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的保护与创新
时间：2021-11-14 15:38: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古建筑保护困难重重
绵延万里的秦汉长城、恢弘壮丽的汉唐宫阙当年究竟是何等气势？像绝大多数中国古老建筑一样，它们如今只留下一道道夯土或一堆堆台基，人们只能依据故纸堆中的文字徒然费力想象。
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现存古老建筑的数量和漫长的历史惊人地不成比例：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建于公元８５７年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最著名的山西应氏木塔建于公元１０５６年。在中国历史上见于文字记载的建筑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比例极低，今天依然能够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数。随着大量西方风格的摩天大楼、住宅社区日益遍地开花，如何保护古老建筑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葛剑雄近日撰文指出，保护古建筑是中国自古以来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古建筑保护依然困难重重。
中国为什么没有更古、更多的古建筑？葛剑雄给出了三个解答。
首先，世界上得以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或者比较完整的遗迹几乎都是使用石料建筑的，而中国古建筑几乎全都是土木或者砖木结构，即使侥幸免于虫蛀鼠啮，也难以经受气候和时间的考验，不少画栋雕梁都在无名火灾中灰飞湮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兴起伴随着优越的地理环境，一般都有茂密的森林便于建筑取材。因此，明清时期在北京建造或修理宫殿陵墓和寺庙时，尽管北方已经没有合用的木材，仍然不惜代价从云南、四川运送巨大的木材。
其次，中国先民对待古建筑的态度一向是追求“整旧如新”而不是“整旧如旧”，每一次整修都不是局部修缮而是整体重建，造成了对古建筑的一次次破坏。著名的岳阳楼虽然最早建于公元７１６年，但是唐代的韵味早已荡然无存。不少古老建筑不论其始建朝代如何迥异，最后往往都变成明清建筑式样，甚至上个世纪的面目。
中国建筑过于重视礼仪性、政治性、公共性作用，而不考虑居住的舒适程度，不符合现代居家的理念。在古代中国，即使在私人住宅中，用于家庭或家族祭祀、礼仪的大厅、家庙祠堂往往都占据建筑的主体，标准较高，而卧室等私人空间往往阴暗狭小，居住条件很差。中国人从清朝开始就已经抛弃了传统建筑：晚清的上海官绅无不居住新式住宅，民国在天津和青岛的前清遗老也都住洋房别墅。
在中国，古建筑的保护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无论是保护四合院、徽派建筑、石库门、吊脚楼、土楼还是窑洞，似乎都存在着相同的困难。
保护老建筑的一个关键是资金问题，在各地方政府近来纷纷制定出台的保护性政策措施中，大多将该建筑群的旅游收入抽取一定比例，作为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这样一来，为数不多的老建筑作为奇货可居的旅游资源，又面临着过热的旅游开发带来的伤害。
更大的矛盾是如何安置这些“千年古村、百年老屋”中现存的大量住户，确定住户对老建筑保护应尽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监督住户在对建筑实行现代化改造时不对历史建筑造成破坏。在上海，现存“石库门民居”约３０００万平方米，而确定为保护对象的就占其中１／３，牵涉到相当数量的居民，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不少矛盾纠纷。
葛剑雄认为，对古建筑保护的历史遗憾应该充分镜鉴。首先，对现存古建筑一定要坚持“整旧如旧”，只能尽力使其延年益寿，不要伤筋动骨。其次，是要意识到那些绝大部分已经不适应现代人使用，任何人都不应该片面强调它在历史上的价值而要求人们耐心地居住其中。他说，只有正视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中国为数不多、年代不太久远的古建筑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不至于消失在建设性保护性的破坏之中。
中国古建筑与古城镇保护的三个阶段
回顾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在古建筑和古城镇的保护方面，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个里程碑。
一我国对文物的保护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但把古建筑列入文物保护的范畴，还仅仅开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建筑保护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说是古建筑保护的第一个阶段，也可称为第一个里程碑。
很长一个时期，文物被称为古董、骨董，往往指的是金石、陶瓷，书画、雕塑、玉器、印章、书简等，常常作为封建帝王、士大夫及文入墨客欣赏、把玩之物。而古建筑被认为是工匠粗鲁之事，不入者流，当然也就是不能列入文物，更不谈不上注意加以保护了。历史上，除清朝等个别封建统治者在改朝换代之时，把前朝皇宫作为物质实体加以利用之外，大多都把前朝宫殿付之一炬。我国古代一些寺观、坛庙等宗教建筑得以留存的根本原因在于保神、保佛、保教，其本意并不是保护建筑。正在出于这样的目的，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古代寺观建筑被信徒和僧侣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为名改造得面目全非，损坏了建筑和塑像的历史价值，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和遗憾。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保护古建筑的出发点和性质都是不同的。我们所要保护的是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劳动人民的智慧性创造。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举入侵，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来到中国，他们抱着各种目的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测绘、照相等调查与研究，并出版书刊和举办展览，以中国古老建筑文化的“救世主”自居。我国的一些开明人士、专家学者挺身而出，呼吁我国的古建筑与其他宝贵文化遗产一样，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出版，并发扬光大。于是，由朱启钤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并由梁思成、刘敦帧等相继主持工作，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法式”（即形式和结构）和文献方面的实地调研和考证。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揭示出我国古建筑在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巨大价值，同时进行广泛宣传，唤起社会各界对古建筑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针对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工作，提出了要“保持其历史原貌”的保护原则，要求按照古建筑建造时的原貌加以维修与恢复，达到以科学的方法保护文物建筑的目的。这在古建筑保护史上可以说是开创之功、奠基之功。
