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和未趋同社会主义的矜持
时间：2021-04-18 07:59: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启超自流亡日本后对社会主义进行学术思想上的介绍和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尽管对社会主义形制表达了很高敬意和愿景，但他却最终没有趋同或坚定社会主义信仰，而是坚守了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这种矜持的原因很复杂，既有自身的思想认识差距，也有现实条件的局限性。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成果，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仍有相当积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观；未趋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传播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8）09-0035-08
梁启超（1873—1929）学贯中西，著述宏浩，亦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其政体改革思想在近代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更深层次而言，梁启超在政学两界始终未能独当一面的情势，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见解具有鲜明的输入特征。梁启超始终是具体时代之人物，他输入西学过程有四大时期，即以康有为为中介的戊戌维新前后、以日本书籍为中介的流亡日本时期、以实地见闻为中介的旅美时期、摇摆于书斋与官场之间的返归故土时期。① 而且，“梁启超在输入‘新学’时，只要是有用的，抓到什么便是什么，并没有什么原理原则、经常说到‘梁启超式的输入’，这是很恰当的形容。”② 同样不能否认“梁启超式的输出”，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无冕使者，“先生学术之博大宏伟，已人所共知，其经世之功，则戊戌之变（百日维新）、云南（护国）之役、（马厂声讨）复辟之战，则其丰功伟业尤昭昭于世者也。先生遇人以诚，感人尤深，有朱竹君、阮芸台之遗风，自开办时务学堂，以至教授清华国学院，成才甚众，前者已均为社会有用之人才，而后者方共勉焉。然先生向学之志，自幼迄老，孳孳不倦，尝云‘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其迈往之风，有非寻常人所可及者，盖有变风易俗之功，开创文化之力，自清末光绪之季，以迄挽近三四十年，大凡读书之人，无不被其教化，受其响应（影响）者，可谓伟已！”③ 因此，纵观其一生的政治、文化生活，梁启超有着“多变”与“善变”交错的毁誉，也有着梁启超式输入的各种政治信条和思想文化的异彩纷呈，更有着他甄别而来的同人同事的前后左右之不同，杂糅在一起。在目的与手段、近期与远期、个人与群体、国别与世界之间，梁启超显露出远近高低各不同而又相同的形象或影子。“各不同”众说纷纭，而“又相同”则是梁启超的灵魂和精神所在。探討梁启超晚年在社会主义传播和文化比较中的立场或主张，同样能够彰显出他的爱国主义与救国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而这些同样也是梁启超“形散而神不散”的最深厚的人格境界和文化底蕴。
一
在民国初年的偃息政坛而沉潜学问的过程中，梁启超还极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并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观，但他却最终没有皈依它，而是搁置了它。这种矜持，不仅是中国历史情境的必然，也是梁启超改良思想的固有结论。马克思曾说过：每个人、每种思想都是受到以往社会的影响产生的，都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④ 显然，解决问题不能只从精神中、到抽象里去找，更应从历史背景出发、从个人及其思想的社会实际出发，才能发现真正的答案。梁启超矜持地搁置了社会主义，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很有探究的历史价值。
首先，梁启超天真而想当然地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混为一谈，视为等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就提到：“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⑤ 可见，他已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大同”理想了。时隔十余年后，一战使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大白于天下。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它的一声炮响不仅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梁启超也以高涨的热情关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赞赏和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及其苏维埃运动，认为“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⑥ 梁启超随后继续关注社会主义及其运动的发展，并广为宣传。不过好景不长，几年后他便放弃了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情，近乎一百八十度转弯，而搁置了对西方文化的照搬照抄的移植，贯注于对中国优良传统的应时之用。
其次，梁启超主张在现存国体下的和平与渐进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而社会主义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充满着暴力和斗争，这与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和实现方式格格不入。1903年正月出发，十月返回的美洲游历期间和其后，梁启超开始认真探讨和评价社会主义及其能否植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刚抵达美国不久，梁启超接受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编辑哈利逊氏访问，得到“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⑦ 的建议，哈氏还向梁启超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境况，且赠有社会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和丛报，都使得梁启超获知了全球社会党成员正呈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主义在不及10年的时间内将成为全球政治界的第一大势力等信息。随后在考察期间，他还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不少接触，这在次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有所证实。⑧ 然而，尽管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问题”，并认为日趋健全的国家社会主义“采用者甚多”。但是，他非常迷信于递级的社会进步而心系改革，对极端的破坏行为不感兴趣，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并非完全接受，进而认为极端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可行”：“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应顺应中国的现实情况，否则“其流弊将不可胜言”。⑨
最后，舶来品的西方社会主义确实繁复错综，令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先进中国人都难以甄别明断，遑论有效地推行了。众所周知，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纷纷涌现，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军阀、政客、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染上社会主义色彩后加以宣传。当时，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经济侵略卷土重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纷纷倒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普遍希望出现一个幸福安乐的社会主义社会。饱经战乱的人们，更希望通过不流血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借资本主义为过渡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