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创设图书出版恩格尔系数
时间：2021-10-26 09:43: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经过大量的调查计算首先提出的。进入20世纪以来，恩格尔系数（尤指食品占整个家庭支出的比率）常被用来衡量或评价某个国家居民富裕或家庭现代化的程度。食品在整个开支中所占比率越大，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这个国家或居民的贫困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恩格尔系数也被称为“恩格尔定律”，“恩格尔曲线”。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恩格尔系数”常被用来描绘国民收入与家庭支出之间此消彼长变化的情况。恩格尔系数是说，随着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①每个家庭用在食品方面支出的比率将会逐步下降；②用在衣服方面的支出比率将会保持稳中有降；③用在住房、汽车方面的消费将会稳步上升；④用在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支出将会快速增长；⑤家庭储蓄也会快速增长。
关于图书出版的“恩格尔系数”
图书出版作为一种产业，应走市场发展道路，这是大势所趋的方向。图书出版走市场发展道路究竟走的怎么样，图书出版的市场程度究竟有多高，也需要有一个指标来衡量。这个指标我们也可称为图书出版的“恩格尔系数”。图书出版的“市场”与“计划”相对而言。“计划性图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我们整个出版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础、生命线和衣食所依，因此，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计划性”图书，更直白地说，“计划性”教材，半计划性的教辅，加上一般图书中的教辅图书部分，在我们整个行业的印张、册数、码洋、利润中所占比率有多大，就成为衡量中国图书出版市场程度高与下，中国图书出版能否真正自养自立、做大做强的重要标志了。“计划性”、半计划性的教材教辅在整个图书出版结构中所占比率越高，即图书出版的“恩格尔系数”越高，说明我们的市场程度越低；反之，所占比率越小，说明我们图书出版的市场程度提高了。同时，按照“恩格尔系数”的理论阐释，可以反证我们国家慢慢富裕起来了，城乡居民的口袋中有钱了。
这里不妨援引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发行的有关数据来做一线性的对比分析。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权威资料，1999年我国图书总销售73.3亿册，总码洋355亿元，人均购书5.82册，人均花费28.2元；其中有38.08亿册是课本，这部分码洋约占200亿元；2000年全国图书总销售68亿册，销售码洋364.76亿元，人均购书5.55册，人均消费29.77元；其中有35.6亿册是课本，这部分的总码洋占180.81亿元；2001年我国图书总销售69.25亿册，总码洋408.49亿元，人均购书5.43册，人均消费32.01元，其中37.25亿册是课本，这部分码洋占到169.11亿元。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2000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总数为143376种，其中文化教育类图书占58513种（包括课本）,这部分的总印数达到53.9671亿册,总码洋达262.8373亿元。文化教育一类即分别占总品种的41.41%,占总印数的86.63%,占总码洋的62.01%。2001年全国出版图书总数为154526种,文化、教育、科学、体育一类占61174种，这部分的总印数达52.095亿册，分别占总品种数的39.59%，占总印数82.56%。而2001年是全国中小学生“减负”力度较大的一年，同时也是图书出版社会科学、少儿读物、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类图书销售上涨幅度较大的一年。从这一组数字的比较中已经可以看出，计划性教材占了整个图书出版的相当比重，若再对比国外情况，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
1999年美国图书销售240.2亿美元，人均购书11册，人均消费93美元，折合人民币800多元；最近几年日本人均年购书达11册，人均花费约50美元;法国人均年购书达122美元，北欧的某个国家人均年购书超过20册。这些发达国家，他们计算统计的方法，是没有把中小学教材教辅包括在内的。根据一般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人均购书达到7册，才算达到小康水平。由此可知我国城乡居民的整体经济状况与图书消费离小康标准尚有不小的差距。
降低出版“恩格尔系数”的走向
要降低中国出版依赖教材教辅的“恩格尔系数”，应下力气推进图书出版的市场发展进程——即在坚持出版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政治任务，使出版规模、出版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让图书的市场发展这部分迅速膨胀起来，强大起来，比例逐渐加大；而计划、半计划那一部分图书自然缩水，逐渐减磅，比例越来越小，直到计划、半计划图书只占图书出版整体当中较为适当的一小部分，而支撑我们出版业的市场图书成为整个行业册数、码洋、利润的强大根基。为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1．整个业界思想一致，认识明确，行动有力
教材教辅的出版是中国出版肌体上最为特殊的一个部分。根据国际出版惯例，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的提高，如果说国家对教材教辅如何处置、如何运作尚待时日，但“限价”→“限利”→“微利”→“成本价供给”→“免费发放”的思路则是一种普遍而明确的趋势。面对这一大的形势，出版界确实应该醒而崛起，愤而努力，退而结网，置之死地而后生，利用多年来打下的基础，大力开发面向市场的一般图书，塑造品牌，抢占市场，快速提高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将我们的经营重心、工作重点、考核指标转移到市场发展上来，此为上策。紧紧抓住目前还有的计划、半计划图书，全力以赴，全情投入，能守一季做一季，能挣多少赚多少；市场图书怎么折腾也不灵，既无热情更无办法，既费精力又伤自尊，有它无它无所谓，死马且当活马医，此为中策；眼看“计划”一天天减少，忽喇喇“大厦”将倾，ＷＴＯ又来，回顾茫然，内心惶惑。或买卖书号，体外循环，自掘坟墓，自毁江山；或分光吃净，“晚餐”凄凉，“我”无所谓，无赖行状，此为下策。我们当然要行上策，走上道，真正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2．实实在在做品牌，全力以赴走市场
市场经济会伴随着过剩经济，图书市场也不例外。自1998年以来，图书市场过剩经济的特点已显露无遗。图书过剩就要靠品牌，做营销，这也是铁律。没有品牌，你的书再好，在图书过剩的压力下，你的书就难以上架，你就很难打开市场，自然就不为读者所知，这也是一个怪圈。图书作为品牌，一般有四个层次：一是作者品牌，如王力、许国璋、余秋雨、金庸、莎士比亚、霍金等即是；二是单本书品牌，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十万个为什么》、《围城》、《哈利·波特》；三是系列书（一类书）品牌，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艺术生活丛书，科学与人文，哲人石，第一推动，三思文库，中国学生作文大全等，随着这些系列品牌图书的畅销，进而奠定了出版社在某一类书或某一板块上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四是出版社品牌，出版社作为一类书或一个完整的图书品牌已被广大读者认可，如商务、三联、中华、外研等社即是如此。在品牌建设或市场拓展上，我们后来者首先要力求有所建树，通过品牌作者、品牌书、系列品牌书、品牌出版社的发展思路，踏实做事，逐步提高。