在历次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名单中，古建筑所占的比重最大，对其维修的任务也相当繁重。
二1982年2月，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和公布，是我国古建筑保护的第二次重大发展，也可称为第二个里程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实施，是文物保护工作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就广义建筑学而言，城市和村镇本来属于一个范畴。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之初称为“营建学系”，其中“营”字就包含了城市规划的内容。著名的《周礼•考工记》一书中所述“匠人营国”，指的就是城市规划。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共中央请梁思成等专家编制并向解放军部队发放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要求在解放战争中，注意对全国和各地文物建筑的保护，特别强调必须把北平作为古城全部加以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北京古城作为文物全面加以保护工作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致造成对古城风貌的破坏，绝大部分城墙、城楼市楼、牌楼等被陆续拆除。更为严重的是，受极“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文革”期间，城市规划曾一度被废弃，对文物古建筑损毁的严重程度也达到了极至。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我国的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文物保护和国外保护文物古建筑的经验都受到了重视，有关部门逐步认识到，在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两个方面必须紧密配合，才能两全其美、相得益彰、互为补益。否则，要么城市建设受到阻碍，要么文物古迹遭遇受损害，其结果是互相矛盾，两败俱伤。
之所以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必须同时考虑，是因为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这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特别是珍贵的古建筑文物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城市规划的内容，是不能轻易废弃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才能处理好保护与建设的关系，做到两者兼顾？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保护纳入城市规划之中，把古建筑文物、古城格局、风貌等作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组成部分。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同时参考国外的经验，我国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提出了把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的思路，并很快被国家主管部门采纳。由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管理总局提出了有关对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报告和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经国务院审定后予以公布。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不仅把古建筑文物的保护更好地纳入城市建设的范围，而且打破了单个文物保护的界限，可更好地从整体上考虑和把握这些文物古建筑之间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风貌。
三1986年，以经济学界为主倡导的“历史文化名城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可以说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的第三次重大发展。从此，我们开始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综合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这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包括文物古建筑）保护、规划、建设等的一次重大意义的突破。
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更为重要。形成历史文化名城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游乐等各个方面。由于经济发展而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也很多，就是由于其他因素形成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离不开经济这个基础，也必须重视经济的发展。今天，虽然北京的城市性质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突出地提出来，但同时也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历史文化名城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
在确定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之时，有关专家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要有悠久的历史或有特殊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革命史或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其二，要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就是要有丰富的文物古迹或革命遗址和文物；其三，要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内容，如诗歌、曲艺、戏剧、工艺美术、土特名产、风味食品、民俗风情等等；其四，城镇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并不断发展，今后也应当是向前发展的。只有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城市，才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
之所以对历史文化名城提出仍在使用与发展的条件和要求，是因为我国古代有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繁华一时或相当长时期一直兴盛的城市，现在己经成了废墟，如西周丰、镐，易县燕下都，辽中京、上京、凤阳明中都等。城市久己废弃，遗址埋藏地下，只能作为为遗址保存，而不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加以保护了。
