比证明”你妈是你妈”还奇葩的证明. [EB/OL]. [2018-04-07] http：//news.sohu.com/20150511/n4127974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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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10.
[21]寒江.中国档案哲学初论[J].湖北档案，1988（2）：21.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学研究中心”招标课题：“同中存异：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电子文件管理策略研究”（批准号：BD 1402），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青年学者创新团队（广西边境涉外档案研究团队）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晶晶，硕士，馆员，广西民族大学档案馆；徐辛酉，博士，副研究馆员，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