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陶仓明器所反映的生死观及社会现实
时间：2021-04-18 07:58: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陶仓明器是汉代墓葬中最为常见的模型明器之一，目前所知最早的陶仓出现在西汉早期的关中汉墓中，其在东汉时开始骤然增多，并盛行全国。陶仓明器的出现是汉代“事死如事生”生死观的反映，同样也折射出汉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积累迅速的社会现实。它们既是当时土地私有制度条件下家庭财产私有化社会背景的一种直接反映，同时也表达了时人祈求在死后世界能够丰衣足食，拥有一个与生前相似的“死后生存环境”的愿望。
关键词：汉代;陶仓明器;丧葬观念
1 陶仓明器
《文选·藉田赋》李注引《月令章句》载：“谷藏曰仓，米藏曰禀。”《周礼·禀人》郑注：“藏米曰禀。”《说文·仓部》曰：“仓，谷藏也。”可见方形的仓和禀按其储藏物的不同而叫法不同，藏谷物的为仓，藏米的曰禀。结合近几年有关学者对仓和禀的界定，陶仓（房）应是平面为方形的立方体或长方体的房屋形储粮明器[1]。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陶仓明器，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出土陶仓明器，如甘肃毛家坪战国墓[2]。因此，有学者认为随葬陶仓明器应是秦人特有的葬俗之一。至西汉早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以陶仓为随葬明器的现象普遍出现，如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甚至远至南方地区的广东广州墓葬中都有发现，但此时陶仓明器仅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西汉中期以后，这种葬俗一方面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也不再仅限于高等级墓葬了，且从早期以实物原型为依据制作的模型逐渐演变为简略、小型、模式化的陶仓，有的制作精美考究且带有釉色，更多的则是灰陶质地。到东汉时期，陶仓明器已是一种全国性的随葬器物，且到东汉中晚期逐渐开始流行二层、四层甚至七层的多层仓楼[3]。
西安东郊出土的25件陶仓中有的在肩部朱书“黍粟”“小麦”等字，说明这一时期对于粮食谷物的储存已开始选用不同结构的粮仓[4]。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陶仓，盖顶上立一振翅陶鸟，可见那时粮仓上常有鸟雀啄食稻谷，解决的办法是用竹蔑编成网隔在风窗上。河南焦作东汉墓中出土的彩绘陶仓楼，前有院落，后为四层仓楼。随葬模型陶仓明器的葬俗从汉代开始在地域和空间上迅速扩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丧葬习俗，一方面与这一时期“事死如事生”的特殊葬俗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无关系。因此，对于出土陶仓明器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丧葬观念的变化，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丧葬观念发生转变的社会根源所在。
2 陶仓明器与汉代丧葬观念的变化
孔子尝曰：“未知生，焉知死？”如孔子所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生的问题的关注往往远胜于对死的问题的追问。因此，先秦时期大为发展升仙不老的思想，到两汉时期更为盛行，求仙蔚然成风。但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死亡和死后世界的关注从未因根深蒂固的“重生”观念而被忽视。尤其到了两汉时期，死亡和死后世界似乎比生更受世人关注，厚葬之风风靡一时。但这种对于死亡和死后世界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先秦以来儒道两家“重生”观念的延续所致。在中国思想史上，“重生”的观念由来已久，儒家和道家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生的重要性。对生的重视和追求，自然会引发人们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以至于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为世人追求化身仙境服务的特殊群体——方士。方士们抓住世人普遍追求长生不死的心理，以能帮助世人长生不死诱惑世人。但事实证明寿比松、乔已绝非易事，更不用说长生，尤其像李少君这样一个一再保证他人不死的广为人知的仙人自己却死了。除传说中刘安、王子乔等数人不死升天外，所见所闻的常人没有谁会不死，这一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使不少人在渴望不死成仙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期望自己能够化身仙境，另一方面又对成仙表现出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逐渐开始接受死亡的现实。但并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点，而是把死亡看成是生的延续，如此一想死亡倒并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可怕事情。因而曹丕诗云：“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
接受死亡并不代表就对死后世界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古人有“魂归泰山”或“魂归蒿里”的说法，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的具体认识在佛教传入以前并未形成。因此在没有为死者寻找到一个更为理想的死后世界之前，和现实世界一样的死后世界并非是不可以接受的。出于这一认识，人们在营建死后世界的时候才会去模仿生前世界，把在生前世界能够用到的东西一一摆放进了墓室中。墓室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的把各类生活用具都制备齐全，人们选择了将生前用具缩小比例做成模型器具放进墓室，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能在汉墓中看到如此众多的以陶仓为代表的模型明器最为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陶仓明器既是当时土地私有制度条件下家庭财产私有化社会背景的一种直接反映，同时也表达了时人祈求在死后世界能够丰衣足食，拥有一个与生前相似的“死后生存环境”的愿望。
3 陶仓明器折射出的社会发展
《盐铁论·水旱》指出，铁农具是“器用便利，则用力少得功多”[5]。早在秦时期，由于铁质生产工具的使用和耕作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为后世汉代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到了汉代更是设置主管铁器或售卖铁器的铁官，铁质工具的使用更加普遍，耕作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加之汉初修养生息的政策，如多次降低田亩税，十五税一、三十税一，还曾有全年不收税的记录，到了汉武帝继位初期已经积累了极大的社会财富。《汉书》载：“至武帝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旧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6]东汉时期，在汉明帝之前社会基本仍是“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牛马被野”[7]。史书记载虽不乏夸张溢美之处，但应该说还是反映了基本的社会现实。汉代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速度是以往所不见的，汉墓中大量出土的模型陶仓即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大量粮仓的兴建说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社会开始有了余粮，因为有了储备余粮的需要才有了各式各样粮仓的出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吃饱穿暖被认为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但也是最基本、最基础的需求。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也正是因为这种物质财富的迅速发展，才让人们得以有能力和机会去思索死后世界，为自己营建死后的居所，以至于出现“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8]“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9]的社会现象。如西安白家口23、24、25号汉墓出土的陶仓内尚有粮食遗迹[10]，足见当时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从出土陶仓实物和题字看，汉代粮食品种已经包括了小麦、水稻、粟、高粱、大豆、薏米等，那么如何储存这些不同种类的粮食作物，相信这就是秦汉时期粮仓建筑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以甘肃河西地区为例，作为当时汉代对外防御和交往的第一道关口和边陲之地，河西地區的汉墓中同样出土了大量的陶仓明器，直到魏晋时期，河西墓葬也有大量陶仓出土。同样，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仓也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社会现实。
东汉时期大量陶仓明器的出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当时社会土地兼并盛行，出现越来越多依附于地主庄园的无地农民。因此，在东汉时期等级较高的墓葬中，我们经常还能看到伴随陶仓明器出土的陶质男女仆人俑。此外，与早期陶仓明器仅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出现不同，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末期，在一些等级较低的墓葬中同样出土了陶仓明器，说明这一时期陶仓明器不仅仅是个人财富的象征，同样也成为社会底层人们期许在死后世界能够丰衣足食的一种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徐寿群.仓、囷与“筒腹罐”之界说[J].江汉考古，1995（1）：66-67.
[2]赵化成，宋涛.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7（3）：359-396.
[3]吴晓阳.秦汉墓葬中随葬陶仓、囷现象浅析[J].古今农业，2012（2）：43-45.
[4]步雁.关中地区秦汉陶仓初探[D].西安：西北大学，2008.
[5]（西汉）桓宽.盐铁论·水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9]范晔.后汉书·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吴汝祚，胡谦盈.宝鸡和西安附近考古发掘简报[J].考古通讯，195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