正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仍是使用并将持续发展着的城市，那么它的经济和社会也必然是要生存着、发展着的。社会在前进，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居民们的生活也要不断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经济的发展历史文化名城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而我们的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工作者，往往更多地从形体环境方面研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仅有这部分内容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经济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是外行，这对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工作者来说不能不说是
一个极大的缺撼，如不研究城市的经济问题，也就很难保证历史文化名城得到全面发展。
这次由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发起的对历史文化名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不仅在我国是一次创举，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研究的一件大事，称之为文物古建筑保护的第三次飞跃，或第三个里程碑，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为什么要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专门的研究呢？因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发展与一般的新城市经济发展不一样，历史文化名城必须要在保护原有文物古迹、城市风貌、名胜风景、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去发展。控制一些不适合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建设项目，发展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经济建设项目，才能使保护与新建、继承与发展两全其美，相得益彰。至于如何限制和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繁重的研究课题，将有待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共同来研究了。
中国古建筑的创新（典范：上海“新天地”）
其实在中国这座古老的国度，每天会有许多古建筑因为城市的建造、因年代久远无力修复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如何保护好古建筑？如何留住中国城市的历史文化？闻名海内外的“新天地”模式或许会提供一些启示。
当城市发展之源、文脉之根的旧城区或历史文化街区纷纷被推倒、折平，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毫无特色的现代楼宇的时候，我们除了指责现房地产商是城市文化历史的破坏者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作为上海“新天地”的缔造者，罗康瑞说：“上海‘新天地’是在对古库门老居民建筑‘整旧如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城市新景观，建筑的外表保留了上海近代生活的特征——石库门，内部由按二十一世纪都市人的生活方式、节秦和情感要求打造的。如今的上海‘新天地’，外国人看了觉得很中国化，我们中国人看了觉得很洋派，所纪大的人感到怀旧，年轻人觉得时尚，每个人都可以在新天地里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
“老房子不是包袱，是财富，城市里的老房子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是城市的价值，要保留老房子的特征，又按现代人的要求对它进行改造，让老房子的价值体现出来，并得到提升。”罗康瑞认为，这就要创新，要用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手段，去保护老房子。
从上海“新天地”到“西湖天地”到“重庆天地新城”、“创智天地”，再到未来的永清片“武汉新天地”，“新天地”现在正走向全国。罗康瑞说，上海“新天地”这个项目已成为哈佛大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海外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古建筑改造的一个成功典范。
一般的古建筑如果只是单纯的保护下来，并没有多少意义；时间久了，好不容易保护下来的几年的古建筑就会被子大家遗忘，失去它的价值。“为什么上海‘新天地’有那么多人要去看，有个上海朋友告诉我，他一天要去两三次，那是因为‘新天地’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罗康瑞认为，这就是“新天地”的成功之处。
眼下，“新天地”三个字已成为时尚与怀旧的代名词。罗康瑞说，在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在抄袭上海“新天地”，这一点令他反感，大家都可以做“新天地”但不要简单抄袭。
“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例如重庆有山城文化，山脉的小村落就是它的特色。做‘新天地’的时候，要尊重每座城市的文化。”罗康瑞如是强调。
其实每个“新天地”都是不同的，西湖“新天地”就和上海“新天地”不同，上海是海派文化，杭州有西湖是水文化，是一座休闲城市，所在做西湖“新天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要素融了进去。只有这样的“新天地”才能保持每座城市本身的历史文化，留住这座城市的记忆。
总结
中国古建筑要在保留其特性的基础上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就像“新天地”一样，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要让“国人看了觉得很中国化，我们中国人看了觉得很洋派，所纪大的人感到怀旧，年轻人觉得时尚，每个人都可以在新天地里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那才叫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发展。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古建筑通通都放到博物馆里供起来，我们保护古建筑的意义是保护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成果，保护中国华夏千年的文化传统，然后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就像我们希望后代人会尊重我们现代的文明样的，古代的劳动人民也同样希望他们的作品能流芳百世。但这个世界是迅速发展的，我们不可能在前代人的思想上停留，只有取他们的精华，然后再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东西，中国的建筑业才会日新月异。这是我所认为的，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共识。