3．大力进军未知领域，填补空白，提倡创新，积极开拓细分市场
全世界每年出版新书约50万种，我国每年新出图书约9万种，占1/5强；但是国外一般规模的书店，陈列品种在20～40万种，大型书店则在80～100万种，而我国最大的西单图书大厦和上海书城，长年陈列品种一般在20万种左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每年新书品种虽然多，但有相当部分是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的，因而导致新华书店同类品种只能“三选其一”，“十选其一”；另一方面说明我们仍有大量的学术空间尚待填补，出版难仍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出版界应当在探求未知、填补空白、提倡创新方面着力而为，有意在那些尖端、新生、冷僻、弱势领域精耕细作，培育新苗；第三，细分市场有待进一步发掘。现代社会和现代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细分化、专业化趋势的强化和凸显。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为市场细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可能。图书出版顺势而为，为满足人们更为丰富、更为细致、更为个性化的要求，图书市场细分成了我们扩大市场容量的重要方法。
同时我认为，降低中国出版“恩格尔系数”的办法很多，决不会止此三途，只是觉得此三者比较接近实际又容易为大家做到，故在此提出与诸位共勉。
开局好而路漫漫
如果能够客观分析中国出版近两三年的变化趋势，可以不无欣喜地看到，中国图书出版正坚定不移地沿着产业化的市场发展方向，健康而正确的道路向前迈进。依赖计划、半计划的文教图书的总品种数，从1999年的44.38%，降至2000年的41.41%，再降至2001年的39.59%，总印数也从86.63%，降至82.56%，说明管理部门和行业内部“转型”“改制”的力度很大，决心很大，成效显著，居功至伟。在出版总量、出版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且稍有增长的前提下，有关部门毫不吝惜地减掉一些带有浓重计划色彩的、低水平重复的教辅品种，首先说明认识一致，行动坚决，措施得力，成果突出。减掉这一块，不是说说就容易做到的，对许多经营单位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割股挖肉，剔皮伤筋。因为，在这些品种的背后，支撑的不仅仅是册数、码洋，更有“白花花的银子”（利润），而这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最难以割舍和放弃的。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文化、科学、教育、体育一类图书销售总册数从86.63%降到82.56%（2000年至2001年，一年下降4个百分点），说明其他21个大类的图书，在这一年中其市场份额上涨了4个百分点，上涨幅度可谓不小，说明出版市场图书的力度加大了，份额提升了，竞争力提高了，这是令人感到高兴的。这个提升，不仅反映在经济类、艺术类图书一年新增品种1千册以上（经济类图书2000年出版总数为9107种，其中新版6751种，2001年总数达到10469种，新版7708种；艺术类图书2000年出版总数7577种，其中新版5389种，2001年总数达到9765种，新版6672种），而且反映在2001年同比销售额上，社会科学上涨32.18%，少儿图书上涨21.97%，文学艺术上涨10.46%，科学技术上涨10.15%等，这均是业界上下努力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然而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出版“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仅仅依靠出版界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客观地说，中国出版如此高的“恩格尔系数”是与中国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与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适应的，更与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全国居民的文化素质以及所处时代环境和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相适应的。一个国家整体上综合国力不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很低，大部分人刚及温饱甚或一部分人还未解决温饱，你要他在“图书”上花多少钱，你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再降低所谓的“恩格尔系数”，显然有些奢侈而残忍。只有等中国的人均gdp上升到了若干千美元，只有中国人的口袋中除了吃饭穿衣这样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还有余钱要去消费，这时你只要稍加指点或引导，其实是不难提高人均购书码洋的，也不难降低文中一再提及的“恩格尔系数”。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虽然号称文明古国，但“文明”的主体实际上只是在一小部分所谓的读书人（古时称之谓“士”）之间世世传承，发扬、光大，中国的文明、文化实际上离普通老百姓很是遥远。因此，要在中国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几千年来只知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群氓”和“皂隶”们中间培育文明、文化的基因，困难也可想而知。
在中国大地上，当一座座希望小学拔地而起的同时，更有一大批适龄儿童辍学罢校，走上流浪社会的“挣钱”道路；还有一些家庭，父母每日无所事事，赌博搓麻，而把读书求知、成龙变凤的希望寄托在儿女们身上。在如此的社会基础上，要提高图书的覆盖率，要让读书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变成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显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在呼吁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倡导读书求知蔚成风气、好学不倦深入人心的同时，更应该大力提倡全社会、全民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知识升值和文艺复兴。如此，所倡导的读书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样，出版业界所企盼与追求的提高图书市场水平，降低图书出版“恩格尔系数”才有希望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